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宗教，”约翰·亚当斯在给杰弗逊的信中说，“这个世界将成为君子所不齿之地，我指的是地狱。”约翰·亚当斯对爱国的医生本杰明·拉希（Benjamin Rush）说：“我坚信宗教是道德的基础，我从未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里，读到哪个不带宗教色彩的历史人物，也没有从其他的历史读到过，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浑球儿，也不知道有谁是。如果你能找出谁，就请报出姓名，活着的死的都行。”拉希本人的立场则更温和，但在起草一份教育年轻人的计划时，提出了相同的观点：“我对所有体现神性或者在将来施以奖惩的宗教如此敬仰，我宁可让我们的后代受到孔子或穆罕穆德的影响，也不能让他们在一个没有一点宗教原则的环境中长大。”在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初稿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同声应和了拉希的观点“我们能放心地做这样的假设：排除了宗教原则，国家的道德价值无法继续维持下去。道德观的维持需要大众都接受具有神灵权威的宗教的协助。”
有时，富兰克林和杰弗逊会给汉密尔顿以否定的回答。“一个具有美德的异教徒应该比一个作恶的基督徒先得到上帝的拯救。”富兰克林说。杰弗逊也警告过，不要那么想当然去假定宗教信仰和道德品行之间有因果关系。“宗教教义，有别于道德准则，”他说，“全人类，从创世到今天，为了一些连他们自己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搞不清楚的抽象概念，一直在互相争吵、打斗、焚烧和折磨，完全超出凡人所能理解的范围。”
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关心他人、遵纪守法、乐善好施的无神论者呢？
杰弗逊在纳闷。建国伟业的一部分天才之处，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文化，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于人为善的男女（无论他们的善心从何而来——是敬畏上帝的结果，还是来自世俗的道德框架）能够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假如我们只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在世上行善，相信这能够取悦于他，那么世俗的道德准则是何时产生的呢？”那么，宗教就无法自称是个人道德的普遍来源。世俗无神论者的美德，杰弗逊说，“一定有除了对上帝的爱之外的基础。”
不过，从总体上讲，杰弗逊倾向于道德的冲动是上帝给人类的馈赠的观点。“如果创世者打算把人造成一个社会动物，却没有把社会属性放到人性之中的话，那他真算得上一个丢三落四的艺术家。”杰弗逊在1814年写道；两年之后，他告诉约翰·亚当斯：“道德感是我们的感知的一部分，就像感觉、视觉或听觉一样；一个睿智的造物主一定看得出，这是一个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动物所必需的。”
他们是些讲究实际的人，说到底，他们都是些政治家，许多先贤相信宗教与道德之间的联系的根据，是人们担心在他们身后，上帝对他们的奖惩。相信将来要对上帝有个交代的人，在人世间更可能做些体面的事。对于汉密尔顿来说，“没了宗教，道德必将沦丧。”亚当斯相信，如果人死无去处，“所有男女老少”最好都去“吸鸦片”。“因为，我肯定，”
亚当斯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希望，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如果最后的有关天国的希望也破灭了，那么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将破灭。”
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像麦迪生曾经形容的那样，是“我国的荣耀”，那么，宗教本身——不论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也就不应只是以死后的惩罚所作的威胁。对于许多人来说，对上帝的信仰为人生注入了善良、好心和无私。“真正的基督徒会克制自己，不去侵犯他人的权利。”
约翰·杰曾说，人心中的宗教性的习惯，在培养美国人对自由的执着追求的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751年，为了纪念教友派教徒威廉·潘（william Penn）创立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将其作为一个所有持不同宗教见解者的避难地的业绩，殖民地特地为他铸了一口大钟，钟上的铭文十分流畅达意：“谨此宣布，普天之下，人人自由。”这句话来自《圣经》，后来这口钟便以“自由钟”的美名载入史册——它是一个被宗教信仰赞颂的自由的象征，又是为一个信奉宗教和自由这两者的人而建造的丰碑。
所以，没有比它更能体现美国公共宗教的古迹了。
那个宗教的显著特征，蕴藏在《圣经》里的那句圣诗的含义之中：所有人均享有个人自由——所有人，任何肤色、任何教义——这是先贤们精心培育和传承给我们的这个内含广博的信仰的核心。我的理智和情感可以自由地去信奉任何东西，或者什么都不信奉——保护这一神圣的自由文化传统，并将其代代相传，是落在我们肩上的责任。“那个给了我们生命的上帝，同时也给了我们自由，”杰弗逊曾说，“外力可以将其毁灭，但无法将其分开。”上帝赋予生命和上帝赋予人权这两条原则是美国之鹰腾飞所依赖的两只翅膀，就是在今天，美国仍然依靠着它们。
神灵之手
那么，宗教在美国是不可缺少的麻烦呢，还是一个能济世行善的正义力量呢？经过通盘考虑，我认为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信奉上帝带来的好处要大于为其付出的代价。“人类具有的神圣权利不是能在故纸堆找到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说过，“它们就像神灵之手用一线阳光写在整个人性中的东西……”正是在这一被宗教激发的天赋人权理念的指导下，美利坚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世界上最兼收并蓄、最自由的国家。这一过程既不轻而易举，也不简便快捷：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毁灭、猖獗的奴隶制、内战的恐怖和吉姆·克娄法令的残忍都是明证。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尽管美国走过的历程极其错综复杂，但其他的西方列强走过的同一段历程则比美国还要艰难，我们这个以个人权利至上以及培育道义美德为重点的公共宗教，是造成这个差别的一个原因。法国的大革命演变成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俄国的沙皇制度引发了革命、谋杀；德国的极端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美国之所以能够幸免，靠的不仅仅是宗教，还靠开国先贤们关于人权神圣起源的信仰，这个信仰从根本上塑造了美国的性格，经过坎坷的美国历程，美国的民众开始看到所有的人都是“自然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所以，很自然地享有应有的尊严和应得的尊重。
