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训奇在前不久陪同分部的领导看望了正在广州陆总医院住院疗伤的老上司余娴婕主任，他的这个老领导的创伤经过两四个多月的治疗之后在渐渐的好转。高训奇和余娴婕亲密接触后，高训奇和余娴婕进行了内心深处的广深交谈，余娴婕说：“我的干爹正在帮助我搞调动，我调动成功了，也会尽力帮助你的调到上面来的，但前提是你也必须抓紧时间练习写作。你只有把文章写精炼了，我要要帮你的忙才有资格说话，到那当儿事情就容易办一些，毕竟我们曾经友好地相处了一场啊，相互之间的情宜，相信我们两人谁都不会忘记的。”
高训奇说：“你现在尽快把伤养好再说，我会一如继往的听你的话的，人生在世毕竟不易，任何事情都似逆水行舟的，不进就会倒退，这个道理我领会的还是很深刻的。”不久，他们就分别了，高训奇回队后继续在搞好工作之余，仍是十分刻苦的练习写作知识。“
有一天，他在一个工地附近采访了一位年迈的老父亲，他已经快七十岁了，还在拼命打工给他四十多岁儿子治病。这个老人外号名叫”卫爹“，他的这一行动是为了帮助儿子治疗他在几年前患的白血病。于是，高训奇以此为题写了篇《残枝燃尽火正旺》的小说故事：
那年，我突然莫名地病了，病情不断加重，危在旦夕。
治病的钱，在穷人家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以前给奶奶看病借下的债，家里还没有还清，决定住院时，父亲和母亲为我又借了几千。没住几天，钱所剩无几。没办法，父亲只好再出去借钱，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他除了诚实和善良，没有别的长处。他常常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有时候，他一连几天都借不到一分钱。
我突然发现：焦虑和痛苦，使年过半百的父亲突然衰老了十岁。
过了十几天，医生见我们实在没有钱看病，欠了住院费，就让早点出院。透出的话说我的病可能很危险，需要手术。父亲早已暗淡无光深深凹陷的眼睛，顿时一片漆黑。我想安慰他，但还未及开口，他却疯一般地出去了。
事后，我听母亲说：家里的东西凡是能卖的都卖了，亲戚和邻居凡是能借的都借了几遍，也实在无法再凑到一笔钱。况且，给我做手术要好几万，这是一个我们无法想像的天文数字。父亲实在无路可走了，就去哀求医生。他在他们面前跪了几个小时，泪水湿了地面，医生也无动于衷。父亲见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只得离开那几根木头。——难怪我见到他时，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那时我难受极了，恨不得马上就死。我觉得只有我死，才能减轻父亲的负担，没有机会。怕那样会要了父亲和母亲的命，心里更加矛盾。
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会为没有钱的人治病；医生也不全是天使，他们看到的大多是好处。实在没有办法，我出院了。
由于已经身无分文，我们实在无法坐车，父亲就背着我回家。趴在父亲——以前还很结实——现在却瘦骨嶙峋的背上，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记得小时候，我也经常这样搂着父亲的脖子，蹬着两只小脚大声地喊：“驾！驾！”那时甘心做马的父亲和喜欢骑马的我一样开心无比。现在父亲老了，却要真的当一回“马”！从县城到村里，少说也有三十里路。平时走一趟，也要四五个小时，何况是背着我，他能受得了吗？
时间在父亲的脚下慢慢地向前走着。我担心了一路，哭了一路，把无数伤心的泪滴洒在了那坎坷不平，尘土飞扬的土路上。老实说，我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因此出了县城后，我就一直闭着眼睛，渴望睡过去永不醒来。直到到了村口，我才被迫睁开双目，看一切都是那样模糊，好像是在别人的世界里。
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总算回家了。当我从父亲背上下来，睡在炕上后，只见他将身子一歪，便瘫软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他身上穿的那套旧得不能再旧的中山服，也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自从回到家里后，感觉似乎比医院好了一些。因为，每天都有些人来看我。空气也很好。我的心情也渐渐好了一些。既然命运已经注定了我的悲剧，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真的，我已经想开了！只是非常担心我的父亲，不知我死了以后，他会怎么生活下去。我觉得上天对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太不公平了。我无法表达对造化的不满。为了保持一个较好的状态，我也不愿再多想这些事，甚至努力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可是人们的关切总是无声地提醒我：你很快就要死了！
我可能是要死了！我对生命已经心灰意冷，只等着死神的到来。
但是，到底是什么病要我去死呢？到现在也不太清楚。父亲从不愿对我说，我也不想问，也不敢，反正已经动弹不得了，唯有等死而已。尽管这样，我有时候还是很心痛，但脸上总是要挂着笑容，因为只有这样，他看着才会好一点。
一天早上，我们刚吃过饭，就又有人来看我了。我看见是“晚间新闻”。“晚间新闻”长得胖胖的，衣着讲究，自我回家后她是每天必到的。我非常喜欢她的到来，因为村里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好像是第一个知道，并且到处传播的。可以说，她是我唯一消遣的“活电台”。
