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敌人的小监狱，也是临时战俘收容所。你忘了，昨天你就是被尾川从医院弄到这里审讯的。”她忍着疼痛听着对方介绍小监狱的情况，又惊奇地问她，“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刘巧珍回答道：“你和王枫去医院后，三宅怀疑上次‘小洋马’失踪，咱们去办公室要人是我策划的。尾川便把我押到这里审讯，当然我没有也不会承认，我哪有那样的胆识和能耐？”
“那好，我们俩就在这做个伴，相依为命吧！”赵玉英向刘巧珍介绍了王枫的情况，也等待着敌人的再次审讯。
审讯赵玉英时，给尾川当翻译的是朝鲜人谷川。当赵玉英刚被押进集中营时，就被谷川看上了，所以经常到妇女班献殷勤，对赵玉英一口一个“姐姐”。赵玉英就严肃地对谷川讲，“我是有夫之妇，你叫我姐姐，你就得规矩点，你就得对中国人好。”此后，谷川还真改变了打骂战俘的毛病。他听说日本人要让赵玉英和李生对质时，就悄悄地把尾川审讯李生的口供告诉了赵玉英。
这天，敌人把李生从集中营押到小监狱。没问之前，先将李生的手脚捆住，用皮鞭狠抽一顿，然后用鞭子指着赵玉英，“说，她是干什么的？”
站在一旁的赵玉英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李生说出她的共产党记者身份，她就上去同其拼命，可是不管敌人怎么打，李生仍是一言不发。赵玉英不愿让战友继续挨打，于是她主动回答：“他不说我说，他根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原来也不认识他。因为我们一起被抓，我怕日本兵欺侮我，就和他认假夫妇，让他保护我。”
“八格牙鲁！”尾川骂了一句，又似信非信地问：“那你到底结婚没有？”赵玉英回答：“结婚了，丈夫不久前得病死了，就是因为太难过了，母亲怕我生病，才要我到灵寿县姑母家散心，谁知被你们抓来了。”
尾川厉声驳斥道：“不对，你丈夫没有死，是八路军干部。你也不是老百姓，有人看见你在八路军的根据地穿过军衣。”“胡说，谁看见我穿军衣啦，让他站出来。”尾川一时抓不到把柄，又说不出证人，只好把李生送回集中营，把赵玉英继续关在木笼里。
敌人对赵玉英的口供并不相信，但又没有证据。后来虽然又审了几次，但都没有结果。到了12月初，敌人就不再审问她了，因为敌人抓了两个共产党“要犯”，一个是冀中军区后勤部政委王文波，一个是冀中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王文波因为宁死不屈，以死抗争，被关进了集中营；而朱占魁贪生怕死，敌人认为可以利用，便把司令部小监狱的审讯室进行修整粉刷，摆上家具，收拾得窗明几净、方便舒适，让朱占魁在这里过“自由”的生活。
为了找人侍候朱占魁，尾川和丁义敬到集中营挑选勤务员。王铭三听说小监狱送来共产党的要人，为了照顾首长的生活，防止敌人搞鬼，便主动辞去集中营的“指导员”，到小监狱当勤务兵。
王铭三这次到小监狱，没有再进木笼，而是睡在木笼间的过道里，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木笼里的人员打水打饭，观察他们的表现。看到赵玉英被打得鼻青脸肿，他就主动从生活上给予照顾，精神上给予安慰。赵玉英也把王铭三当兄弟对待，一边教王铭三学文化，一边给王铭三讲革命道理。
一天，王铭三搞卫生时，听尾川、丁义敬与朱占魁一块商量，说赵玉英顶多是妇救会员，没什么大问题，决定让赵玉英给朱占魁做老婆，想用美人计收买朱占魁，朱占魁欣然同意。这事被王铭三听到，便把消息告诉赵玉英，想让她有个思想准备。没想到，赵玉英一听，便火冒三丈，骂朱占魁是叛徒、汉奸、民族败类，并说：“你若逼我，我拿剪刀也得和你拼个死活。”
一墙之隔的朱占魁听到骂声，只觉没趣，心想赵玉英在鬼子手下都没屈服，何况他呢。从此，他再也不敢提此事。可这事却暴露了王铭三，惹得尾川和朱占魁对王铭三怀恨在心。
这时，恰巧在集中营当过指导员、后被派到新民会的倪欣野来看王铭三，王铭三便把赵玉英的处境告诉倪欣野，希望能把赵玉英救出去。于是通过努力，倪欣野以要女工的名义把赵玉英要了出去。赵玉英临走前，提着一包点心看望王铭三这位好兄弟，并留下一块手帕作纪念。
8 不屈不挠的硬骨头
小监狱的主管尾川，自称是中国通，一向傲慢无礼、目空一切，经常自吹自擂，说日本的特务工作居世界首位。可他对待战俘的手法，也就那么两下，除了金钱美女引诱，就是高压酷刑毒打。然而这些只对软弱的懦夫和可耻的叛徒才会有效，而在真正的共产党员和硬骨头面前，只能以自信开始，以失败结束。李凤鸣就是尾川在集中营和小监狱碰到的硬骨头之一。
