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隆斯基来参加选举，因为他在乡下觉得无聊，他需要向安娜表示他的自由权，因为要在选举会中支持斯维亚日斯基，以报答他在县议会的选举中为他的一切奔走，而最主要的是为了要严格地履践他自己所选定的贵族与地主这种身份的一切义务。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料到，这次选举的事情那么引起他的兴趣，那么感动他，他会把这种事情做得那么好。他在贵族团体中完全是个新人，但显然他获得了成功，并且他想他已经在贵族当中有了一点势力，这没有错。使他有势力的是：他的财产和名气；城里的优美的住处，这是他的老友谢尔考夫借给他住的，那个老友在做财政上的事情，并且在卡升设立了一家兴旺的银行；佛隆斯基从乡下带来的出色的厨子；他和省长的友谊，省长是他的同学，并且是受过佛隆斯基保护的同学；而最重要的是他的直率的、对大家一律的态度，这很快地使大部分的贵族改变了对于他的假定的骄傲的批评。他自己觉得，除了那个娶吉蒂·施切尔巴次卡雅的a propos de bottes（牛头不对马嘴地）带着疯狂的怒气向他说了一大堆毫不相干的蠢话的怪癖的绅士，他所结识的每个绅士都成了他的拥护者。他明显地看到，别人也承认，他对于聂维埃道夫斯基的成功有很多助力。现在在自己的餐桌上，庆贺着聂维埃道夫斯基的当选，他为他的当选人感觉到愉快的胜利情绪。选举的事是那么引起他的兴趣，以致他想，假若他在以后的三年之内结了婚，他自己也来做候选人——类似在骑师为他赛马得胜之后，他想自己去骑马比赛一样。
现在是庆贺骑师的胜利。佛隆斯基坐在桌子的边头，靠他的右手坐着年轻的省长，一位御前侍从的将军。对于所有的别人，他是一省的长官，神圣地主持了选举的开幕，发表了演说，引起了许多人的尊敬与畏惧，如佛隆斯基所见到的；对于佛隆斯基，他却是马斯洛夫·卡其卡——这是他在中央幼年学校的诨名——他在佛隆斯基面前觉得不自如，而佛隆斯基却极力要mettre a son aise（使他自如）。在佛隆斯基的左手坐着那个有一张年轻的、固执的、恶毒的面孔的聂维埃道夫斯基。佛隆斯基对他直率而恭敬。
斯维亚日斯基愉快地忍受着自己的失败。这对于他甚至不算是失败，他自己拿着酒杯转向聂维埃道夫斯基说：贵族所应该推行的那种新运动的代表，是不能够找出更好的人了。因此每个正派的人，像他所说的，都站在今天胜利的这边并且为这个胜利而高兴。
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也高兴，因为他快乐地消磨了他的时间，并且大家都满意。在精美的筵席上谈着选举的插曲。斯维亚日斯基滑稽地重述贵族代表的流泪的演说，并且转向聂维埃道夫斯基说，阁下应该选择一种比眼泪更为复杂的查账方法。另一个谐谑的贵族说，他们为前任贵族代表的跳舞会找了些穿长筒袜子的听差，现在假若新贵族代表不用穿长筒袜的听差举行跳舞会，就要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在吃饭的时间，他们不断地称呼聂维埃道夫斯基作“我们的省贵族代表”和“阁下”。
这是带着用Madame（夫人）和丈夫的姓称呼新娘时的同样的快乐说出来的。聂维埃道夫斯基装作他不但是漠不关心而且轻视这种称呼，但显然他很高兴并且抑制着自己，以免透露出来那和大家所处的那种新的自由的环境不相合的狂喜。
在吃饭的时候打了几个电报给关心选举结果的人。斯切潘·阿尔卡即耶维奇很是高兴，打给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一个这样的电报：“聂维埃道夫斯基二十球当选。祝贺。转告。”他大声地口授着，说道，“应该让她们欢喜。”达丽亚·阿列克三德罗芙娜接了电报，只为电报费叹了口气，明白这是吃饭完毕时的事情。她知道斯齐发有一个饭后的弱点：faire jouer le telegraphe（滥发电报）。
这一切，连同精美的筵席以及不是从俄国酒店而是直接从外国运来的酒，都是很高贵的，简单的，可乐的。这个二十来人的团体是斯维亚日斯基从思想一致的、自由主义的，同时是聪明正派的新的活动分子中选出来的。他们半说笑地祝贺新省贵族代表，省长，银行经理和“我们可爱的主人”。