自然从她嘴里，我又知道了一些时事。比如当邮递员的小王就要旅游结婚了，十八岁的李美今天早上跟一个外地的生意人跑了，村学校长赵风晚上赌博完了去和相好的睡觉，让人抓住把狗腿打断了等等。“晚间新闻”在我心目中，永远都像有一张让人羡慕的嘴。
“听说了吗？杀猪匠的儿子，——你们猜，人家给纳了多少命价？”“晚间新闻”滔滔不绝地说了半天之后，话题突然一转，神秘地对父亲说。好像此话另有深意。
杀猪匠姓杨。他的儿子是去杭州打工，从十几层的楼上跌下来摔死的，摔得血肉模糊。事故发生没多几天。父亲一听就生气了，说人都死了，钱再多顶啥用！“咋没有用？人活着不就是为了钱吗？没钱能行吗？”“晚间新闻”理直气壮，一针见血地反问道，“你要是有钱，阿资的病不是早就看好了吗？还用得着……”
父亲顿时脸色大变，将头深深地埋在胸前，身子缩成一堆，脸上的肌肉可怕地抽搐着。
这番话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它不仅击中了父亲的要害，也在我的心里砸了一个大坑。我的心和父亲的脸一样无形中扭曲了。
“晚间新闻”更加得意了，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在滴血；也好像那不幸的老杨家要把那些钱给她分一半。“猜不着了吧！”她似乎有些扫兴，又问了一句。父亲慢慢地抬起头，有点好奇地说：“到底纳了多少钱？是两万还是三万？”
在父亲眼里，这已经是很可怕的数字了，而且言之有据。之前村里压死在矿洞子里的几个青年，命价一般都是一万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是两万五。可是这句话一出口，就惹得“晚间新闻”差点笑破了“荧光屏”。好像父亲的话是说他当了美国的总统、我当了联合国的秘书长似的。她笑了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止住。然后活灵活现地说：“到底是老实人，哪里听过这么多钱！实话对你说吧，不是两万也不是三万，而是三十万！我的妈呀，城里人咋有那么多钱？咋那么大方？在我们农村，一个黄花闺女也买不了几千块钱！我做梦都没有梦到过那么多钱……”
这的确是一个天文数字。它就像一个炸雷，把父亲给震傻了。只见他他张着嘴，瞪着眼睛，一副不敢相信，万分惊讶，又兴奋不安的样子。对此，我实在难以理解。
“我的天呀！三十万，数都数不清的钱——要是给了我，可怎么花的了啊？”“晚间新闻”双目放光，越说越来劲儿。就像那么多的钱统统塞在她的怀里，让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似的。
继而，我觉得那么一大笔钱，任何爱钱的人或需要钱的人，确实都会心动。那怕这么多的钱，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换来的。也难怪她这样。我和父亲也不例外。对于我们，那“三十万”简直就像一颗炸弹，它在我们死水般的生活中欣起了狂澜：不但让我想入非非，也让父亲精神大振。一有机会，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件事，好像一切不幸都没有发生过。在我们的眼里，杭州可真算一个宝地：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居然那么值钱！但最让我可惜的是，虽然我也快要死了，却死得分文不值。因而每次父亲提起杭州，我就觉得命运对我们也太不公平，太残忍了！同样是死，人家留给亲人的是一笔巨款，而我留给家人的却只是绝望和负债累累。我无时不恨自己：为什么不从那二十几层的楼顶上摔下来，却要害上这至今不让我知道的病？
就在这时，父亲做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说：“阿资，你好好养着，让爸爸也到杭州去打工，多少挣一点钱给你看病。”我几乎不敢要相信自己的耳朵，慌忙阻止说：“不，爸爸！您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怎么可以去杭州呢？请您不要去。我会好起来的。”父亲依旧笑着说：“你放心。我已经和你张三叔说好了，他带我去。”尽管，他显得格外平静，高兴，自信，但我还是直摇头。尽管张三叔这些年挣的钱最多，人也非常可靠，但我还是不愿让他去。因为父亲已经快六十岁了！
“好了，就这样决定了。老张是个最可靠又能干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斩钉截铁地说。
父亲的果断让我感到害怕。“可是，”看见父亲去意已决，我顿时方寸大乱，嘴张了半天才又说道，“可是，您什么也不会，身体又不好，去了又能做些什么呢？”父亲从容不迫地说：“不要担心。我心里有底。”事已至止，我除了向父亲暗自祝福外，又能说些什么。好在杭州是一个有名的风景区，让父亲顺便看上几眼，可能也是好的。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只是害怕父亲这一去，就是我们的永别。因为我危在旦夕，怎么能够等他挣点钱回来给我看病呢？
但是第二天父亲就走了。
父亲走后，我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时担心他会让人欺侮，有时害怕他会受罪吃苦，继而孩子似的希望他能尽快回来，挣不挣钱都无所谓。再说，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实在不愿我死的时候父亲不在我的旁边。但是，我无法让父亲尽快回家，只是从心里恨自己。恨自己要不是这样倒霉，父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我们而出去打工的。他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才不顾一切地踏上一条陌生的道路。一想起这些，我就难过得要死。
