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中午，家里没人，Helen和Ray都上班去了，我在吃早餐的时候翻到一页介绍皇家植物园，就坐上了直达公交车。结果在终点站下车后，无意中看到城市广场正摆着市集，就在那里停留了很久。后来才知道，那是布里斯班老牌市集——Jan Powers四个点的其中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不在双休日进行的市集。
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的前财政部大楼，现在是一家赌场，以至于白天，除了拍照的游客、憩息的无业人员、午休时间出来买咖啡和汉堡的白领，见不到市区该有的熙攘场面。唯一的热闹就在隔了一条女皇街的广场上，隔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复兴味。
布里斯班很少下雨，就像这里的人从不忧郁。也因了这点，这个露天市集得以最大限度地按计划进行，据说从未临时取消过。
看看那些手写的标牌吧，搁置在每种物品旁边，摊主很有心地用各种颜色的笔和纸，写上文字、简笔插图，比如蔬菜上特别标注“spray-free”，甜品类食物便标注“gluten（谷蛋白粘胶质）free”，这让食品安全危机国度出来的人心领神会。对铺主而言，每周的这一天就是一场选美大赛，都得竭力展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所卖的产品都是他们的最爱，或者是自己亲手种植、加工，所以每个人又都是行家。
迎着女王街的一面有几个鲜花摊位，色泽饱和犹如布里斯班这个阳光之城。我被非洲菊（Gerbera）热烈的花瓣吸引，凑上前去。它们没有玫瑰花的风姿绰约，和百合花的清新又不一样，它有自己的大方和阳光，毫不遮掩，也不羞羞答答，向着太阳的方向尽力往周边舒展，给人一个微笑的开始。
“给你，My girl！”一支深粉红色非洲菊出现在了面前，它被斜着递过来的姿势，正好在胸前可以做我纯白色羊毛衫的装饰。
我扭头，是一个中年男子，黑色长风衣里露出我最喜欢的驼色羊绒衫，虽没有福尔摩斯的拐杖和黑色礼帽，却也精致挺括。这样的装束我只在英剧里看到过，在这里，澳洲大老粗们从不区分正式、非正式场合，一律沙滩裤人字拖示人，极尽休闲和随意。
我身边的这个男人，手上捧着一束非洲菊，清一色的橘红色，就是眼前这个摊位上存量最多的颜色，唯独给我的那支例外。
“你很适合粉红色。”他说着动人的夸奖的话，脸上却挤不出一个笑容。
我接受了他的好意，接过花，捏在花茎中部——这样，花朵正好在我胸口的位置。为表示感谢，我提出请他吃司康饼。
司康饼在靠近女王街的一侧，我在刚进市集的时候就已经眼尖瞅见。相比在杭州，想吃司康饼只能去高级酒店喝下午茶——它们只存在于三层银盘甜品架的顶端却不提供零点——在这里却犹如烧饼般家常。
“很少有女孩子喜欢吃司康饼啊，我见过很多中国姑娘，都说它们就是硬邦邦的一块大理石。”他终于笑了，带着一点刮目相看的意味。
这是个只卖新鲜司康饼和麦芬的摊位，一点五刀一个。透明薄纸包成纸杯状的是麦芬（Muffin），每一种口味都有标注：蓝莓、苹果碎屑、蔓越莓、香蕉、浓缩咖啡……琳琅满目。相较而言，司康饼的品种和长相就寡淡得多，无非红豆、提子和原味，而且每个长相都差不多。
“怎么样，还是麦芬更诱人？”男子终究认为女孩子更喜欢偏甜的食物。
“哦，不，咱们还是来几个原味司康饼吧，一人两个，OK？”我问他。
“Good！”我付钱，男子在一边要了新鲜忌廉和果酱。
我一手捏着非洲菊，一手抓着装了司康饼的纸盒，男子一手环抱着大束非洲菊，一首捏着忌廉、果酱。
“要不，就去前面广场上晒太阳？”男子提议。