佛隆斯基满意了。他决没有料到省城里有这么可喜的情调。
在筵席完结时，大家更快活了。省长请佛隆斯基去赴他妻子为了穷人所主持的音乐会，她想和他认识。
“那里有跳舞会的，你去看看我们的美人。真的，值得看一看。”
“Not in my Iine（不是我所长）。”佛隆斯基回答，他爱说这个短句，但是他微笑着答应了去。
在离桌子之前，当大家都在吸烟时，佛隆斯基的跟班用盘子送了一封信给他。
“从佛斯德维任斯考专人送的。”他带着有含意的表情说。
“奇怪，他多么像候补检察官斯文齐次基啊。”在佛隆斯基皱眉看信时，一位客人用了法语说到那跟班。
信是安娜写来的。在他看信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他预料选举五天完毕，答应了星期五回去。今天是星期六，他知道信的内容是责备他没有准时回去。他昨天晚上送回的信，大概还没有到。
内容正是他所预料的，但形式是出乎意料的，是他觉得特别讨厌的。“安尼病重，医生说，或许是炎症。我失去了主张。发尔发拉公爵小姐不是帮助，而是阻碍。我前天就望你来了，昨天和现在我派人打听，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我自己想来，但是知道这会使你觉得不愉快，便改变意思了。给一个回信吧，让我知道怎么办。”
小孩生病，而她自己却想要来。他们的女儿病了，这种敌意的语气。
这种无邪的选举之乐和那种忧愁的、拖累的爱情，他必须回到这个爱情那里去——二者的对照使佛隆斯基惊异了。但是他必须去，于是他乘第一班火车，当夜就回家去了。
三十二
在佛隆斯基去赴选举会之前，安娜想到，在他每次出门时，他们之间所一再重复的吵架，或许只使他冷淡而不能抓牢他，便决定了尽一切可能的力量控制自己，以便平静地忍受这次的离别。但是在他来说明他要出门时，他望她时的那种冷淡严厉的目光使她痛心了。他还没有离家，她的宁静就已经被破坏了。
后来在孤独中，想起那个表示自由权的目光，她像往常一样感觉到这一点——自己的羞辱。“他有权利随时到他想去的地方去。不但是去，而且还丢下我。他有一切权利，我没有任何权利。但是，他知道这个，不应该这么做的。”“但是他做了什么呢？……他带着冷淡的严厉的表情望我。当然，这是难以确定的难以捉摸的，但这是从前所没有的，这个目光有很多的含意，”她想，“这个目光表示冷淡开始了。”
虽然她确信冷淡开始了，她仍然是不能做出什么，她没有办法改变她和他的关系。正如同以前一样，她只能够用爱情和姿色来控制他。正如同以前一样，她只有日间用事务夜间用吗啡才能够抑制那个可怕的思想，假若他不爱她了会怎样。确实，还有一个办法：不控制他——为了这个，她除了他的爱情并不希望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和他亲近，处于使他不会抛弃她的那种地位。这个办法就是离婚和结婚。于是她开始希望着这个，并且决定了在他或者斯齐发和她第一次说到这个时她就同意。
在这样的思想中她没有他过了五天，就是他离家的那五天。
散步，和发尔发拉公爵小姐谈话，看医院，尤其是读书，读了一本又读一本，消磨了她的时间。但是在第六天，在车夫没有同他一道回来时，她觉得她再也不能设法抑制关于他在那里做什么的思想了。就在这个时候小女儿害病了。安娜开始看护她，但是这也没有转移她的心思，特别是因为病是不危险的。不管她怎么努力，她都不能够爱这个小女孩，而装假爱她又是她做不出的。在这天傍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安娜对他感觉到那样的恐惧，以致决定了到城里去，但是好好想了一下，便写了佛隆斯基所收到的那封矛盾的信，没有把它重看一遍，就派专差送出了。第二天早晨接到他的信，她又懊悔自己的信了。她恐怖地期待着他离家时向她所投的那种严厉的目光的重复，特别是当他知道了小女孩的病并不危险的时候。但她仍然高兴她写了信给他。此刻安娜已经向自己承认，他觉得她拖累他，他舍不得丢弃他的自由而回到她这里来，但虽然如此，她却高兴他要来了。让他觉得受累吧，但是他会和她一同在家的，她会看见他，知道他的每个动作。
