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八十多年前，浙东四明山麓一条依山傍水蜿蜒曲折的山道上，行进着一支规模可观的迎亲队伍。坐在镶金嵌玉雕神刻仙的八人抬的宁波花轿里的新娘子，心里很有点激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女人踏上这一生中即便不是最重要起码也是很重要的台阶时总是这样的。同时她还有点惴惴不安，甚至多少有点害怕。这更难怪她。作为镇上最有声望也最受人尊敬的“社会贤达”的闺女，她从未离开过家门一步。她不晓得自己将要去当媳妇的那个小山村里的新家坐南还是朝东，依山还是临水？尽管她已经听说拥有九十九亩田的夫家是村里的首富。她更想知道将要和自己厮守一辈子的丈夫是高还是矮，是白还是黑？虽然她已听说他比自己小两岁，是个正派而又能干的读书人。
几十年后，每当看到我的正在恋爱的姐姐三天两头往男朋友家跑时，我祖母总会发出一声长长的认人捉摸不透是什么意思的感叹：“唉”
还好，当我祖母头上蒙着绛红色霞披，在一阵喜庆的爆竹声中，被两个傧相携扶着小心翼翼地迈下花轿时，她虽然不敢也无法观察，但已经听到了人们对丰厚的嫁妆的赞叹声。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更是感觉了婚礼场面的海威，气氛之热烈，这才稍稍放下心来。接下去那一套没完没了的礼节仪式弄得她疲惫不堪，那三寸金莲由酸而发麻，尤其难以忍受，祖母心里却洋溢着感奋和欣慰之情。
可是，当酒席正要开宴时，她忽然听到有人在说：“怎么没有阿舅？”
接着又是一阵议论声，还伴随着“哦”、“啊”之类的意会性字眼。虽然很轻，我祖母却听到了，不，准确地说是感受到了。她的心不由为之一沉。
祖母想起了自己的兄弟。她曾有过两个哥哥，但都在两年前死去了。对她的打击本来就够大的了。更想不到今天这日子也会触动这件伤心事。
其实说这话的人并不是故意想刺伤我祖母的心。他们纯粹出于另一层意思。按着我们浙东一带的规矩，新娘子出嫁，必得有同辈兄弟跟着花轿去新郎家，这就是所谓“送嫁阿舅#39；此习俗在山区尤为讲究。送嫁阿舅有没有，有多少，直接显示新娘子娘家“有没有人”。所以通常情况下，倘使没有亲兄弟，便让堂兄表弟充任，实在没办法，也得找几个同辈男孩代替我祖母既没了亲兄弟，偏又连堂兄弟也没有，而两个表弟早已远去上海了。于是有人建议找几个家族里的同辈代替之。我的太外公却坚决不同意。他没说什么原因，但大家都知道，一来太外公是因为刚丢了两个爱子而不愿重提伤心事；二来他的脾性实在，不想搞虚头花架子；此外，他似乎很自信：凭着自己的名望，难道女儿就会因为没有阿舅而在夫家受苦不成？
太外公在当地确实有点名望。这并非由于他有财有势，而是因为他把钱财大多用于镇上的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和乡村教育。他自己花钱办了全县第一所新式学堂，还让那些贫寒子弟免费入学。为此他很受镇上人的尊敬，连县里府上也把他作为“孝廉方正”的“社会贤达”，后来还将他当做武训式的人物写进了县志人物传。
然而他不知道，正是因为他的自信，或者说是疏忽，导致了我祖母在我家有整整四年时间过不了好日子，直到“小人案”之后境况才有改善。
这四年的日子究竟怎么难过，我现在实在难以描绘，因为我祖母生前说起这件事来也是很笼统很含蓄的。她只说那时她的处境有一种“说不出的味”，说苦不苦，说酸不酸。总之，不但家里的公婆、叔姑，就是族里人村上人也常常用一种异样的目光去看她。每当这时，她便感到很不适应。但她也没有往这上面去追究原因。因为她一直认为她的娘家是足以使夫家人对她刮目相看的，就像在娘家时镇上人对她刮目相看一样。
可是，在村里人眼里，我祖母的娘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既不是有田有地的财主，也不是开店做生意的老板，办个学堂什么的又算得了啥？村里除了我祖父，再没一个人识得一个字，还不是照常过日子？上山砍柴，下田摸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满快活的。莫说读书，就是做官又有什么可羡慕的？村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镇上埠头泊着一条船，船上全是大小不同的官帽。凡是想做官的，只消去拾一顶来就行了。可村里就没一个人动心。后来又听说这消息传错了，不是装官帽的船，而是城里来的收购松毛柴的商船。这一下，全村人都“哄”地出动，挑着松毛柴担去码头了。倒不是村里人头脑清醒不信谣以后发生的“小人案”事件证明恰恰相反而是他们根本没有“官本位”思想。连官都看不起，当然更莫说学堂了。