晒太阳是澳洲人基因里自带的兴趣爱好，不受季节、时间、心情所限，只要太阳配合，他们毫不介意皮肤上被晒出斑斑点点。而我不喜欢太阳，坚信“阳光会抹杀思想”，和他一起去海边时，我总是躲在遮阳伞下读书，全身裹严实后只剩下嘴巴；进入酒店客房，第一件事就是将窗帘拉下，大白天开着一盏黄色台灯。他总说我们玩不到一块儿，我却觉得各自保有独立的空间也挺好。事实上，这样单方面的坚定终究是个人评判，抵不过真相的残酷。
“你知道为什么英国出了那么多作家？”朝着广场空地走去的路上，我问他。他显然被我这么无厘头的问题问住了，摇摇头。
“因为英国常年阴雨天，人们没法出去晒太阳，只好在家写作。”我说。
“啊，你是在讽刺我们澳洲人写不出好作品？”男子领悟了似的。
“没有没有，我只是，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我爱吃司康饼，因为我看了很多英国小说，还有很多英国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都爱司康饼。”这样的转折真够牵强。
“你买花，是送给女朋友吗？”我赶紧换个话题。
“手里捧着花的人，并不是奔着买花的念头特意前来的，也许只是路过，和我一样。”他指指眼前来往的、手里也捧了花束的人，“我总觉得他们都在考虑，该把这些花放在家中哪个位置比较好；或是立即去拜访某位久违的朋友，把花送给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坐下，把花放在地上。布里斯班的街道开始苏醒，广场上的鸟群起落，又在花束旁停留，店铺闸门缓缓卷起，非洲菊迎着太阳努力地释放它的美，有多少美就释放多少美。
忘记拿刀叉了，就赤手把司康饼掰成两半，用其中的一半直接去蘸忌廉和果酱，再和另一半合起——尽管果酱上粘上越来越多的忌廉。我们相视而笑，心想：将就将就吧。
将就，是我对人生的妥协。因为你的一纸判书，容不得我对突如其来的分别有任何抗争，从今以后，我无师自通，学会不去追问“为什么”“然后呢”。
“然后呢，我打算去看望一个老朋友，她会喜欢这花儿。”眼前的这个男人没有等我发问就先说了。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市集，金发映着阳光，步伐轻快如小鸟，人们相互问好，分不清谁是买东西的，谁是卖东西的，他们从不讨价还价。他在她身后目光含笑，心有所思；他们默契地穿着深色外套，他们前后脚来到同一摊位——而他们并不相识，不知这时时路线交叉的路人就是令自己吸收早晨积极情绪的因由。
而那些热闹的，极富生活气息的画面，只能远观，我怕风一吹，颜料就会脱落下来，散落一地；再一吹，颗粒混合着尘埃也就消失在了宇宙里。大多数时候，我恨不得穿进隐形衣，索性消失在人群里，一了百了。然而，我无法和人群完全隔离。海明威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以我甚至自私地希望有一面巨大的人群幕布墙，他们和我没什么关系，却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闹中取静是一种很奇妙的心理感受，明明市集里热闹非凡，但在离它正中心几米远的位置，你找到了最佳场所。
“你很忧郁。”男人直视前方，并没有看我。
好陌生的词啊，在我居住和生活的那个城市，人们习惯性说“焦虑”，用多了就显得简单粗暴。然而忧郁，虽是一种陌生的感情，却以温柔和烦恼搅得人不得安宁，它是美丽而庄重的。相比焦虑的大众化，忧郁是自私的。
“所以，你认为我更该吃糖分多的麦芬化解忧郁，而不是司康饼？”我将问题又绕回到了食物上。不是我不愿意解释“忧郁”的深层原因，而是，我该从何说起啊。如果告诉他，有一个我爱过的男人突然消失了，只留下微信上的三句话，他不会认为这是爱情，最多只是少男少女玩了一局“我不跟你好了”的游戏。
我起身，打算按原计划去植物园。我晃晃手里的非洲菊，对男人说再见；男人摆摆半个司康饼，说了声再见。而我，没有立刻迈出脚步，我在等一个微笑。他顿了顿，说：“其实，我是个作家。”
……
