曲江大会年盛一年
翻开古籍就会看到，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过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土子（文人）狂欢舔肆的时代，一个诗人高吟长啸的时代，一个骚人斐霞流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整个民族把文星才子捧为金闪玉错的皇冠，诗人成了皇冠上辉光四射的明珠。这个时代就是大唐帝国。
夜幕降临龙首塘，大唐的都城长安一百零九坊建筑如同大海上突然凝冻的排浪，肤坐在百坊中的皇城，似做法的师祖，静静地等待着日神自渺远的仙山在临。万籁俱寂中承天门响起第一声辈鼓，继之而来的是六街鼓巨大的震响。亚赛春雷滚动，宫门，城门，坊门，一扇扇打开……这是唐帝国一个普通的黎明，是一只大于笔写下的五彩斑斓的图画。霎时，霓彩璀瑰，光芒四射，照亮了千千万万子民的心胸。
最令人瞩目的，是唐代的开科取士，习惯称为科举。科举，兴起于隋大业年间，盛行于唐贞观、永徽之际。武则天秉政时推崇文章，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鸪的”。唐代科举常年定期考选的有许多科目，如秀才、明经、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唯有进士科最受推重，声望最高。
唐代推重进士，集中表现在发榜后的曲江大会上。位于长安城的东南隅的曲江，是花卉环绕烟水明媚的风景区，周围有紫云楼、芙蓉院、杏园、慈恩寺等名胜。每年新进士登第，赐宴于此。曲江大会，长安万人空巷，举国轰动，常常从上巳节（兰月兰）一直闹腾到初夏大忙。应该说是古代文人最漫长最隆重的狂欢节了。
曲江大会是新进士贺喜的诗酒文宴，它包罗万象，可以说从发榜那一刻起，大会就已经开始，钟鼓骤响，金榜张于礼部南院，人称南宫告捷。榜头竖贴四张黄纸，俗称金榜，上面用淡墨书写“礼部贡院”四个大字。新进士如同几十颗豪光四射的新星，跃上了大唐帝国的天空。狂喜的波浪从京都推向各州各县，同时主持曲江大会的进士团也紧张地活动起来了。所谓进士团，则是筹备和组织曲江大会的机构，纯属民间组织。为首的名团司，类似乡间的大佬执。成员多达百人，各有分工，发榜的同时，进士团在座主（主考）府第附近租赁宅院，名期集院。团司与新进士每日到期集院集合，布置曲江大会的各个项目。首先一项是拜座主，又叫谢恩，状元带领进士到主考官府第谢拔举之恩。拜座主并不是一次，直到座主坚辞才可作罢。接下来是渴宰相，又叫过堂，座主带队，在尚书省政事堂向宰相致谢礼。过堂后还要到舍人院拜渴中书舍人。繁文挥节如同晋身的阶梯，一步步把新进士送上帝国统治集团的高层，给他们头上加了一道道神圣的灵光圈。“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在一般人眼中，新进士成了神仙。
曲江大会宴集繁多，各有特定的意义和专名，如大相识、小相识、闻喜宴、月灯宴、牡丹宴、看佛牙、关宴等。这些宴集以闻喜宴最为常见，它是士子们同乐的宴会，有恭贺高第的意思。在这大大小小的游宴中，杏园探花宴最使新进士们难忘。
四十六岁才登第的孟郊，按照惯例是不大可能当上探花郎的（按照规定，年龄最小的两位进士为两街探花使），可他参加杏园宴后，豪兴大发，挥笔写下著名的诗篇《登科后》：“昔日握艇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杏园宴之后，还要雁塔题名。同年中选出一位书法最佳者，将新进士的大名——题写在慈恩寺的大雁塔上。大雁塔高三十丈，雄伟壮丽，是唐玄类放置佛经佛像的圣地，也是长安的一大胜景。雁塔题名，无疑是新进士的又一殊荣。比孟郊小二十多岁的大诗人白居易中了进士，踌躇满志，题名后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名中最少年”的诗句。英姿勃发，少年得志的模样跃然纸上。
月灯宴在一系列活动中不拘一格。清明前后，新进士们集中在月灯阁打马球，打完之后到前佛阁痛饮，欣赏文质彬彬的书生打马球，可谓一大风景。