我祖母在这样说不上是酸还是苦的日子里过了四年，心里自然是痛苦的。幸而我祖父总算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使她得到不少温暖，不久我父亲出世，更给了她一点安慰。
我祖父算得上是个新派人物，尽管村里人常常感到他的所作所为不可思议。譬如在我祖母嫁过来之后的第三年，他忽然剪了辫子。而村里大多数人是好多年之后仍保留着那根“猪尾巴”的，最多在劳作之时因着碍手碍脚才把那劳什子盘在后脑壳上。因为人们咸认虽然改朝换代了，可那位娃娃皇帝仍在紫禁城里赏花品酒啃蹄髈。尽管这样，人们对我祖父还是很尊重的。这位二十来岁的“小开”毕竟是村里首富的少爷，要紧关头很能为村里办点事。譬如有一年发大水，淹了不少田地牲口，就靠了我祖父跑到衙门去，为村里争来一笔救济款。为此，他成了村里未经选举但却是事实上的当权派。我祖父也确实很有一点政治雄心。民国成立后他曾写了一封信给县政府并请求转呈上去。信中建议把新国名改为“中华明国”，以示终于结束265年的“鞑虏”统治的“伪朝”而直接承继“我大明之皇统”。不知这封信是中途失落，还是根本没有转呈上去，反正我祖父的建议未被采纳已是既成事实。但这丝毫没有挫伤祖父从政的积极性，相反倒使他深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千里之行，更应始于足下”。他决心脚踏实地，先从村里开始，逐步实践他的政治抱负。
遗憾的是当时的村里没什么具体的政事可干，勉强可以说得上是“村事”的也只是组织人们修修路铺铺桥，或者搞点族庙宗祠的祭祀仪式，再不就是哪一户兄弟分家，哪一家婆媳不和妯娌吵架，由他出面干预一下罢了。祖父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把满腔热情和充沛精力用在读书上，再不就是逗玩刚出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以自娱。
终于迎来了让祖父施展宏图的机会！
这机会是偶然拾得的。刚断奶的我父亲生了病。村里没有医生，一般人生了病只知道请巫婆，拜菩萨，吃香灰。我祖母这次却不肯入乡随俗，尽管她几年来总是小心谨慎地改变娘家养成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夫家的风俗。她带了我父亲去镇上娘家，这样医治方便。我祖父一来想念妻儿，二来闲着没事，也常常去镇上。有一天，他在我太外公家认识了镇上一位绅士，大概是镇长之类的人物。聊天时那绅士说起一件新鲜事，说是县政府为了实践“民生主义”，同时试行西医洋药，准备在部分小孩中打预防针。镇上分派到一批，只是究竟分到“部分村”，还是就在镇上试行，尚未定下。我祖父听了忽然兴奋起来，认为自己造福乡梓的时机到了。他本来想当场就向那绅士要求，但又考虑自己年轻，未敢贸然造次。于是便在过后向我太外公说情，请他出面，把这好事揽给村里。
太外公本是耿介之人，从未利用声望以作他用。他断然拒绝道：“不行不行，我可不做这种事。”但是待到我祖母向他说情，并哭诉了一番在夫家的处境之后，他终于叹了一口气，勉强应承下来。为了女儿在夫家的处境，他违心地同意了我祖父的请求。
事情谈妥后，我祖父便兴冲冲地赶回村里。他还有好多具体事要做。因为上面规定，既是部分小孩中试行，便要登记造册备案。单这件事也够烦的了。村里不少孩子只有小名，无有大号。且不说“阿狗阿猫小牛大羊”这些“动物名词”填在表册上很不雅观，弄不好还有被人家误以为是兽医之虞；就是好多重复的“阿大阿二老四老五”的“数字组词”也足以使人分辨不清了。于是我祖父便主动地一家一户上门服务，按着村里族辈的名号歌“彩凤英士呈美德，祥鳞继世显佳声”，给八十七个小孩取了大名，然后谨慎而之地填在名册上。
