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贵州这片地域上，很早就有人类生活的足迹。我们不能断定，在贵州地域上生活的各古代民族的文化，是否同样具有巫史传统或经历了与其相类似的文化演变过程。就现有的资料来推断，我们很难对远古以来这一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风尚习俗等方面形成一个总体概貌和清晰的发展演变脉络。从史传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末以来，及于秦、汉的夜郎国时期，中原与贵州地区的联系有很大加强。伴随着秦、汉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南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控制，贵州与中原之间也有了初步的文化交流。从历史材料记载的早期贵州文化名人舍人、盛览、尹珍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活动来看，当时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以中原的强势文化通过周边地区对贵州边地文化的输出、渗透为主要特点，且规模小、层次低，大多处于民间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可以说基本处于“潜移默化”的状态。秦、汉时期，中原儒学己经发展到一个比较完善成熟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中，儒学的一些价值理念、行为准则、丧葬礼节等是否传入或在多大程度上传入夜郎故地，而与本土各少数民族的巫术崇拜和各种原始信仰相互渗透、碰撞、混杂和融合，我们没有更多的实证材料作出详尽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现有各个少数民族的信仰情况来看，当时的儒家文化即使传入夜郎故地，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贵州本土的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巫术崇拜的信仰习惯和文化传统。
西汉时，董仲舒为适应政治需要对原始儒学进行改造。他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为儒学的神学化开辟了道路。当时的五经学者与专研方术的阴阳五行家的结合，便造就了专门预决吉凶、托言术数的谶纬神学。儒学的神学化，使人的思维和认识失去理性判断的基础，加之东汉末年的社会战乱，使人生命运变化无常，这都为宗教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氛围。因此，东汉时期便先后有本土道教的产生和外来佛教的传入。从此开始，儒、佛、道三者之间就不断进行相互交流、碰撞、冲突、吸收和融合，一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思想的形成和佛教宗派的确立，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过程。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文化史上“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局面的最终形成。这成为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形成所依托的中原文化的一个大背景。
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混杂合流现象的形成，与中原大文化背景有关，同时也以儒、佛、道传入贵州为前提。儒家文化估计在秦汉时己经开始传入贵州。史载有西汉时舍人为《尔雅》作注，盛览从学司马相如作赋的史实。东汉时，尹珍曾经拜经学大师许慎为师，学成回归故里，教授生徒，这当是儒学传入贵州的明确记载。从汉代大量的出土文物来看，当时黔北、黔东一带已经与中原文化差距不大。这些地区受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东汉后期的政治腐败，引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豪强纷起，内地陷入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魏晋南北朝的近四百年时间，贵州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完成，佛教获得了大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因牛腾被贬，佛教由此传入贵州。牛腾到贵州布教的最早时间，当在武后垂拱元年，即公元685年。牛腾布教前后，佛教在贵州的传播己经具有一定基础。文献记载当时的寺庙，主要有桐梓的金键山寺、玄风寺、兴旺寺、三座寺；仁怀的景福寺、永安寺；正安的大成寺、蟠龙寺等十余座。唐代的僧人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通慧、海通和义舟等人。唐代佛教在贵州的传播，开始时主要分布在黔北和黔东地区。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开发较早，秦、汉以来文化基础较好，文化传播管道较其它地区通畅，汉族移民众多，又由唐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而且，由于地缘因素，直接受到四川、湖南等周边地区佛教繁盛的辐射带动和影响。