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讲讲，董军长！”胡宗南采取点名的办法。
董钊脸上掠过一阵凄楚。
“没有啥说的，干就是了。”
似乎是一句潜台词，意思是干着看。
“刘军长！”胡宗南点到刘戡。
刘戡站了起来，他用那只独眼先扫了在场的军官们一圈，接着凝视了片刻手中的地图，然后理理军服，胸脯朝上挺了挺，似乎在炫耀主人的戎马生涯。
“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不会不知道，打仗要算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判断从开始抵达延安，这一段不会发生大战，可能会发生局部战斗，我众敌寡，零星抵抗是会有的，较大的、激烈的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样共匪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势进行抗击。对此，我们应谨慎从事，万万不可大意！”
刘戡的发言，似乎言中了大伙的心思，军官们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对刘戡的发言和军官们的回应，胡宗南从心里流露出一种不悦。这不是在长共军的威风，灭国军的志气吗？由于在这种特殊的场合，面对自己的部下，不便搞得所有人都垂头丧气的，于是，不耐烦地扬了扬手：“好了，好了，刘军长言之有理，切中要害。不过，我们也不能畏首畏尾，顾虑重重，共匪目前处于颓势，江河日下，胜利指日可待。诸位精诚团结，共御国贼，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在坐的每一位都听得出来弦外音，胡长官既打了刘军长一记体面的巴掌，又向大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众将官起立山呼：“愿为党国总裁效劳！”
胡宗南扭头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目光：“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从本月20日前开始攻击，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裴昌会说。
胡宗南把头偏到裴昌会跟前，像商量也像宣布说：“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13日攻击，三天内占领延安，向总裁报喜，向六届三中全会献一份厚礼！”他不想听别的意见了，站起身来，掸掸上将军服，离开座位。
军官们等他离位，便站起来，薛敏泉宣布：“大家不要急于走，胡长官跟大家合影，然后，会餐。”
听说合影，大家感到就像上刑场前要剃光头似地，有一种不吉利的感觉。刘戡嘀咕道；“莫不是照遗像吧！”许多人都哑然失笑。
不知是谁在一旁轻声轻语提醒了一句：“小声点，千万别让胡长官听到。”
烟雾：孕育决策的酵母
敌军紧锣密鼓部署的军事行动，解放军的情报机关尽在掌握之中。
“就在胡宗南主持召开的洛川会议结束不久，住在王家坪的毛泽东就已准确地得悉这次会议的全部内容。”
2月25日，中共中央通过《解放日报》告诫人民，敌抽兵进犯关中图攻延安。文章说：这次蒋介石自陕南、豫西、吕梁各地调结11个旅兵力（尚有一部分在运动中）至陕甘宁边区南线，18日开始自东西两线分五路进攻关中分区，第一线兵力共13个团约3万人，由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担任指挥，其先头部队于20日侵占关中首府马栏镇。
文章说，蒋介石、胡宗南总是梦想着攻下延安，调兵遣将也不知有多少次；他们参谋室的军用地图上指向延安的箭头，不知已画过多少回了。
3月3日，中共中央又通过《解放日报》告诉人民：胡宗南正在布置一个重大的军事阴谋，即集中兵力袭取延安，胡军主力整编第一师与整编九十师均西渡黄河，正在宜川地区集中，此为进攻延安的主力，胡军进攻庆阳，乃佯动性质，其目的在吸引我军西向，以便主力乘虚袭击延安。胡宗南的这一军事阴谋，与蒋介石迫使留置京沪渝中共代表及联络人员仓促撤离，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的政治行动，是密切相关的。延安总部发言人警告说，这个袭击，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发动。
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全部撤出，留延安空城一座。
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可是人们仿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还要再仔细瞧瞧马莲纸上的黑字，让传达指示的人再重复一遍。
其实，西北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缜密的分析研究作出的。
这是王家坪的一孔最普通的窑洞，一个开在隔墙中间的小门把它与另一孔窑沟通，形成一个套间。
外间中央跟窑洞平行摆放着一张长桌、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两张半旧的延安造沙发。这些桌椅正如爱国华侨陈嘉庚形容的那咩：“十余只旧木椅，大小高低不一。写字桌系旧式民间家具，比学生课桌稍大。”
此刻，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照耀着窑洞拱形屋顶、粉白的墙壁，以及壁上张挂的地图。毛泽东魁梧的身体面朝地图，左手插在腰际，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快燃到尽头的香烟。此时，他眼睛虽盯在地图上的延安，心里却装着个全中国。
“我军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气势汹汹地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进攻被我粉碎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集中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蒋介石的企图是，将我山东解放军压迫到胶东半岛歼灭之，在陕甘宁打击我首脑指挥机关，两翼得手后，再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解放区，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老蒋这一手蛮利害哟。”毛泽东自言自语，转身又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上一口。