从根本上讲，反对宗教信仰在政治生治中扮演角色的争辩是徒劳的。更有用的作法是，先问一句是哪一种宗教——公共的或个人的——在某一个情形中起作用，如果主要是个人信仰在起作用，那么这些宗教观念和信仰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民的看法和选举意向。
当个人的宗教价值观涉及公共生活中的敏感事务时，随之而来的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例如，人工流产的权利，或应用胚胎干细胞的科研工作。某人可以像许多忠实的教徒那样坚称《独立宣言》对每人都具有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公共宗教的一个因素）的保障，也适用于这一类问题。政治家和法官在权衡这些敏感问题时，应该给这些神学观点留下多大的余地呢？在政治生活、立法和制定政策过程中，涉及多少宗教因素才算恰如其分呢？美国的经历说明，宗教信念在许多这一类敏感的、涉及生命和法规的问题上，应该起一定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
一些保守的基督教信徒认为，这正是症结之所在：宗教信仰并未给国家掌舵，而只是船上的一个乘客。然而，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历程的核心，这一点如果不总是见诸行动，至少是写在纸上的。“但愿每个人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都心无顾虑，坚持自己的原则，按照自己的信仰去做礼拜，敬一个神、三个神、无神或二十个神；但愿政府保护他信仰自由的权利。”曾与杰弗逊和麦迪生一同为保证弗吉尼亚的宗教信仰自由共事过的一个名叫约翰（John Leland）的洗礼教派的传教士这样说过。一个名叫罗伯特·英格少尔（Robert Ingersoll）的不可知论者在1876年说，这个国家是一个宗教必须自己寻求发展道路的地方，没有哪个教会能指望得到什么特殊待遇：“我们的先父们建立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世俗的政府。第一个世俗的政府；第一个宣布每一个教堂都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的国家；每个宗教也享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换句话说，我们的先父们是第一批有这样的悟性、这样的天才的人，他们知道教会是不能掌握兵权的，教会只能宣扬自己的道德观。”一个宽容、多元的民主政体中的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不断地较劲，也许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局面，但是，历史证明，这是对人类事务所作的一个最实际、最持久的安排——我们必须好好地维护这一安排。
人生的最大检验
杰弗逊去世的那一天，第六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参加在国会举办的国庆盛典，然后回到白宫接待来访者，下午三时，他悄悄地回去办公。他很快就听到杰弗逊去世的消息；亚当斯当时认为《独立宣言》的作者在它五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去世，是一个很令人称奇、令人震惊的巧合”。几天后，他接到一封7月4日上午从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发来的信，亚当斯的父亲，已届九十一岁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的情形恶化。在盛夏的酷暑中，总统登上马车去看望父亲。在马里兰州的滑铁卢稍停吃早餐时，人们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也是在7月4日，比杰弗逊晚四个小时。“父亲去世的时间和情形，与杰弗逊同日去世之巧合，明显无疑是神意的垂恩。”亚当斯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亚当斯认为，上帝将两名共和国的战士这样召去，简直就像《圣经》里的故事，就好像他们离开人世之后，进入了天堂。亚当斯相信这样一种场面，他将其形容为“在宇宙的主宰者面前，感恩地、无声地表达敬仰。”在为父亲下葬时，他希望有一天，他也可以“无愧于上帝和民众地死去”，然后“在我的同胞的祝福下，被迅速送进天国”。
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曾互相谈起那些身后的天国，杰弗逊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必依附于某一特定的宗教信仰，就可以决定其身后的命运。“我必须相信本质优越、能创造诚实的人生的宗教。‘’但是，基督徒中的传统派仍然认为杰弗逊的宗教观不够牢固。
1816年夏天的一天，在蒙特切诺山庄，杰弗逊拆开一位老朋友玛格丽特·贝雅德·史密斯（Margaret Bayard Smith）写来的一封信。她是一名作家，1800年，在老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新婚燕尔的她搬到了首都定居。她从那时起，一直住到约翰·泰勒（John Tyler）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1844年去世。其间，她一直是华盛顿社交圈子里的常客。史密斯太太是杰弗逊狂热的崇拜者；有一次，她到蒙特切诺造访，离别时，她哭了出来，说这可能是“今生今世……最后一次和你见面——但是还有另一个世界”——杰弗逊安慰她：“上帝保佑你，亲爱的女士，上帝保佑你。”她这次写信来告诉他，最近，又有人在散布有关他的宗教信仰的谣言。在回信中，他采取了一条折中的方式：“我从不谈论自己的宗教信仰，也从不去探究他人的宗教信仰，”杰弗逊写道，“我从未试图劝人转教，也从不希望改变另一人的教义。我从未因某些人的为人，去评判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对于杰弗逊来说，自由与宗教、自由与上帝、善良与信仰都是互相联系的，都是美国试验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我们必须用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我们说的话来体现我们的宗教信仰，”杰弗逊说，“世人也将用同一标准来评判我。”不管我们有哪些疑惑，也不管我们抱有的是何种信仰，这一评判可能是对我们所有人最大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