就这样，日子虽然不好过，却总是一天天地过着。我的病，也似乎定格在那里：不恶化，也不好转。还记得父亲要走时，伸出粗树皮般的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又摸，才一步三回头地慢慢出去了。那场面让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离死别”！但这一切都是可恨的疾病造成的。要不是这该死的病，父亲就不会离开这他劳动了半辈子的土地。而我们也照样过得很快乐。即使不富有，也衣食无忧。但是，我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我怎么可以原谅自己呢？无言的痛苦，使我再一次想到结束自己的罪过，以终止这个家庭的苦难。但我又想到要是我死了，父亲将会肝肠寸断，彻底绝望。我已经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怎么能忍心在他碎了的心上，临走再扎一刀子呢？
最后，我连死的念头也不敢有，也不敢想了。我所能做的，只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坚持一天是一天。对父亲的思念，也与日俱增。看见树叶飘落，我就会想到我的父亲，现在是否过得还行。发现瓦上已有了霜，我又想起我的父亲，是不是快要回家了。有时梦见他和二十年前一样年轻，我就会笑着醒来。然后，大哭一场。
有一天，我看着窗外出神，母亲突然进来，她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那正是父亲寄来的，顿时欣喜若狂。母亲见我的脸上好久没有这样灿烂的笑容了，也喜出望外。我迫不及待地拆开念，激动得浑身颤抖。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外面很好，干的活儿也轻松。一月下来，至少也能挣一千多元钱，让我们母子放心……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还说：几天前，他和老张到街上卖牙膏，碰见卖彩票的，就跟着老张买了一张，并没有痴心妄想，却没想到中奖了，能得到二十万元。当时，我几乎高兴死了。心想有了这些钱，你的病就可以治治了。我实在开心得不行。本想马上拿回来，和你去看病，但是老板不让我走，说是活儿还没干完，不结账。不要了又太可惜，没办法，我只好先寄回来。我想你和你妈妈一起去看，也是一样的。等你好了，我就可以回来了……
我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比这更好的的消息！我几乎欢喜疯了，一口气念了三四遍，还不觉得过瘾。真的，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上天会大发善心，真是菩萨显灵了！有了这笔钱，不但可以治好我的病，还清所欠的债，就是让我娶媳妇也够了。想到此，我发誓等我好了，一定要好好地孝敬两位老人，让他们比任何人的父母都过得幸福，快乐，开心。
两天后，我就去医院。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得的是“白血病”。当然，这只是医院的化验，我根本就不相信。因为我了解，得了白血病的人是不会面色红润，而且能活这么久的。他会日渐消瘦，面色苍白。但为了保险期间，我这才到大医院确认一下。
到了医院，先是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果然没有患白血病！这实在让人惊喜。惊喜之余，不禁骂原来给我看病的那个县医院，平空吓了我们一场，害得父亲外出打工。
但骂归骂，我的身体还是有点问题。那位孙教授对我说：“你有点感冒。”
回到家里，我每天都是欢天喜地的。一来我的“病”全好了，二来我知道我伟大的父亲，也快要回来了。我想到，他要是见了我现在英姿焕发的样子，一定会比中大奖时还要高兴万分。可是一连等了好几天，都不见父亲回来。我有点呆不住了，急着要尽快见到他。为此，我立即决定，明天就去找他。可是不幸的是，原来就很不好的天气，突然骤变。没几分钟，就满天扬起了大雪。时间才是秋末，怎么就突然下雪了呢？我不知道上天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我的意志却并没有动摇，心想就是下石头下炮弹，也阻止不了我去杭州找父亲的心。
于是，我急忙收拾出门的行李。还没有收拾好，就听见外面有人来了。我疑心是不是父亲回来了？就跑出去看。果然是父亲回来了！
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是以那个方式回来的。当我跑到门口时，就愣住了。因为，我并没有看见父亲那亲切的身影，而是只看见带着父亲出去的张三叔，他缓缓地向我走来。他的脸色沉重，低着头，手里还捧着一只小方木盒子。我顿时吃了一惊，急忙问：“张三叔，你回来了，我爸呢？他有没有回来？”张三叔木然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回来了。——就在这里面。”说着，把手里的小方木盒子往高里一抬。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泪水夺眶而出，只觉天昏地暗，继而发疯地张口叫道：“爸爸！爸——爸！”
那个冬天的那场雪，到现在还在下……永远红色的雪花啊……
高训奇想，天再冷，倘若有家庭和亲人的关怀与帮助，一切都会变得十分的温暖的。人生谁不渴望在有爱和欢乐的环境下顺利成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