她坐在客室里的灯下，读着一册泰恩（法国历史家与文学批评家（一八二八——一八九三）。——译者）的新书，听着院子里的风声，时时刻刻期待着马车的来到。有好几次，她仿佛觉得，她听见了车轮的声音，但是她弄错了；最后她不但听见了车轮声，并且听见了车夫的叫声和有掩蔽的门口那里不清楚的马车声。甚至在玩“排心思牌”的发尔发拉公爵小姐也证实了这个，于是安娜红了脸，站起来，但是她并不像先前两次那样地走下楼，却停住了。她忽然为自己的欺骗觉得羞惭，尤其是为了他将如何对待她而觉得惶恐。痛心的情绪已经过去了；她只怕他的不满的表情。她想起女儿完全好了已经两天。她甚至对她恼怒了，因为在信一送出的时候她就复原了。然后他想起了他，他和他的两只手一双眼睛完全在这里了。她听见了他的声音。于是忘记了一切，高兴地跑下楼去迎接他。
“哦，安尼怎样了？”他望着向他跑去的安娜，在下边畏怯地说。
他坐在椅子上，听差在替他脱暖靴。
“不要紧，她好些了。”
“你呢？”他震动着身子说。
她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拉到她的腰那里，眼睛老盯着他。
“哦，我很高兴。”他说，冷淡地望着她，她的发妆，和她的衣裳，这他知道她是为他穿的。
这一切都令他满意，但是已经令他满意过多少次了！她所那么怕的那种严厉无情的表情停留在他的脸上。
“哦，我很高兴。你好吗？”用手帕擦了润湿的胡须，他吻着她的手说。
“都是一样，”她想，“只要是他在这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不会并且也不敢不爱我的。”
这一晚，有发尔发拉公爵小姐在一起，过得幸福而快乐。她埋怨他，说他不在家的时候安娜要服吗啡。
“有什么办法呢？我睡不着觉……许多思想扰乱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服过。几乎从来没有过。”
他说到选举，安娜知道用一些问题把他带到那使他乐意的事情上——他的胜利上。她向他说了家里令他发生兴趣的一切。她的一切报道是最可喜的。
但是晚间很迟，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安娜看到她又完全控制了他，便想消除他为了她的信在目光中给予她的那痛苦的印象。她说：
“老实说吧，你接到信觉得恼怒吗，你不相信我吗？”
她刚刚说了这话，她就明白了，无论他现在对她的心情是多么亲爱，他不会饶恕她这个的。
“是的，”他说，“信是那么奇怪。说是安尼病了，又说是你自己要来。”
“这都是真的。”
“但我并不怀疑。”
“可是，你怀疑。你不满意我知道。”
“没有片刻怀疑的。我只是不满意，这是真的，因为你似乎不肯承认我有些义务…”
“去赴音乐会的义务……”
“但是我们不要说了吧。”他说。
“为什么不说呢？”她说。
“我只想说，不可避免的事情是会有的。现在我不得不到莫斯科去一下，为了房子的事情……呵，安娜，为什么你那么容易生气？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不能生活的吗？”
“假若是这样，”安娜用顿然改变的声音说，“就是你讨厌这个生活了……是的，你来了一天又要走，好像人们……”
“安娜，这话是残酷的。我准备抛弃整个的生命……”
但是安娜没有听他说。
“假若你到莫斯科去，我也要去。我不留在这里。我们不分开，就要住在一起。”
“你要知道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但是为了这个……”
“必须离婚吗？我来写信给他。我知道我不能够这么过下去的……但是我要同你到莫斯科去。”
“好像你在威胁我。但是我最希望不过的就是不和你分离。”佛隆斯基微笑地说。
但是当他说这句温柔的话的时候，在他的眼睛里不但闪烁了冷淡的目光，而且还有一个被逼迫的被激怒的人的愤怒的目光。
她看见了这个目光，正确地猜中了它的意义。
“假若这样，那是不幸的。”他的目光这么说。这是一个暂时的印象，但是她决不会忘掉它。
安娜写了信给丈夫，要求离婚，在十一月末，她跟那个要到彼得堡去的发尔发拉公爵小姐分别后，便和佛隆斯基一道搬到莫斯科去了。每天期待着阿列克塞·阿列克三德罗维奇的回信和这以后的离婚，他们现在俨如夫妇地居住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