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火·清华99级中文系
作者简介：
郑火，男，今年21岁，凭着执着的信念与追求走进清华园，平时爱好写作、看书，最喜欢的作家是歌德、托尔斯泰。
古往今来，博学而多才者大多是谦虚严谨、幽默风趣，处处闪耀着光彩夺目的人格魅力，值得世人去称赞，而清华人正是如今博学而多才者的典范。
初进清华园时，我曾给一阵博览群书，了解了母校的辉煌，发现了许多名人趣事，并以那些清华的前辈和各系别有名的师兄们为榜样，写下了我的为人处世的规划，其基本要义是完善自我，搞好人际关系，以行动来表现自己。
1.谦逊严谨——千古留传的清华精神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
朱自清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谦逊严谨。他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十分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仔细的观察，深入的体味。他认为：“所知愈多，所接愈广”，主张“要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看他的大小方圆，看他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毫芒，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这种创作态度深深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对他的描写对象观察之细微，之认真，达到了锻铣必究的地步。
在《荷塘月色》中，有“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这样的句子，这蝉声和蛙声是从他观察中得来，是他的亲耳所闻。文章发表后，有位姓陈的读者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蝉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很重视，马上问了好些人，都说蝉在夜晚是不叫的。他又请教昆虫学家、清华大学的刘祟乐教授。刘抄了一段书给他看，书上说蝉一般夜里不叫，但也有叫的时候，该书的作者就亲耳听到过夜蝉鸣。朱自清认为这可能是一次例外，他没有用权威提供的材料去反驳读者，反而回信对该读者表示感谢。并说：“有位生物学家也说夜晚蝉不叫。以后再版，要删掉月夜蝉声那句子。”后来，朱自清留心观察，又不止一次地听到月夜蝉鸣，而那位姓陈的读者又在某刊物上发表文章，引经据典地强调自己的观点。朱自清只好也写了篇《关于＜月夜蝉声＞》的短文，说明有时蝉确实是在月夜里叫的。他还在文中婉转地写道：“从以上所叙述的，可以知道观察之难。我们往往由常有的经验作概括的推论。例如由有些夜晚蝉子不叫，推论到所有的夜晚蝉子不叫。于是相信这种推论便是真理。其实是成见。这种成见，足以使我们无视新的不同的经验，或加以歪曲的解释。”这里，我们看到朱自清处理此类事情的心平气和，不躁不火的谦逊态度，更体会到了他品辨毫厘的创作精神，并由此形成的他散文创作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缉密细致的风格。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严谨、谦逊的态度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解放后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也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了培养学生有高水平的绘图本领。甚至从怎样用刀削铅笔讲起。他教会学生怎样用手握笔，怎样画线，画线时铅笔怎样在手中转动以保持线条粗细均匀。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状，和记住它们建筑的时期。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开会时问到明清故宫建造于何时，梁思成当即准确回答：“开始兴建于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完成于1420年。”
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字体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对每天制图完毕后，仪器需擦洗于净，文具归放在何处也都有要求。
梁思成在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教师，各人的经历和特长，以及脾气性格都不相同。有的擅长设计，有的专攻历史，有的爱好外文，有的长于画画；有人脾气温顺，有人却耿直怪僻。梁思成不拘一格，尊重并发挥各人所长。有一位教美术的教授，精通业务，但脾气倔直，见到他不满意的人和事就要直言批评，不留情面，不管你是学者还是长者，是领导还是教授，因此得罪过不少人。聘请不聘请这位教授来清华工作？梁思成公开宣布：“识要他工作好，我让他三分。”
梁启超的谦虚
梁启超学识广博，功力深厚，讲话坦直，愿意和人家发生学术上的争执，于是会给人以倡傲自负的印象。其实不然，从一些事情上看，他是很有谦逊气度的。例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学术上是各有千秋，是不宜排什么“座次”的。但由于年龄和资望的关系，人们有时习惯上也常排一排，把王国维排首席时居多，有时也常把他排在首席。而他本人有一次在跟同学谈话时说：“……教授方面以王静安先生为最难得。其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王先生脑筋灵敏，精神忠实、方法精明，而自己又极谦虚，此诚国内有数之学者。故我个人亦深以得与先生共处为幸。”
下面的这件事，就更能说明梁先生的谦逊了。
1923年秋，北京清华学校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在当时就已有“北方学术巨擘”之称的梁启超先生的《中国文化史》的讲演班上。梁先生未曾开讲以前，先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头，向堂下的听讲者问道：“哪位是张荫麟君？”应声站起来的是一位刚满17周岁的文弱少年，他是今年刚进校的新生（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程度）张荫麟。
张荫麟此时入校刚一、两个月，但以各种方式——写信或公开发表文章向梁大师问难却非止一次了。当年9月的《学衡》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他的《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就是针对梁任公《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而发的、梁任公在书中考证说，“老聃与孔子并不是一个时期的人”，前者大约在后者出生后100年左右才出生，因而《老子》一书并不是老聃所作，甚而认为老聃的活动时间应在孟子之后。张荫麟认为“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因“不揣鄙陋，仪述管见。……”稍后，他又写信给梁大师，就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讲演中的一个附表中的多处纰漏和疑点一一提出质疑。梁复书谓：该表采自日本人著作，而该日本人又来自欧人某书，并未著明出处。梁任公在信中承认，“……其中讹时盖不免也”。于是张荫麟又穷追不舍，经过核查，撰发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一“明清之际稣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校补》一文，其中说：““顷继续研究，又得其中遗漏错误者二十余事。兹并录以质正于任公先生。”……他这一次次非凡的表现，备受梁大师的注意和赞赏。当任公先生最初读到张荫麟的文章时，还以为是哪位大学教授或专门学者之作。后来知道竟是一位今年刚刚入学的、连大学门还没进过的自己班上的学生时，不由叹日：“此天才也！”他这次未曾讲课先把张荫磷叫起来，就是为了认识并当众褒扬这位天才学生，并顺便问答他的问题的。