唐代虽不设殿试，天子对进士的进选却十分重视。曲江大会期间，天子“御紫云楼，垂帘观焉”，不仅是观赏，更主要的是面试，随时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求新进士当面回答，奏对满意，天子赐紫衣、银鱼等，以示荣宠。宣宗宠爱进士，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当听到某朝臣是进士出身便大喜，问当时考题是什么，主考官是谁。有时遇到某人才学很好反而没有登第，便叹惋不止。他还常于内廷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自称“乡贡进士”。这位宣宗皇帝可谓有进士及第癖。如果身份允许，他肯定要搏击科场，获取一第。
由于历代皇帝的推重和抬举，进士的身价日隆。枢密重臣，即便官至宰相，不由进士出身，也是平生一大憾事。刘鲸《隋唐嘉话》中载，高宗武后时，身为宰相的薛元超不无遗憾地说：“吾不才，高贵过人，平生有兰恨：始不以进士攫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难怪当时人称进土为白衣卿相或一品白衫。为了游览曲江大会观赏新进士的风采，朝廷的六部二十四司都沿江建起了亭阁，尚书亭子便是新进士举办关宴的所在地。不但高官显宦，连他们的家属也趋之若莺，在其间有个重要的关节，即在新进士中拣选东床，物色乘龙快婿。为了达到自己选婿的目的，权贵豪门软硬兼施，胁迫新进士就范，这是常有的事。新进士既为天子公卿所青睐，更为万人所瞩日，自然变得趾高气扬，加上那帮子进土团的哄抬和张目，根本不把一般朝官放在眼里。一次，在秘书监做宫的诗人薛逢，骑着小驴上朝，半路上碰上新进士集队而来，开道的进士团吆吆喝喝，吓得朝官薛逢踉踉跄跄退避一旁。
伎与士结缘
曲江大会，有一个细节不可忽视，那就是“移乐泛舟，率为常例”。这里说的“乐”，为教坊伎乐，所谓教坊，即皇家歌舞妓院，专供宫廷和朝官享用的歌舞伎乐团体。按照规定，朝官宴集，须有宫廷曹署的行牒（公文），方可传唤教坊伎乐，唯有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新进士可随便传唤教坊伎乐，不受主管教坊曹署的约束。这是天子的荣宠，也是一个特别。于是曲江大会上新进士携伎浪游，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风流闹剧。
杏园宴后，皇帝颁发敷令，状元、进士、美伎，每人一个背囊，背囊里装着围幢、酒器、钱、绢实等，三五成群，自由组合，随心所欲。曲江周围有芙蓉园、杏园、乐游园，远一些的有樊川、韦曲、杜曲、玉峰轩、昆明池等风景园林。春水如练，繁花似锦，新进士与美伎信步浪游，逢花便饮。红袖有酒，吟诗作赋。饮醉了，跳累了，便搭起围幢揽花而眠。德宗贞元十五年（799）进士张籍有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这已经够风流的了，还有更狂放的：郑愚、刘参几位进士，挑选妖冶美伎数名，一起乘小棋车浪游曲江名园，甩掉巾帽，袒胸露腹，滚打笑闹，借草隐形，举酒狂歌，自称颠隐。
这一切均是在皇帝的放纵和怂恿下进行的，这是至高的人主一次温情的溺爱，还是神圣天子一次率性而为？不论怎么说，这一放纵和怂恿，播下了一颗奇妙的种子，开出一片惊人的花朵，是这些始作俑者所从来没有想到的。
曲江大会还有一个新颖的节目：曲江流饮。新进士携伎游宴泛舟，把羽筋（插了羽毛的杯子）放在曲江水流之上，羽筋随水漂流，得者畅饮。遂成一时美事。“撤馍后，移乐泛舟，为竟日之欢。”
曲江泛舟，少不了的是教坊伎乐。这些美伎妖姬，豆寇年华，碧串银牙，星眼流盼，一边弹唱，一边俯酒，撩起新进士的缕缕诗情，载仙乐而轻赂，揽美伎而生香。曲江泛舟，不但新进士陶醉，老进士、老官僚也无限向往，信宗乾符年间，尚书薛能为大京兆，吏部侍郎杨知至欲携家人赏游曲江大会，写信给薛能借游览的画肪。在这之前，画肪己为新进士占用，薛能答书拒绝，杨知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元礼！”薛能原为礼部郎中，后拜京兆尹。杨知至以吏部侍郎之尊，向昔日的属下薛能借游船碰了钉子，恼羞成怒。可见当时达官贵胃对赏游曲江大会的狂热。
除了教坊伎乐，长安北里（即平康坊）三曲还住着许多色艺俱佳的散伎（市伎），她们的门更是向新进士敞开着。五代文学家王仁裕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中说：“长安有平康里，妓女所居之地，长安的孰绪子弟多集于此。更有每年的新进士，以红笼名纸游渴其中。时人称此坊为风流藏泽。”
