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清华2000级信息管理系
作者简介：
刘惠，女，喜欢接受挑战、受冒险，性格开朗、热情，是那种人见人爱的女孩。
创新是清华的校训，是清华的精神，务实的清华人在脚踏实地的基础上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战胜自我，超越自我，永往直前地向前发展。我们清华人是务实的，也是善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我们勇作超人，能放下思想，接受新事物，主动去创新，时时刻刻都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发挥自己的潜能，成就自已的事业，这一切也是我们值得骄傲于其他高校的地方。于是，我这个走进清华园的宠幸儿决不会甘于落后，准备规划了我的创新，我的事业。
1.长江后浪推前浪——勇作超人成伟业
创新就意味着要突破前人的束缚。旧的东西是一张网，把我们困在里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畏缩不前，就会被网所缚。只有突破了这张网，才得以见到另一种别样的天地。前人的成就是我们起步的基石，但有时候，前人的东西也会成为束缚我们思想的那张“网”。此时，只有勇于创新者突破了它，新的东西就会注入我们的生命。
在清华，创新是人所共识的。清华人中，先辈名流不知有多少，但后起文秀却不畏权威，敢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这也许正是清华和紧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吧。
张荫麟，就是敢于创新并敢于向前人发出质疑的一个人。
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京学术巨擘”之称的梁任公（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也就是本文所要向读者着重介绍的张荫麟。
张荫麟，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1905年生。1923年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插读三年级。1929年随留美预备部最后一级——1929级毕业，赴美后入斯坦福尼亚大学习西洋哲学和社会学。1933年夏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应聘为清华哲学系教授，兼授哲学、历史两系课程。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1～2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纳》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仅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列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采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舛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耶酥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曰：“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麟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回答他的问题的。
早年的清华文学院，有四位被称为“才子”的人：张荫麟、夏鼎、钱钟书和吴晗。而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当时的学术成就上看，张荫麟都应坐头把交椅。还在入清华前，他就具备了相当深厚的国学根基。入学当年，即写文章向梁任公先生问难（已见上节），后即“一发而不可收”。从这时起，到他毕业离校赴美为止，他先后又发表多篇“辩难”性的文章。
在美留学期间（1931年5月），当他读到刚出版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后，立刻写出长篇书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寄国内连载发表。所指出的问题，后来冯友兰先生在同一刊物上为文答复说：“适之先生去年3月接到我的《哲学史讲义》后，即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老子年代问题。我因杂事很多，未及写回信。仅于去年夏适之先生到北平时略辩了几句。现在素痴先生（！）在美国看了我的《哲学史》讲义，不远万里，写了一个书评，对于我的书，有许多指教。二位认为我的书有批评之价值，我很感谢。但二位先生的意见，我觉得还有可讨论的……”冯先生的书出版后，曾请陈寅恪、金岳霖二先生审查，二位先生在审查报告中都是基本上有褒无贬。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竟然敢于直接向有“北方学术泰斗”之美称的陈寅恪先生“叫板”。1934年6月，他听友人说陈寅恪先生对他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的个别论点有不同意见，便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公开辩白。可是陈大师毕竟高他一筹，只言片语便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所以他老实承认：
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讥杨芳而现状于杨者。……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设想及之。今当拜射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不能拘泥于古人的学说范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要努力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有所发展。
2.放下思想，承接新鲜事物
清华是崇尚创新的，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应当崇尚创新，因为只有创新才能有所发展，有所突破，但是有些时候，许多新的思想、灵感都是来自外界的东西，他人的新思相、新观念，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时，只有勇于接受他人的这些新东西（或许在当时还不能为众多人所理解、观念等）并融入到自己的思想当中来，同时御下你心灵上的负提或说是束缚，这样，创新之路就已经在你的脚下开始了。
张荫麟——清华园最先称颂鲁迅的教授。鲁迅登上文坛，在各阶层人民中的的映很不平衡。在清华园，特别是在教授层中，承认鲁迅较迟（鲁迅对清华园这块特殊的地方也不无偏见）与新文学龃龉的一派如吴宓者自不待言，即在新文学一派中，情况也较复杂。如闻一多、朱自清因有“新月派”或其他问题掺杂，平时对鲁迅实际上都采“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的这种态度，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时仍无多大改变。在清华教授群中，只有张荫麟，较早而且是客观无成见地接受了鲁迅。1934年9月，当鲁迅《南腔北调集》出版时，他热情洋溢地撰发了《读〈南腔北调集〉》：