李凤鸣原是河北省栾城县的抗日县长，被捕后敌人多次拉拢他，妄图让其为日本效劳，但李凤鸣就是不上钩。为了诱惑、拉拢他，尾川带他到市内下饭馆，逛窑子。但李凤鸣是叫吃就吃，叫喝就喝，也不说不笑，到妓院里动也不动，对女人碰也不碰。
后来，尾川说：“县太君，你写个告栾城县人民书，让他们归顺皇军。”
李凤鸣却说：“我不会写。”
“不会写，你说，我们找人写。”
“不会说。”
“什么，不会说，八格牙鲁。”
李凤鸣坚定地说：“抗日的话会说，叫我告诉人民归顺日本，不行！”
尾川听后气坏了，便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灌凉水，用酷刑，把李凤鸣折磨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但敌人还是一次次把他从木笼里拉出来过堂刑讯，打昏了，又把他拖回来扔到木笼内。难友们见此情景，便隔着木笼安慰他，鼓励他，使他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决心，一连被敌人拷打了二十四次，都没有屈服。最后一次回来，他不吃不喝，气喘吁吁，命悬一线。王铭三给他送饭时，他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对王铭三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身体彻底坏了，但不过请放心，我决不会向敌人屈服。”王铭三看他情绪不好，就劝他想开点，直到日本鬼子来锁木笼，才不放心地离开。
晚上，王铭三一直不放心，但又进不去。所以第二天早晨，一开木笼，王铭三先跑去看李凤鸣，只见李凤鸣蒙在被子里。王铭三掀开被子一看，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为了抗议敌人的残酷暴行，李凤鸣用刮脸刀剖腹自杀，肚子拉开一个口子，肠子也被拉出来，床上流了一片血，衣服被子都染红了。王铭三叫了几声，李凤鸣没有回答，但摸摸他鼻子，好像还有一点气息。于是王铭三马上向值班的日本兵报告，并进行抢救。想不到李凤鸣这个几乎已经死去的人又活过来了，但敌人始终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尾川无计可施，只好将其送到集中营，后来又作为劳工送到东北一个煤矿。
尾川自认为眼睛厉害，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十六岁的王铭三就是共产党小红军。于是，每当尾川自吹自擂时，站在一旁的王铭三就忍不住地哈哈大笑。尾川越吹，王铭三越笑，有时笑得直不起腰。因此尾川对王铭三便又骂又打。尽管如此，王铭三还是笑，尾川莫名其妙，说王铭三有神经病，为此，常常把王铭三轰到院子里。跑到院里，王铭三就在院里玩单杠，跑步，想心事。
在尾川眼里看来，王铭三只不过是个小孩，傻傻愣愣、疯疯癫癫。但因他几次破坏敌人的美人计，朱占魁便向尾川告状，使尾川对王铭三的看法逐渐改变。
1942年1月28日清晨，王铭三像往常一样，在小监狱院内打扫卫生干杂务。尾川带几个人走过来，便将其绑起来，拳打脚踢毒打一顿，然后扔进木笼里，并指着他说：“你的，瞧不起我，良心坏了坏了的。我看你该死了死了的。”
敌人吃过早饭，尾川和翻译官便把王铭三押到战俘集中营，集合战俘开大会宣布王铭三的罪行，准备杀一儆百。
集中营的广场上，几千名战俘站了一片。听说日本人又要杀人，人们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广场上鸦雀无声，只有几个日本兵和战俘干部指挥队伍的口令声。王铭三被五花大绑带到队前，他知道日本人不会轻饶他，但他却毫无惧色。尾川首先讲话，翻译丁义敬在一旁翻译，尾川说几句，翻译翻几句，断断续续，人们听到尾川的意思：
“八路囚犯王志恭（王铭三的化名）反抗皇军，被俘入狱，皇军念其年纪尚小，不识时务，对其给予照顾，先为他介绍工作，后提拔其到劳工教习所当指导员。但其思想顽固，本性不改，几次闹事，反抗大日本皇军，骂皇军，打皇军，良心坏了坏了的……因此，皇军决定，王铭三死了死了的，立即拉出去杀头。”
听说敌人要杀王铭三，一些战俘管理干部就找尾川说情，战俘们还派代表找教习所的日本队长讲道理：“你们太君每天讲话，说皇军坚持人道主义，要建立王道乐土，可这么一个小孩子并没犯什么大错，你们却不放过，这怎么解释……”
