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齐军压境之际，有个叫曹刿的鲁国人，十分担心着国家的安危，他对同乡的人们讲；“我想去见国君，为打齐国人出点主意。”有人劝阻他说：“这样的大事，那些当官的会考虑的，你挤进去管这闲事何苦呢！”曹刿说：“那些吃肉的大官们目光短浅，不会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一定去！”
边界告警的消息，象雪片似地飞来。鲁国的士兵整装待发，鲁庄公准备出兵迎战。这时侍卫报告说：外面有人为这次战事要求见你。鲁庄公就先见这位来客。
曹刿是带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国都的，所以他见面就问道：“齐国大军已经打来了，听说您准备抵抗，不知凭什么去同齐军作战，都有些什么准备。”鲁庄公回答道：“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都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我常把它分给大家，从来也不只是我一人享用。”曹刿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小恩小惠，能得到的也仅是你身边的少数人，与众多的百姓没有关系。只有这样一点，人民大众是不会为您卖命的。”鲁庄公接着又说：“祭祀所用的牛羊和玉帛等贡品，我都是按礼的规定供足，从未在神灵面前弄虚作假。神灵会保佑我的吧。”曹刿摇了摇头说；“对神灵虔诚，只能说是一个小小的信用，还不能取信于人民大众。神灵也是不会保佑你的。”鲁庄公想了一想，又告诉曹刿：“国内所发生的大小案件，我虽不能每件都亲自调查，但在处理时，尽量根据情理，秉公判断。”曹刿高兴地说：“能想到百姓的疾苦，定会得到拥护，他们会奋勇争先与敌人作战。就凭这点，完全可以同齐国打仗。”接着曹刿请求跟着去，鲁庄公让他坐在自己车上出发。
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县西北）相遇，刚列好阵，鲁庄公就要发起进攻。曹刿忙说：“还不到时候。”齐军仗着人多势众，去年又打败过鲁军，于是就擂鼓进攻，接连三次发起冲锋，企图一举歼灭鲁军。可是每次都被阻挡住。当齐军第三次冲锋被打退时，曹刿对鲁庄公说：“可以发起冲锋了。”顿时，鲁军阵内，鼓声雷鸣，旌旗招展，在震天的喊杀声中，鲁军向疲惫的齐军压了过去。齐军来不及整顿队伍，车撞马，马踏人，乱哄哄地向北逃跑。
鲁庄公见齐军败退，要下令追击。曹刿忙制止住。他跳下车来，仔细地在地上查看一番，又登上车，了望蜂拥而逃的齐军说：“现在可以追了。”鲁军乘势猛追下去，把齐军赶出了国境。这一仗，鲁军取得了胜利。
战争结束了。鲁庄公问曹刿道：为什么刚开始时我要冲锋你不让，要等齐军先向我冲击三次才冲锋呢？齐军败退时又不让我立刻追击，你下车看看，上车望望后才同意追击呢？
曹刿回答说：“作战时要靠军队的士气。两军相对，士兵们首次听到冲锋的鼓声，精神振奋，斗志高昂。第一次未胜，再进攻时，士气就衰退了不少。待到第三次冲锋的鼓响，士气更衰竭了。曹刿讲的这番话，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句成语的来源。”
曹刿接着说：“齐国是大国，其行动难于预料；恐怕败退是假，以诱我入埋伏。因此不能立刻追击，以免上当。当我下车见齐军退时车迹很乱，登车望见他们的帅旗也是拖着跑，从这种狼狈状看，是真的被打败了。所以才能放心地追击。”
齐鲁长勺之战，虽然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是，它表明；小国弱国，只要认真准备，指挥正确，是完全能够打败大国强国的。
管子的贡献
管子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生年不可考，死于公元前645年。管仲早年贫困，曾经过商，游历过很多地方，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由于齐大夫鲍叔牙的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在他相齐的四十多年中，深受齐桓公的重用。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成为春秋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管仲在改革中，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他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只有发展生产，才能富民足食，才能谈得上荣辱和礼节。