宋代在贵州地界上，由于少有战争，环境相对太平，土官纷纷奉佛兴寺，佛教获得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道教在贵州地区的传播历史一直是贵州宗教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由于史料缺乏，道教何时传入贵州，尚无准确年代可考。道教创立于中国。东汉汉安元年（142），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尊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教人修炼之术，谓可成仙。张角于东汉建宁年间（168-172）初创太平道，奉《太平经》为经典，“以善道教化”，用符水治病，信徒数十万，后发动黄巾起义。东汉末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袓。东晋时葛洪创“灵宝派”，主张外儒内道，以《六经》治国安民，用道术养生修仙。北魏寇谦之创“北天师道”，改革天师道、五斗米道，制定乐章、建立诵戒新法。南朝宋时，陆修静将天师道与金丹道结合，创立“南天师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斋醮是求道之本。陆修静的再传弟子陶弘景创“上清派”，以道教为主，融摄儒、佛思想，制定神仙谱系。唐代统治者，自称老子后裔，奉行崇道政策。唐高宗于乾封元年（666）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为《道德经》作注疏。唐五代间涌现不少具有社会影响的道士如孙思邈、司马承祯、杜光庭、吕洞宾、陈抟等。宋真宗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隋唐以后南北天师道日渐合流。南宋，道教内部宗派纷起，多主张道、儒、释结合，强调精、气、神修炼。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立儒、释、道兼容的全真道。南北天师道为与新起的全真道相抗衡，同上清派、灵宝派、净明道逐渐合流，到元代形成正一道。
大体上，汉代张陵在蜀创五斗米道，其传教活动遍及巴蜀境内。汉代时蜀与夜郎交往频繁，因而，当时犍为郡内临近蜀地的赤水、威宁等地，极有可能成为五斗米道传播和影响的地区。从有关史料记载来看，道教传入贵州至迟当在五代初期，经历两宋到元代，其传播己经具备相当规模。主要分布区域仍在黔东、黔北一带。宋代道观主要有印江三清观、遵义玄妙观、玉皇观。元代则有贵阳的大道观，黔北的集贞观、冲虚观等，今黄平、福泉一带也有元代道教宫观的记载。从道教人物活动来看，主要有嘉靖《贵州通志》所载的道人扬再从之事，道光《遵义府志》和嘉靖《思南府志》所载全真道人陈致虚在思南万胜山炼丹之事，日本东京国家博物馆所藏镇远女道士宫素然画的《明妃出塞图》等史实。从地下考古文物来看，黔北地区现已出土了大批宋代石室墓葬。这些墓葬雕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道教方位神图案、八卦图案、“蓬莱洞天”字样以及买地券等实物，充分体现了道教的宗教信仰观念。它表明在宋代，道教己经深入到这一地区，其宗教观念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人们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唐宋元时期，佛教和道教先后传入贵州，由此也开启了它们与先期传入的儒家思想和贵州本土原始巫术信仰的逐步混杂融合的历史进程。在贵州境内，这一进程总体趋势是由北向南，由驿道沿线向黔中腹地，由汉族聚居区向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渗透的，符合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进程中，为了适应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文化传统，儒、佛、道三教，不得不改变自身的许多方面，日益民间化、世俗化和本土化，以增强自身的适应性，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同时，作为本地区长期存在的原始巫术信仰，也主动从三教中吸取一些文化要素，以扩展自身的生存空间，由此，佛道儒巫混杂合流的现象在贵州逐步形成。
四、贵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现象的演变
明清时期，贵州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中央王朝和治理贵州的地方官吏在政治上加强统治，军事上加强控制，经济上加强开发，文化上加强教化，各种宗教文化在贵州的传播，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度进一步加深，佛道儒巫宗教文化混杂合流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强。明王朝对贵州的统治，基本承袭了元代的规章制度。在军事上设羁縻卫所，在政治体制上沿袭并发展了元代的土司制度，进一步密切了中原王朝与边地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在文教开发方面，贵州在明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儒学得到了广泛传播。