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外国人著述
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晋法显、唐玄奘、义净，皆游历印度之高僧。显著有《佛国记》，奘著有《大唐西域记》，净著有《南海寄归传》，此三书英法俄德皆有译本，欧人治印度学必读之书也。] 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可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马可波罗，意大利之威尼斯人。生于1251，卒于1324。尝仕元世祖，居中国十六年，归而著一游记。今各国皆有译本，近亦有译为华文者矣。研究元代大事及社会情状极有益之参考书也。] 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拉施特，波斯人。仕元西域宗王合赞，奉命修国史。书成，名曰《蒙古全史》，以波斯文写之。今仅有钞本。俄德英法皆有摘要钞译本。清洪钧使俄，得其书，参以他书，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为治元史最精诣之书。但其关于中国本部事迹甚少，盖拉氏身仕宗藩，详略之体宜尔也。]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36]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钜，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内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36]现代欧人关于中国考史的著述，摘举其精到者若干种列下。
（一）关于古物者：Mlünsterberg：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Künste. qqreader-footnote" src="images/note.png" alt="B.Laufer：jade. B.Laufer：Sino-Iranica. B.Laufer：Numerous Other Scientific Papers. Chavannes：Numerous Books and Scientific Papers. Pelliot：Mission Pellioten Asie Centrale. A.Stein：Ancient Khotan. A.Stein：Ruins of Desort Cathay.
（二）关于佛教者： Waddell：Lhasa and its Mysteries. Hornle：Manu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 Huth：Geschichte des Buddhismus in der Mongoiei. Thomas Watters：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三）关于外国关系者： Blochet：Introduction a une Histoire des Mongloes. Hirth：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Mookerji：A History of Indian Shipping and Maritime Activit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V.Sta？l—Holstein：Tocharisch und die Sprache 1. V.Sta？l—Holstein：Tocharisch und die Sprache 2. Chavannes：Les Tou—kiue Occidentaux. O.Franke：Beitrage aus Chinesischen Quelleu zur Keuntniss der Turkvolker und Skythen Zentralasien.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荡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荡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竟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前章列举多数史料，凡以言史料所从出也。然此种史料，散在各处，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则不能得。又真赝错出，非经谨严之抉择，不能甄别适当。此皆更需有相当之技术焉。兹分论之。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见于旧史者，或无须特别之搜集；虽然，吾侪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莳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又如治动物学者搜集标本，仅一枚之贝，一尾之蝉，何足以资研索；积数千万，则所资乃无量矣。吾侪之搜集史料，正有类于是。试举吾所曾致力之数端以为例：
（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汇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试为图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会结构之迥殊于今日，可见一斑也。
（乙）吾曾欲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沟通之迹，而考论中国留学印度之人物。据常人所习知者，则前有法显，后有玄奘，三数辈而已。吾细检诸传记，陆续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计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时，据慧皎之《高僧传》，义净之《求法传》，得六七十人，已大喜过望；其后每读一书，遇有此者则类而录之，经数月乃得此数。吾因将此百八十余人者，稽其年代籍贯，学业成绩，经行路线等，为种种之统计；而中印往昔交通遗迹，与夫隋唐间学术思想变迁之故，皆可以大明。
（丙）吾曾欲研究中国人种变迁混合之迹，偶见史中载有某帝某年徙某处之民若干往某处等事，史文单词只句，殊不足动人注意也。既而此类事触于吾目者屡见不一见，吾试汇而钞之，所积已得六七十条；然犹未尽。其中徙置异族之举较多，最古者如尧舜时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汉之迁六国豪宗以实关中。吾睹此类史迹，未尝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虽然，就他方面观之，所以抟捖此数万万人成一民族者，其间接之力，抑亦非细矣。吾又尝向各史传中专调查外国籍贯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殚，突厥人之阿史那忠，于阗人之尉迟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罗顺等，与夫入主中夏之诸胡之君臣苗裔，统列一表，则种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见也。
（丁）吾又尝研究六朝唐造像，见初期所造者大率为释迦像，次期则多弥勒像，后期始渐有阿弥陀像，观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见各时代信仰对象之异同；即印度教义之变迁，亦略可推见也。
（戊）吾既因前人考据，知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者，即指基督教，此后读《元史》及元代碑版与夫其他杂书，每遇“也里可温”字样辄乙而记之，若荟最成篇，当不下百条，试加以综合分析，则当时基督教传播之区域及情形，当可推得也。
以上不过随举数端以为例。要之吾以为吾侪欲得史料，必须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经学者多已善用之，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即其极好模范。惟史学方面，则用者殊少。如宋洪迈之《容斋随笔》，清赵翼之《廿二史劄记》，颇有此精神；惜其应用范围尚狭。此种方法，恒注意于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常人向来不认为史料者，吾侪偏从此间觅出可贵之史料。欲应用此种方法，第一步，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锐敏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月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月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由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第二步，须耐烦。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例如吾前文所举（甲）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国家甚多”云尔；所举（乙）项，其目的不过求出一断案曰“六朝唐时中国人留学印度之风甚盛”云尔。断案区区十数字，而研究者，动费一年数月之精力，毋乃太劳？殊不知凡学问之用科学的研究法者，皆须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学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称为学问。且宇宙间之科学，何一非积无限辛劳以求得区区数字者？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诒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我国史学界，从古以来，未曾经过科学的研究之一阶段，吾侪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结果，博得将来学校历史教科书中一句之采择，吾愿已足，此治史学者应有之觉悟也。
尤有一种消极性质的史料，亦甚为重要：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试举其例：
（甲）吾侪读《战国策》，读《孟子》，见屡屡有黄金若干镒等文，知其时确已用金属为货币。但字书中关于财货之字，皆从贝不从金，可见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贝而非用金。再进而研究钟鼎款识，记用贝之事甚多，用金者虽一无有；《诗经》亦然；殷墟所发见古物中，亦有贝币无金币，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尝以金属为币。再进而研究《左传》《国语》《论语》亦绝无用金属之痕迹。因此吾侪或竟可以大胆下一断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属货币。”若稍加审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说曰：“春秋以前金属货币未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