只要投上一纸红笼名纸，新进士便可到北里去一亲芳泽，领略灵与肉合一的至妙境界。这是新进士的独特享受，也是美伎们梦寐以求的美事。唐代翰林孙柴所写的《北里志》载：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笼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次晨诗曰：“银红斜背解鸣琦，小语低声贺五郎。从此不知兰靡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纵酒押妓本来就是当时文人竞相夸尚的风流韵事，一且跃登龙门，更是追风舞蝶，流连风月。昭宗龙纪元年（889），香查诗人韩值进士及第，杏园宴上做了探花郎，高兴之极，立即写了一首诗给眷爱的美伎：“解寄缭续小字封，探花宴上映春丛。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
郑舍敬及第后，宿平康里，肆狂放，写诗抒发自己的得意情怀：“春来元处不闲行，楚润相看别有情。好似五更残酒醒，时时同唤状元声。”
进士及第后，若不到北里三曲走走，若不嫖妓饮酒，便显示不出才子的风流潇洒，这己成了惯例。新进士与美伎相薯相恋，缉缮缠绵，其中不少结下了真挚的爱情。《太平广记》载：德宗贞元八年（792），福建泉州士子欧阳詹中了进士，乘隙到太原漫游，宴会上结识了一名美貌多情的美伎，坠人了爱测，依依不舍，临别发誓到京城安排好了官职就来接她。欧阳詹离去后，渴盼中的烟花女子经不住感情的折磨，一病不起，在病中她撑起瘦弱的身子，割下一蟠秀发藏于匣中，对同伴说：“我将要死了，若欧阳生派人来，你把这匣子交给他，让他知道我一直信守诺言等着他。”说着，又提笔写下了一首诗：“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鬓样，为奴开取金缕箱。”绝笔而逝。不久，欧阳詹派人来迎娶这位美伎，迎娶到的只是一只箱子和一首诗。欧阳詹打开箱子，看了那结秀发，再读诗作，一锄而卒。
欧阳詹与美伎相恋，二人毅然为情而殉，这虽然是少数，但进士、举子与美伎相爱相恋，相互交际濡染，却是大量的、广泛的。
孙柴所著的《北里志》，是一部记述北里三曲美伎生活的真实性文字，可以说其中每一位美伎都与士子文人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状元和进士。五代王仁裕所著《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名伎刘国荣，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后郭昭述做了宫，授天长簿，遂与国荣相别，语旦赴任，行至咸阳，国荣使女仆驰骋资短书曰：“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之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长安弟子争相传诵。
这位美伎刘国荣，既怀痴情，又富文采，她的这封书笼，长安弟子当然要争着传诵。成语“鸡声断爱”就是由此而来。
唐代科举选士，最常见的分为六科，考经义录取的是明经，考诗赋录取的是进士。按今天的想法，经义讲修身治国的道理，理应备受重视。但在唐代却不是这样，明经不被世人重视，进士却备受推崇，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像元藕这样的才子，十五岁便以榜头考上了明经，官至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宰相），可始终没有进士及第。有一次，他慕名拜访只二十几岁的李贺，李贺看了看门人递来的名牒，令门人问元横：“考上明经的人，有何事要见李贺？”元模听了这话，愤然而去。为此，二人毕生结怨。
进士及第，风头之健无出其右。天子宠爱进士，视为白衣卿相；宰相迷恋进士，慕为人之至美；庶民崇拜进士，仰为人间星宿；美伎滔附进士，呼为如意仙郎进士以诗赋及第，本来“鲜佐国之论”“寡人师之学”，对于治理国家并没有多少实际用处。唐人如此迷恋进士，实在令今天的我们无法理解。