2.诚以待人的先锋
清华大学的历代教授都反复告诫学生：做人首先要真诚。古人称为本然人品，率真人品，真诚做人，保持本然人品，是做人的起点，也是人品的极致。《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一个人的思想、品格、言行，都要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不能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矫揉造作，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扭曲自己的本性。真诚的反面是虚伪，自欺欺人，靠戴假面具过日子。真诚坦率的人不失本色，自然有感人的力量。虚伪矫饰的人一生都在演戏，给人留下伪佞可憎的形象，自己也丧失心灵的本性，忍受心理上的折磨。
正直也是做人的本分。正直人品表现为襟怀坦白，秉公持正，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正直的反面则是伪善狡诈。正直的人，对人对事公道正派，言行一致，表里一致。虚伪狡诈的人伪善圆滑，曲意逢迎，背信弃义，拿原则做交易。正直和真诚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只有真诚才能正直，反之亦然。观察一个人，可以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他是真诚直爽，还是虚伪圆滑；是光明正大，还是阴险诡诈。这是区别人品的重要标准。
无私是真诚、正直、仁厚的思想基础。古人的所谓“有欲甚则邪心胜”、“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都是说要做到真诚、正直。
做人首先要诚实，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做老实人，不能靠矫饰伪装过日子。靠矫饰伪装、戴假面具过日子的人，“白日欺人，难逃清夜之愧赧”；“对人则面目可惜，独居则形影自愧。”他们不仅令人憎恶，自己也活得很累。因为他们时时提防假面具被人戳穿，或者受良心的谴责，经常处于紧张戒备的状态，很难获得心理上的轻松、安宁与平衡。
诚实有巨大的人格感召力。一个人没有半点虚假隐瞒的东西，说话诚实，做事诚实，内心诚实，就会令人信服。故诚实可以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团结。古人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格言。这是说精诚的力量可以贯穿金石，何况人心呢。至诚之心的确有巨大的精神力量。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终于使孟获心悦诚服，化解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长期积存的矛盾，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今天，我们仍然要实行诚实待人的原则。上级要以诚对待部属，父母要以诚对待子女，企业经营者要以诚对待顾客，每一个人都要以诚对待同事和朋友。以诚待人，才能得到友谊和真情，得到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人际交往如果离开诚实的原则，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尔诈我虞，那么，人世间便不会有真情友谊，不会有团结亲密的人际关系了。
诚实也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从小孩子的时候开始，就要培养这种品德。诚实是一切德性的基础。一个人连诚实都做不到，其他的品德都谈不上了。
诚就是不自欺，不虚妄，诚实对待他人，诚实对待学习，诚实对待工作，诚实对待为人处世、立身修德中的各种问题。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力戒贪图虚名，不求实际。做任何工作，如果华而不实，有名无实，或名过其实，都是不老实的表现，结果终将误国误民，害人害己。力戒虚夸，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过去发生的浮夸之风，给国民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危害，我们应该切实引为教训。反对弄虚作假，盗名欺世。例如，伪造成绩，骗取荣誉，窃取别人的荣誉和成果，等等。这类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侵犯他人权益的违法行为、应该坚决唾弃。
“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口号，这句话，现在也不为过时。为人处世，首先是如何为人，如何提高自身的品德和素质。自身的品德和素质关系到能否立足于社会，应付自如地处理各种人生问题，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个人的道德修养给予特别的关注，把它作为政治学说和人生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德行与事业看作人生追求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强调德是事业的基础。立业如果不注重品德，事业就没有根基。
在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理想和追求，毫无理想追求、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总是少数；但不重视修身的却大有人在。结果理想追求和自己的思想、知识、能力相矛盾，难免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被社会淘汰、许多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可能是社会埋没了他；也可能并非真正有德有才，而是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要求，志大而才疏，或者幼稚脆弱，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挫折，缺乏适应能力、承受能力和临机处置的能力。这说明处于现代竞争社会，仍然要以修身为本，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
萧乾老人说：
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他还是死在了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