他为了发展经济；首先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进步措施，主张按照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这就提高了质地较差土地的利用率，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由于齐国东临大海，他还积极提倡渔盐之利，采取渔盐出口而不纳税的办法，以鼓励渔盐贸易。设置盐官、铁官，利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并铸造和管理货币，重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此外还设“轻重九府”之制，根据年成的丰歉和人民的需要，来收散货物，以调剂物价的贵贱，达到通货积财，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为齐国称霸诸侯奠定了经济基础。
管仲在内政上还实行了“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政策。却把原来的行政组织加以整顿改组，制国为二十一乡，分为工乡、商乡和士乡（士和农在一起）三种，其中工乡三个，商乡三个，士乡十五个，另外，还制鄙（郊以外的地方）五属；分别设官管理。并划定士农工商“四民”的住处，按人户编制起来，不许他们任意迁徙和杂处，从而加强了国内的统治。
管仲在内政改革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行了军制的改革，“作内政而寄军令”。这便是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统一起来，做到平时进行生产，战时可以打仗。办法是在十五个士乡中，每乡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每家出一人，五人为伍，伍有轨长，五十人为小戎，小戎有里有司，二百人为卒，卒有连长；二千人为旅，旅有良人；五旅一万人为一军。这样，十五个士乡就可组成三军，扩大了兵源，增强了军事力量。同时，管仲还采取可用兵器和铜铁赎罪的办法，以充国家军备。
管仲还设有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规定乡和属都要推举人才，否则就以“蔽贤”、“蔽明”之罪论处。并还规定士经过三次审选，可选拔为“上卿之赞（辅助）”，给少数庶人、平民以上升的机会。例如他就提拔和选用了出身低下的替商旅赶牛车的宁戚，当了大司田（农官）。
管仲上述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变化发展的趋势，客观上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形成，对社会发展起了一定进步作用。
由于管仲的改革，数年之内，齐国国富兵强，在春秋初期，获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主地位。在这期间，管仲曾协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相号召，领导各国诸侯合力抵抗戎狄部族的侵扰，曾出兵救邢、救卫、救北燕，对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免受落后部族的掠夺和蹂躏，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总之，管仲在历史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及其思想，都对后世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管子》一书，现存有七十六篇，其中除了管仲的著作外，还保存有齐国的历史档案和后人对管仲思想言行的记载、解释和发挥。除此，还包括齐国稷下学者的一些著作，是我们研究管仲思想和战国时代齐国稷下等学派思想的一部重要史料。
“向戌弭兵”是怎么回事
弭（米），当消除、停止讲。兵，在古代指兵器、武装等，弭兵，就是停止战争。
春秋后期，宋国有一个左师官叫向戌的，在他的倡议和张罗下，十四个诸侯国代表在宋国举行了一次盟会，议定彼此间不再交战，历史上称之为“向戌弭兵。”
那是公元前546年的夏天，原来向戌和晋楚两国的当权者都要好，他就先到晋国。赵文子和大臣们商议向戌倡议停止战争的来意，韩宣子说：战争，劳民伤财，给小国带来的灾害更大。不过，想要完全消除它，恐怕不可能，尽管这样，我们也得答应他。否则，楚国先答应了，并利用这点来号召诸侯，我们就会丧失盟主的地位。商议结果，就赞同了向戌的倡议。向戌又去楚国，果然楚国也同意了。他又去齐国、秦国，也都答应了。当时这四大侯国操纵一切，他们同意了，其他一些中小侯国没有不同意的，小国是希望不打仗的。