面对胡宗南25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的情况，如何迎击敌人，我军最高首脑机关必须作出决策。按照群众的想法是与敌人对峙于延安之外，打阵地战。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却独辟蹊径。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缜密地分析了蒋介石令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将敌我双方的兵力进行了全面比较。同时，他还把保卫延安的战斗与其他解放区斗争和解放全中国的关系作了系统的分析。毛泽东作出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我军只有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军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
一项与延安军民生死攸关的决策，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作出了。
毛泽东此时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要暂时放弃延安，指战员、乡亲们，包括相当一级领导干部的工作在等着他和他的战友们去做。
争执：诚挚深厚的真情
夜阑人静，寒星闪烁。毛泽东的窑洞里仍然亮着灯光。
这种灯是警卫战士用当地出产的土豆剜成的，再搓一根棉花灯芯，倒上油便是灯了。
这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灯，可是它却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曙光。
灯光里，溶进了浓重的烟雾，使每个人的形象模糊不清。
窑洞里正在举行会议。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围坐在炕上。每个人身着的灰粗布棉袄上的补钉格外引人注目。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光辉一页的枣林沟会议。尽管这里没有庄严的讲台，没有松软的沙发，没有高级的麦克风，也没有式样新颖的录音设备。可是，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重大作用。
“我反复地考虑过，我们暂时放弃延安，但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反复考虑的问题。“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二十几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
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嘴角含着列宁式的烟斗，蓄有一捋浓浓黑胡子的任弼时并没有顺着他，质问似地说：“一面濒水，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面对现实！
朱德从背靠的墙上欠起身来，说：“弼时的意见值得考虑。”
毛泽东阐述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陕北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啊！”
“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考虑个万全之策。”刘少奇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周恩来说话了，“留在陕北有留在陕北的道理，一方面我们可以做陕北军民的主心骨，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
“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毛泽东好像赌气地说，“要过你们过好了”。
既然中央主席说了这话，还有什么说的？朱德说：“我同意留。”
刘少奇也说：“我也同意。”
“不”，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不是全集中到这里。弼时的意见有道理，万一我们叫胡宗南一网打了怎么办，因此我们也来个古书上说的，兵分两路，如此如此。”他点燃一支香烟，说：“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经过多日的深思熟虑，他已经把细节都筹划出来了，“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
“我赞成，”朱德首先响应，“还是泽东同志想得全面。”
周恩来说：“后委就让剑英和尚昆负责，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这几个人的分工。”
“我看让罗迈和颖超也参加后委，那里有许多家属工作和群众工作要做。”毛泽东提议，罗迈就是李维汉。
剩下的就是谁去谁留的问题。
自然又是一番争论，但都是战友间的谦让，争挑重担，绝没有虚情假意的客套。
“泽东同志过黄河，”朱德手统在袖管里，好像一个庄稼汉似地盘腿在炕头上，背靠在墙壁上，“我留在这里。”
“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过黄河，我嘛，是书记官，理所当然留在这边。”任弼时往他的烟斗里装了烟，点燃后边抽边说。
“你有高血压，还是你跟主席走。”刘少奇也在抽烟，“我留下。”
周恩来始终沉住气不开口。
“这样吧，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搭配，我跟参谋长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毛泽东说。
“同意。”任弼时鼓起掌来。
朱德还要争，毛泽东把他制止了：“就这样定了，夜深了，该休息了，明天恩来还要赶路过黄河。”
会议形成了一个文件，这就是到达横山县青山岔发出的《1947年4月9日的通知》。
通知告诉全党和全军，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将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同陕北人民共同担负起保卫边区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