唐帝国有空前的包容性。汗血马驮来的不单是西域的蜜瓜和葡萄，还有边地民族狂放的思想、鲜活的艺术，胡乐、胡舞、胡服……纷纷传人中原。容纳百川、汇聚万流，唐帝国有一个强健的胃，能够消化《胡腾》《龟兹伎》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个器抱寰宇、吞吐霓虹的国度，有充沛的勇气和自信，敢于相信自己，敢于相信他人，敢于“天下才子尽人我载中”“天下豪杰为我所用”，敢于把最有思想最有才华的精英推举出来，展示给后人。
唐代并非人类的童年，举国上下迷恋进士决非幼稚童贞行为。唐帝国气吞日月，雄视百代。笔者认为，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浪漫，不重实利，而重虚名；不重官位，而重人格审美；不重实际治世能力，而重虚幻的文思才华。帝王是浪漫的帝王，宰相是浪漫的宰相，庶民是浪漫的庶民，娼妓是浪漫的娼妓……这种浪漫的民族性格，只能在器抱寰宇的盛唐才能形成。当时的国民，人人都有曦光初露的天空，人人都有五彩缤纷的狂想。这种浪漫，不乏天真，不乏幼稚，更不乏纯粹与可爱，正因为有了民族史上的这一次浪漫，才有了士子与美伎在艺术境界中大面积的结缘，相互濡染，相互浸淫，造就了一个诗文才艺的群体。
新兴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隋朝之前，社会上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士林，散落的文人还不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团体或群落。那时的美伎，大都围绕着权势和财富寄生，与士子是疏离的，没有太多的关系。再则，文人的社会地位不高，还没有形成举国仰视的清名。美伎远离士子，很少得到诗词歌赋乃至各种文学的熏陶，她们多了些风骚妖冶，少了些慧敏文思；多了些槽悬丝竹，少了些吟风弄月。她们有美色，如句引了齐相管仲的田倩，魅惑了秦庄襄玉的赵姬，芙蓉含烟、使石崇为之丧命的绿珠，浪草草吐媚、使隋炀帝为之惊呼的柳琼花；她们有技艺，如临风欲飞、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步步生莲、歌唱《玉树后庭花》的张丽华，洛阳花魁、色迷梁武帝的莫愁……她们缺少文学修养，缺乏写诗作赋的能力。她们一顾一盼，鬓影留香，但她们的纤足始终不能踏人文学的殿堂，即便是以诗作名世的南齐苏小小，也只留下了一首《钱塘苏小小歌》，仅此一首，还很可能是后人伪作。从整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美伎是技艺型的，而非文学型的；是歌舞型的，而非诗文型的。随着唐代科举的盛行，士林迅速崛起，进士的清名压倒了官位和财富，美伎们的目光转向了这群诗赋唱酬的“白衣卿相”，土与伎大面积相互浸淫、相互濡染、相互结缘，使美伎队伍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歌舞技艺上升到文学艺术的境界。于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悄悄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个新兴的群体是特殊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境界中的美伎群体。她们与当时的士子才俊一起，推动着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一千多年来，位与士联抉酿造了种种诗情文意，美的诗、美的词、美的曲、美的吴歌小调、美的音乐舞蹈、美的服饰化妆从各个方面推动着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正如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所说：美伎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中国知识妇女的历史，一部分需要在这些歌伎的身世中去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