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上城里买了孩子要用的东西。我到拱廊街一家健身房去练拳击。我通常是早上去，那时凯瑟琳还躺在床上，很晚才起来。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天气非常好，拳击后洗个澡，走在街上闻到春天的气息，然后到咖啡店里坐坐，看看人，读读报，喝一杯味美思；接着回旅馆，跟凯瑟琳一道吃中饭。拳击房教练留着小胡子，拳法准确，动作急促，你要是真追着他打，他也就彻底完蛋了。不过健身房里很愉快。空气光线都挺好，我练得很刻苦，跳绳，打假想拳，映着从敞开的窗外射进的一片阳光，躺在地板上做腹部运动，和教练打拳时，偶尔还能吓吓他。面对一面窄窄的长镜子练习打拳，我起初还很不习惯，因为看着一个留胡子的人在打拳，似乎觉得很别扭。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很好玩了。我一开始练拳时，就想剃掉胡子，但是凯瑟琳不让我剃。
有时凯瑟琳和我乘着马车到郊外去兜风。天气宜人的时候，乘车郊游还是很痛快的，我们还找到了两个可以吃饭的好地方。凯瑟琳现在走不了很远，我喜欢陪她乘车在乡间的道路上逛游。碰到天气好，我们总是玩得很开心，从来没有扫兴过。我们知道孩子就要降生了，这使我们俩产生了一种紧迫感，丝毫不敢浪费在一起的时光。
第四十一章
有一天早晨，我大约三点钟醒来，听见凯瑟琳在床上辗转反侧。
“你没事吧，凯特？”
“有些疼了，亲爱的。”
“有规律的疼吗？”
“不，不大有规律。”
“要是有规律的话，我们就得去医院了。”
我困得厉害，又睡着了。过了一会儿，又醒来了。
“你还是给医生打个电话吧，”凯瑟琳说。“我想这次也许真来了。”
我去给医生打电话。“多长时间疼痛一次？”他问。
“多长时间疼痛一次，凯特？”
“我想是一刻钟一次吧。”
“那就应该上医院了，”医生说。“我穿上衣服马上就去。”
我挂断了，给车站附近的汽车行打电话，叫一辆出租车来。好久没人接电话。后来终于有人接了，答应马上派辆车过来。凯瑟琳在穿衣服。她把包都收拾好了，里边装着她住院的用品和婴儿的东西。我到外边走廊里按电铃叫开电梯。没人回应。我走下楼去。除了值夜员，楼下没有别人。我自己开了电梯上去，把凯瑟琳的包放进去，凯瑟琳走进来，我们一起下去。值夜员给我们开了门，我们走出去，坐在通车道的台阶旁的石板上，等出租车来。夜空晴朗，满天繁星。凯瑟琳非常兴奋。
“我很高兴，总算开始了，”她说。“再过一会儿，一切就会过去的。”
“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我不害怕。不过我还是盼着出租车快点来。”
我们听见出租车从街上开来，看到了车前灯的灯光。车拐进车道，我把凯瑟琳扶上车，司机把包放在前面的座位上。
“去医院，”我说。
出租车出了车道，往山上驶去。
到了医院，我们走进去，我拎着包。有个女人坐在服务台前，她在一个簿子上写下凯瑟琳的姓名、年龄、地址、亲属和宗教信仰。凯瑟琳说她没有宗教信仰，那女人就在那个词后边空白处画了一杠。她报的姓名是凯瑟琳·亨利。
“我带你到你的房间去，”那女人说。我们乘电梯上去。那女人停下电梯，我们走了出去，跟着她走下一条走廊。凯瑟琳紧紧抓住我的手。
“就是这个房间，”那女人说。“请你脱了衣服上床吧？这儿有一件睡衣给你穿的。”
“我有睡衣，”凯瑟琳说。
“你还是穿上这一件好，”那女人说。
我走出去，坐在走廊里一把椅子上。
“你现在可以进来了，”那女人站在门口说。凯瑟琳躺在那张窄床上，穿着一件朴素的、宽大的睡衣，看上去好像是粗布床单改成的。她冲我笑笑。
“我现在感觉好痛，”她说。那女人抓住她的手腕，看着表计算阵痛的时间。
“刚才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我从她脸上看出她是痛得厉害。
“医生呢？”我问那女人。
“他在睡觉。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来。”
“现在我得给夫人办点事儿，”护士说。“请你再出去一下好吗？”
我到了外边走廊。走廊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扇窗户，所有的门都关闭着。这儿散发着医院的气味。我坐在椅子上，望着地板，为凯瑟琳祈祷。
“你可以进来了，”护士说。我进去了。