先颂周先生。他可以算得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了。自然人有许多种。周先生不就铸造过“第三种人”的名词吗？但我所指的是那种见着光明峻美敢于尽情赞叹，见着丑恶黑暗敢于尽情诅咒的人：是那种堂堂赳赳，贫贱不能转移，威武不能屈服的人，像这样的人也许不少，但缺乏的是周先生笔下的技巧和力量……
张荫麟是学国学的，比较崇古，然而他又能较快的接受新思想，这样的人实在很少、我们都应学会接受新的东西，不要拘泥在旧思想的圈子里面，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进步。
人随着岁月的增长，不知不觉会在自己的身上添上一些多余的外衣。例如外表、面子、金钱、地位。这些外衣迫使你产生一种与之相应的心态。人家说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不能进一流的热门企业，不应聘显要的职位，就总觉得脸上无光。这样的外衣穿得越多，不知不觉就会使你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了，甚至有时侯连知识和经验都成了多余的外衣。这样的情况下，怎会有创新呢？
你如果被知识和经验这件外衣裹住了，就有可能钻进死胡同，甚至有可能使自己失去了美好前途。针对这个问题，清华金融管理系的张教授给同学们讲了一个维斯卡亚公司和詹姆斯的有趣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
维斯卡亚公司是美国本世纪80年代最为著名的机械制造业的最高水平。许多人毕业后到该公司求职遭拒绝，原因是很简单，该公司的高技术人员爆满，不再需要各种高技术人才。但是令人垂涎的待遇和足以自豪、炫耀的地位仍然向那些有志的求职者闪烁着诱人的光环。
詹姆斯是哈佛大学机械制造业的高材生，和许多人的命运一样，在该公司每年一次的用人测试会上被拒绝申请，其实这时的用人测试会已经是徒有虚名了。詹姆斯并没有死心，他发誓一定要进入维卡亚重型机械制造公司。于是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策略——假装自己“一穷二白”一无所长。
他先找到公司人事部，提出为该公司无偿提供劳动力，请求公司分派给他任何工作，他都不计任何报酬来完成。公司起初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但考虑到不用任何花费，也用不着操心，于是便分派他去打扫车间里的废铁屑。一年来，詹姆斯勤勤恳恳地重复着这种简单但是劳累的工作。为了糊口，下班后他还要去酒吧打工，这样虽然得到老板及工人们的好感，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提到录用他的问题。
1990年初，公司的许多订货纷纷被退回，理由均是产品质量有问题，为此公司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公司董事会为了挽救颓势，紧急召开会议商议解决，当会议进行一大半却尚未见眉目时，詹姆斯闯入会议室，提出要直接见总经理。在会上，詹姆斯把对这一问题出现的原因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就工程技术上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拿出了自己对产品的改造设计图。这个设计非常先进，恰到好处地保留了原来机械的优点，同时克服了已出现的弊病，总经理及董事会的董事见到这个编外清洁工如此精明在行，便询问他的背景以及现状。詹姆斯面对公司的最高决策者们，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经董事会举手表决，詹姆斯当即被聘为公司负责生产技术问题的副总经理。
原来，詹姆斯在做清扫工时，利用清扫工到外走动的特点，细心察看了整个公司各部门的生产情况，并一一作了详细纪录，发现了所存在的技术性问题并想出解决的办法。为此，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搞设计，做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为最后一展雄姿奠定了基础。这个故事说明，只有真正了解你自己并放下包袱，展开你的思维，新的创意才会走进你的脑海。
3.主动创新，在竞争中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做事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主动权，这样做起事来便会得心应手，我们才能很快适应变化。而这种主动权是来自于创新的，只有不断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因循守旧的习惯，不断从变化中寻找出新的东西，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获取成功的力量，而创新正是这种主动权的载体。
处于今日剧变的环境，成功者往往就是那些不愿守旧而敢于大胆创新的人。适应变化的惟一方法就是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处处创新，才能与众不同，才能找开市场，站稳脚跟，在竞争中获胜并立于不败之地。
埃德漫兰德企业的发展是创新
清华的经济学家、金融管理系的王教授在向同学们讲述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时，讲了埃德温·兰德的故事。
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埃德温·兰德以其研制瞬时显相机而震惊世界，同时他还是世界上最富有成果的著名企业家这一。他所获得的专利权达200多项。谁如果在他的“拍立得”公司创业时买过该公司100美元的股票，那么30年后，这100美元就会变成20万美元，由此不难想象出这家公司发展壮大之神速。然而，兰德却连一张大学文凭都没有。他是怎样经营企业的呢？
1926年，17岁的兰德是哈佛大学一年级学生。一天晚上，他走在繁华的百老汇大街，不时从他面前驶过的汽车车灯刺得他眼睛都眼不开。他突然灵机一动：有没有办法既让车灯照亮前面的路，又不刺激行人睛晴说干就干，第二天便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专心研究他的以后被称作偏光车灯的创造发明。
1928年，兰德的第一块偏光片终于制成了。他匆匆赶去申请专利，不断已有4人申请此项专利。
他辛辛苦苦做出和第一项成果就这样白费了。3年后，经过改进的偏光片研制成功，专利局终于在1934年把偏光片的专利权给了兰德，这是他获得的第一项专利。
1937年，兰德正式成立了“拍立得”公司。有人把他介绍给华尔街的一些大老板，他们对兰德才能和工作效率十分赏识，向他提供了37.5万美元的信贷资金，希望他把偏光片应用到美国所有汽车的前灯上，以减少车祸，保证乘车人的安全。1939年，“拍立得”公司在纽约的世界博览会上推出的立体电影更是轰动一时。
有一次，兰德给他的女儿照相，小姑娘不耐烦地问：“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照片？”这句话触动了兰德，经过多年时候高效率的研究，他终于发明了瞬时显像照片机，取名为“拍立得”相机。他能在60秒洗出照片，所以又称“60秒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