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火车，我回到了上海，上海挂了许多寻人启事，上海是一座迷宫，人很容易丢失自己，其中一张寻人启事上有我的照片，我对警察说：“那人是我。”很快，我回到了我的家中。我的家族见我娶了个相貌平庸的妻子，便不对我将来的小孩抱有任何指望，断绝了和我的一切联系。我和妻子孤零零地生活在上海，我是该尽快回来，否则她面对的将是一片令人窒息的静寂。
抚摸着妻子的乳房，我黯然神伤。时光在她身上经过，她坚挺的乳房已渐渐松软。
我早已越过了一九八七年，正向着中年的方向稳步发展。
在心理学上有一门东西方心理的比较研究，指出西方用纪念馆怀念先人，他们搜寻一切遗物展览，每一件物品都指向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东方则只有纪念碑，先人的遗物随着埋葬而永远消失，同时消失的是具体事件，此说千真万确，语文老师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她已成为一个象征。
在毕业考试的前夕，我面临着“留校任教”与“离校求职”的两种命运。好心的学校从我的档案中取出一份足以摧毁我光明前途的材料，交给我自行处理。
那是一九八七年失火的夜晚，我和我的语文老师所写的交代。我稚嫩的字体在枯黄的纸上已然褪色，仿佛是落叶上的虫蛀。我们一九八七年的初中，在十数年的风雨中已然消失，原来的人员早已不知去向。
手捧材料的一刻，仿佛回到了那片黑沉沉的煤堆，皮肤在乌金的包裹中，有一种特殊的幸福感。
在那一刻，我与过去剧烈的相撞，两败俱伤，我失去了我的记忆……
回到上海已经有三个月了。
我找到了工作，在一所监狱为犯人们做心理咨询，我常常溜出来，在大街上走个十几、二十分钟。
那天，我漫无目的地行走，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头，是长途汽车上我怀里的女人，我大叫：“你在上海啊！”这是我十几年来第一次喊叫，她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走路的姿势怪怪的，你又哪不正常了？”我十分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我身体里长出两块骨头，它们将带领我走向死亡。
她骑在一辆三轮车上，驮满了书，她哈哈大笑，显然不相信我的话，看着她的神情，看来近来的日子还很快活，我就问她：“在乡下，你为什么收留我？”
她仍笑着：“嗨，跟你没法说。你要是个作家我就告诉你。”
我：“为什么是作家就告诉我？”
她说：“嗨，写下来呗，要是我能变成小说，活一辈子也就值了。”
小说就是人类的大脑，密密麻麻的文字是脑中的细胞，脑海淹没生活。小说仿佛游荡在夜色中的吸血僵尸，在生命疲惫的时候闪现而出，吸干一个个男人女人。我早已将自己放入魔鬼的口中任其咀嚼。在小说中满是伤痛。
小说是商场中隐藏在柜台、衣兜中的钱币，换算着世间万物，每个人都被这一法则运算。
她从车上取下本书放入我手中，“这书最近太火了，送你作见面礼了”。
那本书名叫《武侠传说中的大众心理》，署名“诸葛亮”。
显然那是我的著作，解答了我诸多知识的来源。弗洛伊德研究文艺复兴绘画，荣格先生研究东方宗教，我的研究课题是武侠传说。在一九八七年我曾经是个武侠，在我的心底有着深深的怨恨，急速流逝的时光也未能耗尽。
那本书是我博士生涯结束的论文，里面搜集了大量野史，很奇怪，几乎每一个野史中都有一个武侠。一九八七年以后，我在漫长的时间里靠着这些野史来浪费脑力。有时我想智慧是一种病毒，它来自于生活的伤害，智者往往遍体鳞伤。
在论文答辩的前夕，我的书稿得到一家出版社看好，由于其中的武侠野史，被认定具有商业价值，在我失忆流浪的时候悄然出版。
我帮她推了会车，她说：“不行了，不行了，得分手了。”我说：“你在哪摆书摊？我好找你。”她瞪了我一眼，说：“算了吧。”
我很想告诉她我就是那书的作者，但她已骑着三轮车，摇摇晃晃地走了。
我抱着她留给我的书，僵硬地站在马路中央。打开的那本书，我已忘记它的内容。
书中有几个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十八世纪，雍正皇帝死后，他的一个武侠离开了京城。十个月后，藕露妃子生下一个男婴，由于怀孕上他的时间是在雍正遇刺的夜晚，出于对先帝的怀念，皇族成员决定让这个男婴继承王位，他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曾经七下江南，有人说他是了解民情，有人说他是寻找自己的生父，他的生父是一位武侠。明朝虽然灭亡，但乾隆开始的清朝皇帝均为汉人血统……”
“两千年前，唐太宗安葬仪式后，他的一个武侠离开了长安。他带走了真正的《兰亭序帖》，伴随太宗皇帝安葬的只是一部剑谱，他将兰亭真迹传给一个叫颜真卿的青年，真正的王羲之风骨以颜体的名义留驻人间……”
“二十世纪初叶，宋教仁先生被刺杀在一列行驶的火车上，袁世凯宣布登基，但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便染病身亡。他的死亡不是出于疾病，而是因为一位武侠，当他坐在龙椅第八十三天时，一道亮光从天而降，这道亮光穿过袁世凯胸膛，一闪即逝，仿佛是传说中的飞剑……”
那本书的后记是：
“当现实残酷得无法更改，大众往往用自己的愿望编造野史。在这自我欺骗的过程中，武侠至关重要，他们凭借神奇的武功，在野史中连接所有难以解释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武侠就是意愿。”
站在马路中央，我抬起头来，一辆煤车擦身驶去。
隐隐地仿佛我那黑沉沉的煤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