“嗨，亲爱的，”凯瑟琳说。
“怎么样？”
“现在来得很频繁了。”她绷起了脸。然后笑了笑。
“刚才真痛啊。你能不能把手再放到我背上，护士？”
“只要对你有好处，”护士说。
“你去吧，亲爱的，”凯瑟琳说。“出去弄点吃的。护士说我这样还要拖好久呢。”
“初次分娩通常都会拖好久的，”护士说。
“请出去弄点东西吃吧，”凯瑟琳说。“我真的挺好。”
“我再待一会儿，”我说。
阵痛来得相当频繁了，然后又缓和下来。凯瑟琳非常兴奋。痛得厉害的时候，她说痛得好。等阵痛一减轻，她就失望，感到难为情。
“你出去吧，亲爱的，”她说。“我觉得你在这儿反而让我不自在。”她又绷起了脸。“好了。这次好一些。我多想做个好妻子，好好地生下这孩子，可别傻里傻气的。请你去吃点早饭吧，亲爱的，然后再回来。我不会想你的。护士待我好极了。”
“你有充足的时间吃早饭，”护士说。
“那我走了。再见，心爱的。”
“再见，”凯瑟琳说，“也替我吃一顿好好的早餐。”
“哪儿可以吃到早饭？”我问护士。
“顺着街走，广场那儿有家咖啡店，”她说。“现在应该开门了。”
外边天亮起来。我走过空荡荡的街道去咖啡店。店窗口亮着灯。我走进去，站在镀锌的吧台前，老店主给了我一杯白葡萄酒和一只奶油蛋卷。蛋卷是昨天剩下来的。我把它蘸着酒吃，然后喝了一杯咖啡。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老头问。
“我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
“这样啊。祝你好运。”
“再给我一杯酒。”
他端起酒瓶来倒，溢出了一些酒，淌到镀锌的吧台上。我喝了这杯酒，付了账就出去了。外边街上，家家门口都摆着个垃圾桶，等着倒垃圾的来清理。有一条狗在用鼻子嗅着一只垃圾桶。
“你想找什么？”我问，然后瞧瞧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拉出来给它吃；垃圾桶上面只有咖啡渣、尘埃和一些枯萎的花。
“什么都没有啊，狗，”我说。狗穿过街道走了。我回到医院，上楼来到凯瑟琳那一层，顺着走廊走到她的房间。我敲敲门。没人回应。我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凯瑟琳的包还放在椅子上，她的睡衣挂在墙上的钩子上。我出去到了走廊里，到处找人。我找到了个护士。
“亨利夫人在哪儿？”
“一位夫人刚刚进了产房。”
“产房在哪儿？”
“我带你去。”
她带着我走到走廊的尽头。那房间的门半开着。我看见凯瑟琳躺在一张台子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护士站在台子的一边，医生站在另一边，旁边有些圆桶。医生手里拿着一个橡胶面罩，面罩连着一根管子。
“我给你拿件罩衣，你穿上就可以进去，”护士说。“请到这儿来。”
她给我套上一件白大褂，用别针在脖子后面别住。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她说。我走进房去。
“嗨，亲爱的，”凯瑟琳用虚弱的口气说。“我没有什么进展。”
“你是亨利先生吧？”医生问。
“是的。情况怎么样，医生？”
“情况很好，”医生说。“我们到这儿来，便于用麻醉气减轻产痛。”
“我这就要，”凯瑟琳说。医生把橡皮面罩往她脸上一罩，转了转刻度盘上的指针，我看着凯瑟琳急促地做着深呼吸。随即她把面罩推开了。医生关掉了气阀。
“这次不是痛得很厉害。刚才那次痛得才厉害呢。医生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是吧，医生？”她的声音有些怪。说到“医生”两字时提高了嗓门。
医生笑了笑。
“我又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把橡皮面罩紧紧按在脸上，急促地呼吸着。我听见她轻微地呻吟着。接着她推开了面罩，笑了笑。
“这次痛得厉害，”她说。“这次痛得真厉害。别担心，亲爱的。你去吧。再去吃一顿早饭。”
“我就待在这儿，”我说。
我们大约是早上三点钟到的医院。到了中午，凯瑟琳还在产房里。疼痛减缓了。她看上去非常疲惫，非常憔悴，但她仍然很高兴。
“我太不中用了，心爱的，”她说。“真对不起。我原以为事情会很容易的。现在——又来了——”她伸手抓过面罩，捂在脸上。医生转动刻度盘，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疼痛过去了。