花名册送上去后，我祖父便喜滋滋地等待着县里来人打预防针。在这期间，他没忘我祖母的嘱托，特意向村里人说明，这好事之所以能争过来，全靠了我祖母娘家人出力。
讵料祸从天降！不知从哪里传来消息，说这次小人登记是骗局，根本不是打什么针，而是要将这些登了记的小孩送到曹娥江造桥工地去打人肉桩！
真是耸人听闻，但又是说得有鼻有眼。曹娥江正在造桥，那是确凿的，而且听说水流急桥桩打不牢；如果用活人打桩，热血热肉胶粘，牢不可摧。这也可以引用史实为证：镇上那条建于唐太和年间的闻名全国的它山堰，传说就是用十个活人打桩造成的。如今堰旁边还有一座庙，庙里供着十个烈士的塑像，成为当地人们历来口传心诵纪念尊敬的英雄义士······
村里人平时对英雄义士也是很尊敬的，可眼下要用自己的骨肉孩子去作牺牲，自然不会有积极性，相反激起了满腔的愤怒！全村一百来个孩子的父母都来到我家，男的怒不可遏地责问，女的声嘶力竭地哭闹，年纪大的则一齐儿跪在地上，仰天长啸。另有一些人则站在一旁说，既然要拿这么贵重的人命作代价，何必贡献给几百里外的曹娥江？为村里计，倒不如就地利用，干脆在村前溪流里造一条堰，倒还可以解除每年洪涝之害，对村里有直接利益，庶几乎小孩的亡灵也能得到慰藉。更有一些血性汉子，则是针锋相对慷慨陈词，说让小孩去死太狠心了，要死也得叫各自的大人去替代。当然这两类人大多是自己没有小孩而来看热闹的。
这阵势是够悲壮了。惊天地，泣鬼神。我祖父吓懵了。他竭力否认，耐心解释。没用，人们不信他的话，仍信外面传来的消息。我祖父无奈之下，便说：“我自己的儿子也登了记。你们不信我的话，总不会认为我是个疯子，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去送命吧？”
“哎，真的，难道······”
“哦，这话也是······”
人们轻声嘀咕。但马上又有人责问，声音很高，且很严厉：“既这样，你为什么把你儿子放在镇上你丈人家？这是故意逃避！”
“他生病，在看医生。”祖父连忙解释。
于是又有人提议，要我的父亲回村，和别的小孩一起，死，一块死，活，一样活。
“我明天就去，”祖父说，“把母子俩接回村。”
“不用你麻烦，我们派人去接。”
祖父马上明白了：虽然眼下他尚没有想溜之大吉的意思，但人们不会让他脱身，而且还将把他的妻儿接回，把一家人作为人质留在村里。他读过《左传》和《战国策》，深晓“人质”的含义。他更清楚被谣言激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我祖父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胸腔里猛然涌起一股男子汉的热血。他知道为人夫者，为人父者，在紧要关头该怎么办，更何况自己既为人夫又为人父。
当晚，我家一个小放牛的怀里揣着一封简信，偷偷地离开村子，夤夜时分敲开了我太外公家的门。太外公听了小放牛的叙说，沉吟半晌。当他把我祖父要我祖母带着我父赶快避走他乡的信读给我祖母听后，我祖母脸色先是白，继而青，最后变成紫色。她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紧紧地抱住我父亲，眼巴巴地望着她的父亲。
“准备一下。”太外公镇定地说，“我去叫一顶轿，天亮你们回村去。”
“我去！我应该去！”祖母终于发出声来，毅然决然地把我父亲塞在她父亲怀里。“他不能去！他，您、您把他隐藏起来！他、您······”
“不，他也回去，他······”太外公摩挲着酣睡中的我父亲，又望了望我祖母。他还想说什么，但是嗓子哽住了，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默默地望着窗外。窗外，黑沉沉的，很静。
天亮时分，当村里七八个去“接”我祖母和我父亲的大汉挑着顶空棉轿刚出村，就见村口迎面来了两顶棉轿。走近了，两方都停下来。村人们先看见第一顶棉轿里走出眼睑红肿的我祖母。哦，她自己回来了！人们惊讶，继而又愤愤：只她一个人？小孩呢？待到第二顶棉轿里走出怀抱小孩的我太外公时，人们更加呆住了，个个表情各异地望着这位可以说得上是“鹤发童颜”的老者，都说不出话来。