日军也说不出王铭三的具体罪行，可又不愿意轻易放他，于是几个日本军官合计一番，决定死罪可免，活罪不饶，重打一顿，关进反省洞，让其自己反省改造。
于是敌人从俘虏里找了三十多个人围成一圈，把王铭三推进中间，一起围打。
都是被俘的难友，谁肯下手毒打，可是不打敌人不干。于是难友们装着使劲打，胳膊抡得很高，拳头落下却很轻，你推我打，把王铭三推到离鬼子较远的地方。有两个汉奸使劲打了几下，立刻被人们推到一边，并警告他们：“小心自己脑袋，别以为这里没人管了。”
一个好心的难友给王铭三低声说：“快躺下，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王铭三假装被打倒在地，一个难友便高声问道：“行了吗？”尾川说道：“问问他改不改？”王铭三没吭声，一个难友随后答话：“他改了。”鬼子怕引起更大的麻烦，只好就此住手，“把他架起来溜一溜。”王铭三便装成一拐一瘸的样子，被难友们架着溜了几圈。在日本兵监视下，扒掉棉衣，被扔进反省洞。
所谓反省洞，其实是地牢，是集中营惩罚反抗者、逃跑者的一种刑罚。建营几年来，不知有多少抗日英雄和革命战士被冻死、饿死、折磨死在里面。地牢是个两米宽、两米长、两米高的地窖，阴暗潮湿，墙是湿漉漉的，地上是垃圾粪便，又霉又臭，洞口一盖，漆黑一片。寒冬腊月，冰天雪地，敌人只让王铭三穿一件单衣，既不给饭吃，又不给水喝，洞口还派兵看着，不允许其他战俘走近。敌人像怕他飞了似的，还找了个大盘磨压在洞口上。
第一天过得比较容易，因为被敌人折腾了半天，又累又痛，所以关进去不久就睡着了，醒来有点饿还能忍受。第二天就难熬了，又冷又饿，寂寞难忍。为了能活着出去，他就想办法坚持。冻得不行，他就踢腿打拳，活动活动；饿得不行，他就勒紧裤腰带，迷迷糊糊地睡觉。
第二天夜里，一个难友趁敌人不在的机会，从洞口扔下个草袋，扔了点干粮，并告诉他，敌人看得很紧，请他保重。一点干粮对于两天没吃饭的年轻人，根本不顶大事，没两口就吃完了。胃这个东西又很怪，饿久了，胃麻痹了，反倒不觉饿了，可给它一点东西，引起食欲，反而更感到饿了。地牢中的王铭三饥饿难忍，度日如年。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洞口有响动，急忙移过去，原来又是两个难友趁深夜来看他，还送了些吃的，并鼓励他坚持下去，等待同志们的营救。听到同志们的鼓励，王铭三落泪了，他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和敌人斗争到底。从这天起，他增强了活下去的勇气，决心不管再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持下去。
当王铭三在地牢里遭受煎熬时，集中营的难友也在想尽各种办法进行营救。做工作最多的要数总班长李文田和干部班的王文波等人。
李文田原是藁城县一个除奸团长，敌人认为他是青救会的群众，让他在干部班当总班长，平时同王铭三相处不错，曾一起研究过组织战俘劳工进行斗争。王铭三被押进地牢后，他就利用战俘管理干部的特殊身份，找翻译官，找日本人讲理说情，进行营救。
王文波原是冀中军区后勤部长兼供给部政委，1942年从晋察冀回冀中时，在清苑县被捕。王文波立场坚定，不肯同日军合作，敌人多次严刑拷打，他都不屈服。敌人给他纸张，让他写八路军的情况，他却列举了日本侵略者的十大罪状，惹怒了日本人，遭到一顿毒打。后来身体被敌人搞垮了，送他去医院治疗。他看到医院放的紫药水、红药水等药瓶子，就想服毒自杀以死抗争，趁医生不注意，拿起来就喝，决心一死了之。但是日本人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不肯轻易放过的，敌人还幻想从他嘴里得到共产党的核心机密，幻想让他影响其他被俘人员来投靠日军。于是立即组织人员抢救。敌人为了收买他，把他安排在干部班，不让外出干活，还派人进行护理，并特意送来一袋白面，专门为他改善伙食，战俘营每天吃两顿饭，小灶每天给他做三顿饭。王文波知道王铭三被押进地牢后，就同被俘干部一块商量营救。
大伙推举总班长李文田找同情战俘的翻译金村，再由金村带着找集中营的日本队长，说理讲情。在金村和李文田的要求下，到第五天，日本人才答应给王铭三送饭，并给了一条破被子。王文波听说敌人同意送饭，每天吃饭时便把自己的饭分出一份来让人送给王铭三，自己吃三顿，也给王铭三送三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