五月至七月间，盟会在宋国举行。晋国最先到会，接着郑、鲁、齐、陈、卫、邾、楚、滕、蔡、曹、许和东道主宋国等十三个侯国的卿、大夫和小国国君都先后到会，秦国僻处西方，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楚国首先提出一个“晋楚之从，交相见”的要求，就是说，原先分别从属晋国或楚国的中小国家，现在都要负担同时向晋楚两国朝贡的义务，等于给他们增加了一倍贡纳财礼的负担。原来从属晋国的侯国占多数，这样，晋国就吃了亏。晋国的赵文子说，这些小国倒是好办，而晋、楚、齐、秦都是大国，我们不能强求齐国去朝贡楚国，正象你楚国也不能强求秦国来朝贡咱们晋国，是一样的。最后商定把齐、秦两国除外，其它国家都要交相见。这一点，晋国又让了步。
会前，晋人就发觉楚国人心怀不轨，气氛很不对头。赵文子说，不要紧，有事咱们马上跑进宋国都城去。他又把这事告诉叔向，保守的叔向也是同样的打算。在宋国西门外开会的时候，果然楚国人都在衣服里面藏着兵器，企图乘机袭击晋人。这样做，很不讲信义，连楚国人自己也劝他的当政人物不要这样，太对不起诸侯国。但令尹子木公然讲，咱们从来就互不相信，只要能达到争得霸主的目的就成。在会上，晋楚争当盟主，吵得更加激烈。晋国人又是自己劝自己，努力行德，不要争这个先后，结果，楚国当了盟主，晋国又让了步。会盟拖拖拉拉开到七月才结束。
事后，向戌自诩有功，请求国君的赏赐，宋公封给他六十个邑。他沾沾自喜，向司城（官名，宋国称司空为司城）子罕显示一番。不料子罕不仅不赞扬他，而且着实地批评他一顿。子罕说：军事从来就是存在着的，它是威慑不法行为，伸张正义的工具，怎么能废除它呢？没有这个威力，就会有人肆无忌惮，一定出乱子，国家必定灭亡。你却努力去废除它，不是欺骗人吗？用谎言去蒙蔽诸侯，罪责是很重大的。不惩罚你算是便宜了你，你还要求赏赐，是最不知满足的人！说完，把那束封邑的册命竹简砍掉，丢在地下。向戌在这番厉声严辞的训斥下，哑口无言，只好辞去赏邑，还说子罕的话对他帮助很大。这段对话，充分暴露了当时各国的统治阶级，都在竭力保持自己的武力，以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弭兵，不过是一个骗局。
当然，“弭兵”的会盟毕竟召开了，此后在与会国之间，也毕竟停了十几年没有交战。这只能说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弭兵”事件发生在春秋后期。这时，在政权结构变化上，诸侯取代天子的阶段已经过去，出现了大夫取代诸侯，家臣取代大夫的局面。在阶级结构上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旧的奴隶主贵族在没落，新的封建地主（包括从旧营垒中转化的）在起来，奴隶在挣脱枷锁变成自由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上突出的表现为集体劳役形式的井田制度在崩溃，转变为小生产者自耕的或租佃的小块土地。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和各侯国的变革活动，也更多的集中在这一时期。旧贵族被国内阶级斗争弄得精疲力竭，束缚了他们对外战争的手脚。因此，大国争霸也没有昔日那种锐气。这以后，除了后起的吴与楚、越与吴之间的争雄战争外，中原范围内基本上没有象从前那样的大战，这就是“弭兵”所反映的这个历史阶段的形势。当然，这只是短暂的间歇，各诸侯国先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新的阶级结构在重新配置，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在下一阶段的战国时期，一系列的更大的战争，促进新的社会制度——封建社会最后确立，旧的奴隶制社会灭亡。
子产的主要事迹
子产，公孙氏，名侨、字子产，出身于奴隶主贵族家庭，是郑国司马子国的儿子。他出生年月没有记载，据推算约生于公元前574年左右，死于公元前522年，生活于春秋中期以后奴隶制急剧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他是春秋时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具有一些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无神论者。
从春秋中期以后，反动腐朽的奴隶制与进步的封建制的矛盾愈趋明朗，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阶级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下，进一步促使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新旧势力的矛盾和斗争的加剧；加深了奴隶主统治集团的分化，子产就是在这新旧势力斗争中向新兴地主阶级转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在年青时，就积极参加平定国内奴隶主贵族守旧势力的叛乱，由于平叛有功，不久就于公元前543年在郑国执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