“我把他们，送回来了。”太外公说，嗓音很平和，却是落地有声。他把我父亲郑重其事地递给我祖母，仿佛举行一项隆重的交接仪式完了。又抱拳向村人说：“拜托诸位了！”最后又转向我祖母，欲语又止，猛地回头，跨进那顶棉轿，走了。
祖母和我父亲回村后，形势果然起了变化。尽管村人们还没完全放心，但到底缓和了不少。又过了几天，没见官兵来抢人，人们似乎真的有点放心了。可是接下来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村里一个六岁的男孩忽然病死了！这本来也是事出有因。那男孩的父亲前几天怕官兵抓去，便拉扯着孩子东躲西藏，冷热不当，引发了猩红热。不料这一下又传出话来，说是如今民国了，新派了，小孩去曹娥江打桩不必直接送人去，只消登了记，就会把命勾去。这死去的小孩是第一个，接下去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这谣言之毒大大超过前一次。因为前一次谣言虽然也够厉害的，但毕竟可以用事实来证明，几天过去，官兵没来抓人总是事实。而这一会，谣言偏从事实中生出来，这事实便是人死了！况且谁能保证以后其他小孩不会出现三长两短？这还怎么说得清？
愤怒的村人再一次把我家围困起来。不少人干脆吃住全在我家里。那男孩的尸体也置放在我家门口临时搭起的竹棚里，以示抗议。有人声称要我祖父偿命，也有人说应该让那位没有“送嫁阿舅”的祸水女人抵命。于是双方就争起来，直到第三种意见力排众议占据首要地位为止。那意见是：一旦再有第二个小孩的魂被勾去，就拿我父亲祭天！
整整三天三夜，我祖父一家人就像已被判决只待执行的死囚似的。我祖母在悲叹自己命苦之余，便抱着我的父亲哭，祈求老天再不要来勾村里小孩的魂。好在再没第二个孩子死去，我父亲的命总算暂时保住了。但我祖父却病倒了，发热，说胡话。祖母求人们放他去镇上看医生，未获同意。
就在这时候，我太外公从镇上赶来。他和村人们谈判，总算达成协议，让他替代我祖父留在村里，让我祖父去镇上看病。
又僵持了两天。那天中午，忽然开来一队兵，足有三四十个人，荷枪实弹，把村子前后左右团团围住。官兵？来抢小孩了！人们醒悟过来，惊叫着。愤怒的人们很快就动员起来。妇女们带着小孩往山里撤退，男人们则全体武装，操棍子提锄头抡柴刀，虎视眈眈地守在村口。
阵势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兵们一步步地进逼，想冲进村去。村人顽强地阻挡着。就这样对峙着，双方都逼红了眼。兵们终于发怒了，派人高喊着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太阳下山时对方再不投降，交出人质，便正式开枪进攻。
愤怒的村人更愤怒了。他们仍没明白兵们来村里不是为抢小孩，而是来解救“人质”。他们以为兵们要求交出人质只是一个花招，经过一场简短而又郑重的磋商之后，推选一个嗓门最大的打更人向兵们高喊“战书”：如果太阳下山时兵们还不退回去，他们只有“委屈”人质了！
空气陡地变得紧张起来。看着太阳往西斜，慢慢的，接着又越来越快地往下坠去。空气越来越稀薄，仿佛要把人窒息似的。当太阳越来越大越来越挨近山头时，人们的心都抽紧了。那血晕色的火球大半沉下山岗，只有那残留的一小片悲天悯人地挂在天边的一刹那间，终于传来一阵惊心动魄的枪栓开拉声。村人们这才像从梦中醒过来似的，意识到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事。也好像直到这时，人们才明白兵们手里的长枪远比自己的棍棒锄头柴刀管用。尤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只记住对方发来的“通牒”，而把自己发过的“战书”压根儿忘了。再没有磋商，也用不着讨论，人们心里巳经一致决定放下武器投降，只是还来不及派人向官兵联系罢了。
可是已经迟了。当最后一片日晕隐没在山岗背后的时候，兵们准时地开了第一枪。接着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兵们直向村里冲过来。村人们立即溃退，慌乱中都撤到我家。院子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拼命地用木柱子抵住大门。门外，追来的兵们也已经到了，而且在准备砸门。人们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事已至此，就连投降的机会都失去了啊！