“不是很痛，”凯瑟琳说。她笑了笑。“我对麻醉气吸上瘾了。真奇妙啊。”
“我们在家里装一个吧，”我说。
“又来了，”凯瑟琳急促地说。医生转动刻度盘，看着他的表。
“现在间隔是多少？”我问。
“大约一分钟。”
“你不要吃中饭吗？”
“我过一会儿就去吃，”他说。
“你得吃点东西，医生，”凯瑟琳说。“真对不起，我拖了这么久。不能让我丈夫给我输麻醉气吗？”
“你要是愿意的话，”医生说。“你把它拨到数字二上。”
“我明白了，”我说。刻度盘上有个指针，可以用把手转动。
“我想要了，”凯瑟琳说。她抓住面罩，紧紧捂在脸上。我把指针拨到二上，等凯瑟琳一放下面罩，我就把它关掉。医生让我来做点事倒也挺好。
“是你送的气吗，亲爱的？”凯瑟琳问。她抚摸着我的手腕。
“当然。”
“你真可爱。”她吸了气，有点麻醉了。
“我到隔壁房间吃点东西，”医生说。“你可以随时叫我。”就这样，我看着医生吃饭，过了一会儿，又看见他躺下来抽根烟。凯瑟琳越来越疲惫不堪了。
“你看我究竟能不能生下这个孩子？”她问。
“能的，当然能。”
“我在竭尽全力。我把孩子往下挤，但它溜开了。又来了。快给我上。”
两点钟时，我出去吃午饭。咖啡店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喝咖啡，桌上还放着一杯杯樱桃白兰地或苹果白兰地。我在一张桌边坐下来。“有吃的吗？”我问侍者。
“过了午饭时间了。”
“没有全天供应的食品吗？”
“你可以吃泡菜。”
“就给我泡菜和啤酒吧。”
“要小杯的还是大杯黑啤酒？”
“一小杯淡的。”
侍者端来一盘泡菜，上面有一片火腿，另有一根香肠埋在酒浸过的辣白菜里。我边吃泡菜边喝啤酒。我肚子很饿。我打量着咖啡店里的人。有一桌人在玩牌。我旁边那张桌子有两个人在抽烟聊天。咖啡店里烟雾弥漫。我吃早饭的那个镀锌的吧台后面，现在有三个人：一个老头，一个穿黑衣服的胖女人，正坐在柜台后面记录着客人的酒菜点心，还有一个围着围裙的伙计。我在琢磨这女人生过多少孩子，怎么生下来的。
我吃完泡菜，就回医院去。现在街上干干净净的。各家门口的垃圾桶不见了。天阴多云，不过太阳正试图冲破云层。
我乘电梯上楼，出了电梯顺着走廊往凯瑟琳的房间走，我把白大褂放在那儿了。我穿上白大褂，在脖子后边别好。再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活像个留胡子的冒牌医生。我顺着走廊往产房走去。门关着，我敲了敲。没有人回应，我便转动门把手，走了进去。医生坐在凯瑟琳旁边。护士在屋子另一头忙活什么。
“你丈夫来了，”医生说。
“噢，亲爱的，我有个最棒的医生，”凯瑟琳用一种很怪的声音说。“他给我讲最棒的故事，等我痛得不行的时候，他就让我完全失去知觉。他棒极了。你棒极了，医生。”
“你醉了，”我说。
“这我知道，”凯瑟琳说。“但是你不该说出来。”接着又说：“快给我，快给我。”她抓住面罩，呼吸起来又短促又深沉，气喘吁吁，弄得面罩答答响。随即她长叹一口气，医生伸出左手，拿走了面罩。
“这次痛得好厉害，”凯瑟琳说。她的声音非常怪。“我现在不会死，亲爱的。我已经过了死的关口。你不高兴吗？”
“你可别再闯入那个关口。”
“我不会的。不过我也不怕死。我不会死的，心爱的。”
“你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医生说。“你不会丢下你丈夫死去的。”
“噢，不会的。我不会死。我不想死。死太傻了。又来了。快给我。”
过了一会儿，医生说：“你出去一下，亨利先生，只一会儿工夫，我要检查一下。”
“他要看看我怎么样了，”凯瑟琳说。“你过一会儿回来，亲爱的，可以吗，医生？”
“可以，”医生说。“他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就叫人请他回来。”
我出了门，沿着走廊走到凯瑟琳产后要待的房间。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打量着这房间。我出去吃午饭时买的报纸就在上衣口袋里，便拿出来看了起来。外边天渐渐黑下来，我打开灯继续看报。过了一会儿，我放下报纸，关上灯，看着外边黑下来。不知道医生为什么没叫人来喊我。也许我不在场会好些。也许他想让我离开一会儿。我看着表。要是他在十分钟内不来喊我，我就自己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