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昊的大夏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宋王朝的祸害？
《东都事略·西夏传》记载：“臣称曰：自继迁死，德明款塞，西鄙息肩矣。元昊强梁凶悍，乃谋僭尊，以天下之力，而临区区之一方，然未尝少挫其锋；及其败于女色，祸发其子。且彼能叛君，而子亦能弑父，以天道也。呜呼！夏小国也，自元昊以来，服叛不常，而每为中国之患，虽有智者为之谋，而亦莫能以得志，何哉？大抵国大则有所恃而不戒，故其强易弱；国小则无所恃而常惧。军民之势犹一家也，相恤相救，谋虑日深，故其弱为难犯，此其所以为中国之患舆！”
西夏国为什么经常寇大宋国之边境，成为宋之腋肘大患？宋人用以上文字作了分析总结。
宋人王称以为，宋朝之屡败，在于恃大不戒。因为是天朝，是曾经的宗主国，所以不把偏处一隅的西夏人放在眼里，不予戒备，不用心防范，所以优势往往容易转化为劣势。而西夏国则因小常惧，有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所以团结一心，有很强的凝聚力，互相关心，互相援助，军事经验日益丰富，对敌斗争的方法日益增多。他们能以塞外对抗中原，以少打多，以弱抗强，原因就在于此。
宋人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不很全面。
宋朝之失，不只是恃大不戒。宋朝内部就有许多问题：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军备废弛，财用日绌，农民起义不断，内忧沉重。到了宋徽宗，此公痴迷艺术，在书法绘画方面登峰造极，成了特大师级人物，连金国的皇帝也学他的瘦金体，但疏于国事，也不会治国，最后以太上皇的身份被金人掳去了。
在宋朝的外围，除了西夏，还有更为强劲的对手，先是辽国，后有金国，最后灭亡它的则是蒙古政权。辽夏、辽金先后与之对峙，内部有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以方腊起义、宋江起义为甚。宋朝可以说内忧外患，狼烟四起，按下葫芦起了瓢，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它不是对西夏不戒备，就是想戒备，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很好的安排好边务。
西夏方面，也不单单是“无所恃而常惧”。常惧不假，毕竟它是小国弱国，但也并非无所恃。它一恃地处边远，而且有黄河天险可守，有大漠荒原可据，宋兵难以突进，难以深入。二恃利用外交手段，利用宋辽、宋金的矛盾为自己谋取利益，换取有利地位。宋、辽、金、蒙古人均想拉拢西夏，西夏可在夹缝中求生存。它可以联宋抗辽、金，也可以联辽、金抗宋，或者有条件地保持中立。三恃灵活机动的政治权术与战略战术，打得赢时打，打不赢时跑；形势好时挑战，大势不妙时服软，上书求和。李继迁如此，李德明如此，元昊称帝后的历代皇帝莫不如此。西夏人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得十分有机，玩得十分巧妙。
话说回来，虽然宋人分析西夏“所以为中国之患舆”的原因不十分全面，但宋人却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这一点是极其可贵的。从自己身上多找原因，才能避免更多更大的失误。至于说迄后的宋夏交战，宋仍败多胜少，原因很复杂，并不全在于宋人不自我检讨，不查找原因。
宋人的自我批评精神是可敬的，不像有些现代人，把责任通通推给了客观条件，推给了对立面的强大，推给了别人。
2006.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