忽然有人想到“人质”。当然，原先要加害他们“委屈”他们的想法早已没有了。山里人尽管粗野，但还是懂得利害关系即使“委屈”了人质，也难逃兵们的子弹啊！更何况毕竟是活生生的人，谁能真的向他们开刀？毕竟是同村同族的人啊！对罗，就因着同村同族人，想必他们也会救救我们吧？
于是人们马上打开关押着“人质”的房间门。但一看见我太外公，大家又你望我我望你，谁也不知怎么开口才好。院子外面，兵们的咒骂声，枪托砸门声响成一片。太外公什么也没说，只是吩咐我祖母拿来笔墨，又扯了一块白布，刷刷刷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交给村人，并且吩咐说，用一根竹凉杆扯着白布，举过院墙去。
村人们不明究竟，但还是照着办了。不料就这么容易地解了危，逃过了一场兵燹之灾。
当然事情尚未完结。当晚兵们就驻在村里，并宣布村民一律不得离村，听候发落。人们在紧张的气氛中过了三天。听兵们说，关于“打小孩人肉桩”的说法纯属谣传。据说是一个女巫婆造出来的。那巫婆已被处死，是照着她说的谣言那样，用一根大木桩把她砸死在三江口边。兵们还说，其他地方也在闹，但没这里凶。而别的地方几个闹事头已经毙了。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你们村也会毙几个，而且人数一定不少！
人们惊慌了，恐惧了，其程度远远超过前几天听到谣传时。有人开始互相埋怨，推诿责任。聪明一些的则想到应该向我祖父道歉说情，请求他看在同族的情分上不追究大家的过错。可我祖父仍在镇上治病，而兵们又不允许任何人离村一步。
第四天，县长亲自来到村里查看案情。我祖父也被兵们从镇上抬回村。村人们听说，县长亲自向他慰问压惊，并要他如实说出“暴民”的名字；我祖父不肯说，反倒把案情说得很轻。县长不相信，临走时表示，即使我祖父不说出实情，他也决不轻饶那些暴民······
完了！人们感到大祸临头。有几个自已觉得够得上“为头”的已经偷偷准备着逃走，只是兵们还在，往哪逃呢？
第二天，县长又从镇上来到村里。全村人被召集到村口广场上，周围是兵们站岗。村人们个个都感到那枪口在瞄着自己。站在八仙桌上的县长在说些什么，谁都不曾听进去，直到听到最后县长说，“本该严惩不怠，现看在镇上某老先生的面上，才宽恕你们”时，人们终于醒悟过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小人案”事件后，我祖母的身价陡然提高，她享受到了村里有史以来谁也没有享受过的殊荣。一直到她逝世，她始终受到我家和村里人的尊敬。
祖母自然为此而自豪，常常向小辈讲这“小人案”的故事。一讲起来就要提醒：故事的主题是“以德报怨”，“好人有好报”。中心人物自然是她的父亲，说我的太外公救了我们一家人，救了村里不少人。
每次听到这故事我总是很感动，但后来也有过疑问。那就是：既然太外公这么好，为什么他没有后代？当然这后代是指他的男性子孙。这也是我祖母的一贯看法，她从来就认为只有像我和我哥哥这些可以做“种”的才称得上是金家正式的“后代”，而我姐姐她们是算不上的这不是和“好人有好报”相违背了吗？
有一次趁着祖母高兴，我大胆地向她发问。不料她听了，脸色刷地变了，一句话也没说。整整有两天时间她都沉默寡言。我吓坏了，再也不敢问她了。又过了几天，她忽然主动地对我说，太外公人太好了，所以不能让他有子孙。子孙再好，也不可能好过太外公。万一因为子孙后代不争气，坏了祖上的名声可怎么办？我祖母说这番话，神情显得很庄重。她说了这些理由后又强调，这是菩萨和神的旨意，都是为了她娘家好。所以虽然她娘家没有人了，但还有太外公的神灵在，这神灵会保佑我们家的。
这回答到底没能解除我的疑虑，相反使我更加困惑。这倒并非因为我怀疑神灵的存在，那是现在的事，少年时代的我怎么可能成为无神论者？我是由此而想到，倘若真的如我祖母说的那样，人做得太好了就不能有子孙后代，那还有谁去做好人呢？
尽管这样，一想起祖母解释这件事时虔诚的脸容，我那时还是相信了。我何尝不想祖母娘家的神灵能保佑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