一个星期后，因为有事要去布里斯班北部一个年轻文艺地儿，New farm，索性连带市集List里Jan Powers位于该区域的市集点一道去了。他们约了十点，七点从Helen家坐车，八点抵达，还有两个小时可逛。
这个曾经沙砾弥漫的山谷已经演变为中产阶级聚集地，依然保留着多元文化社区和波西米亚风格，年轻潮人来到这里，观看艺术电影和独立剧团演出，在充满当地摇滚历史的场地欣赏音乐家演奏。和杭州的Loft 49、杭丝联一样，后面的Power house艺术中心也是过去的发电厂改造而成的艺术中心。两年前，我在杭州一家报纸做文化娱乐报道，曾整过一个《恋爱的犀牛》巡演的稿子，通稿里的布里斯班站，就是这里。
整个场地由一个七百个座位的Power house主剧场，两百个座位的Visy剧场，八百人容量的Turbine平台组成，附带两个餐馆，两个平台，一个会议室，若干排练场，以及N个办公室。没有演出的白天，舞台就当咖啡馆用，整个暗色调的艺术中心，一辆橘色的小推车留在底下，我愿意相信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惯例性地来市集买菜，而艺术中心里的咖啡馆里，是作为家庭和菜市场日常琐事的过渡和调节。
我没有在剧场里多留，以免话剧台词喷薄而出刹不住车，毕竟，看过不下十次，最后一次来杭州巡演，我和他在那个闷热的晚上一起去，吴越、郝蕾等老牌演员换成了新生代的刘畅、刘润萱，一个都不熟。那种闷热，和今天早上的气息很接近，含着露水的湿润空气，红绿灯闪烁的路口，小摊上码放整齐的栀子花束——那是这个城市独属于早起的人的清晨。
既有传统菜市场的亲切温馨，食物新鲜，又有现代超市般的清洁干净，逛起来非常舒适。可能因为这个市集在居民区，且双休日都举行，推小车的人不多，或许他们只需要当日的量即可，既方便，又新鲜。想到当年市集达人韩良忆说过的，每次上集市都只有一个小花布袋。就像我对澳洲本地人的判断，趿拉着拖鞋，一手端果汁，一手挑香蕉的休闲人士占了大多数。摊主也很闲，你要不去主动搭话，他很少来问你，这种闲适也成了它的招牌——在摊位前左拣右挑，摸摸这个，比较那个，都没人来阻拦你。
这个市集最棒的地方就是不仅可以逛，还可以在这里把午饭一并解决，十一刀（约六十元人民币）先买上一打新鲜的生蚝，直接捧着盒子挤上柠檬就可以开始打牙祭。再来一块橙红的三文鱼，再在旁边的食摊来两块烤得香喷喷的大蒜面包，最后来上一大袋甜得如蜜的紫色大樱桃，每样食物中都是澳洲阳光和大海的味道。
或者去拐角处的热狗店，店主是个相当友善的老头，尽管很忙碌，还是喜欢跟顾客聊几句。这也是这个散漫市场里少有的愿意社交的人——请老板对半切开的尺寸，加洋葱、酸菜，再自己加各种芥末、番茄酱。
要是还惦记着下午茶，像蔡澜那样买些水果芝士，再花上十澳币买一瓶品质一流的白葡萄酒，坐在不远处的免费公园里好好翻晒，真是了不得的享受。
我买了热狗，备齐了各种配料和调料，配了一杯市集里的现榨小麦汁清火，坐在草地上，打开笔记本想写点什么，却怎么也无法集中精神，明明是个充满了积极能量的清晨，没有理由却心烦意乱啊。我合上电脑，一心一意地观看草坪上的年轻妈妈和孩子，他们玩得很开心，就像过去的一个小时里，我在市集里逛得很开心。所谓能者，就是在每个阶段，都找得到与自己匹配的兴奋点，这些顺境中的备胎，到了逆境中就是工具、良药。
忽然，一个皮球滚了过来，越滚越近，直到停在我跟前。我抓过它，看到正扭着小屁屁歪歪斜斜跑过来的小女孩。卷曲的金色长发，鬓角耳朵处别了一枚粉红色发卡，粉扑扑的脸蛋，圆圆的黑眼珠，活像一个现实版的洋娃娃。她穿着白色羊毛衫，胸前正别着一朵新鲜的、粉红色非洲菊，折下来的花柄被捏在手上当玩具。
我忽然想起一周前见过的作家，如果再遇到，我想问一个关于“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觉得粉红色衬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