明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儒家思想，以实现对广大民众的思想统治。本着“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明王朝在贵州各府、州、县、卫，广设儒学，配置教官，完备教育体制，并规定凡土司子弟，只有经过儒学教育，才能承袭土司职位。由于中央政策的导向作用，各地土司以及地方官吏纷纷重视文化，发展教育。而科举考试制度的推行以及贵州单独开科考试的措施，也促使各地纷纷兴办教育，使贵州的教育得到空前的普及。这些措施最终促进了儒学在贵州民间的广泛传播。礼乐教化，敦风化俗，贵州的土风民俗因此得以大大改观。文教开发取得进步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阳明心学在贵州的诞生以及黔中王门弟子对心学的大力弘扬。正德年间，王阳明在龙场（属今修文县）悟道，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使心学得以开启，进而向全国广泛传播，成为儒学发展的又一高峰。王阳明离黔后，黔中王门弟子马廷锡、孙应鳌、李渭等在贵州各地建书脘、讲心学，使心学思想浸润黔中大地，至今遗风犹存。
随着整体文化的发展繁荣，宗教文化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道教方面，从朱元璋洪武年间开始，明代统治者就崇奉道教，利用道教从思想上控制人民。上行下效，贵州各级流官在各地或建宫观，或招道徒，加速了道教在贵州境内的迅速传播。明代贵州道教宫观数量较元代大幅提升，贵州布政使司所辖二十余个府、州、卫，无一处没有道教宫观，有些还有几处之多。明朝在贵州还曾经设置贵州道纪司的机构，以专门管理道教事务。贵州所传道教主要是正一派，原因在于正一道教的世俗化取向使它更容易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而更容易成为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的工具。正如朱元璋所说：“朕观释道之教……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己；教与正一以超脱特为教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长期以来，贵州文化落后，教化未开，巫术盛行，民风“信巫而好鬼”、“禳除但从祈祷”，此种风尚自然与全真道教修炼内外丹以求长生的追求大为异趣，却与正一道教的画符念咒、驱魔降妖、求福禳灾的斋醮及看相问卜、合丹药、修房中的方术极为合拍，同时，也与佛教中能作瑜伽法事的“教僧”旨趣相同。正一道教在贵州的传播和发展，是本地文化风习自然选择的结果，是它与本土民间宗教、原始崇拜、巫术信仰相结合的一个“同流合巫”的融合过程。贵州民间道教的世俗化，使众多道士逐渐由虔诚的宗教信徒而蜕变为满足民众世俗信仰而存在的从业人员。他们不再依托道观这样的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来研习教仪、教规和教理。道教在贵州民间的世俗化传播，既加强了道教与佛教的世俗信仰、儒学的一些生活观念以及本土的原始巫术迷信的混杂合流，同时也使道教逐渐丧失其自身的本来面目，促使其迅速走向衰落。及于清代，随着统治者对道教的漠视、佛教的普遍传播以及儒家文化的大力渗透，除了在民间仍然残存一些与巫术和民俗混杂在一起的因素夕卜，纯粹的道教在贵州几乎不再存在。
佛教自从唐代传入贵州，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发展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基本处于民间自发传播的状态，并未对贵州本土文化构成产生很大影响。以唐宋元以来佛教在贵州逐步拓展为基础，明代贵州佛教获得了较大发展。不仅土司流官纷纷崇佛兴寺，而且明初中央朝廷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与学官、道官制度相辅而行。明代首次在贵州设置僧纲司管理机构，给予僧人士大夫一样的品位，规定他们习仪的场所，管理寺院的范围以及度僧的数量。明代盛行黔中的佛教是瑜伽密教。此宗佛教重术数而轻法理，僧人多以神异之功，以咒术、礼仪广行祈福禳灾之法，以迎合世俗需要而争取更广泛的信众。密教的世俗化倾向使它很容易与本土的巫文化合流，故一传入贵州，即在全省范围广为传播。密教的世俗化追求，延及清代愈演愈烈，竟至成为贵州佛教的主流，以致晚清贵州佛教最后走向衰落，溯其源流，则都与明代盛行黔中的瑜伽密教有很大关系。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为贵州地区佛教繁荣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一方面，由于明末农民起义，战火遍及大半中国，贵州相对比较安定，中原西蜀禅师纷纷入黔避难，他们在黔中广建寺庙，立宗弘法，接引信众，培养弟子。另一方面，南明王朝的灭亡，也使当时随永历帝来到贵州的不少朝廷士大夫成为逸民，他们为了明志，纷纷削发为僧，遁身佛门。外地僧人入黔和南明遗臣逃禅，提升了贵州佛教（主要是禅宗）的水平，推动了佛教在贵州的传播。一时间，佛教寺庙遍及全境，名僧辈出，著述宏富，贵州佛教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明末清初是贵州佛教发展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