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河北无极县一位知县有一个为官的座右铭：“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毛泽东以他的身体力行实践和验证了这一“官箴”。他之所以在全党和人民心中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和威信，不正是他“公生明，廉生威”的结果吗？
人民共和国创建之初，毛泽东不仅为规划新生的共和国巩固和发展的蓝图，为制定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并且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和共和国公民的一分子，模范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带动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廉政风气的形成。
“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毛泽东在处理家务和亲朋故旧人事关系上，更是清正无私，廉洁奉公，处处起着表率作用。
一、不要为我修路建房
韶山境内崇山峻岭，历来风气闭塞，交通不便。解放前，人们去湘潭城里要赶一整天路才能赶到，脚底常磨出血泡。1927年元月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运时，曾说过：“将来湘乡清早搭汽车去湘潭买肉，可以赶回来吃早饭。”这是说，世界要变，社会要发展，韶山以后也要修公路。
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哪有财力来修路！
解放了，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回升，人民生活改善，政府有能力修路了！
自从1927年毛泽东离开韶山以后，他再也未回到家乡，乡亲们盼望他回来一转。人们也知道毛泽东思念故乡，从北京回来的乡亲们，都知道毛泽东很想回来看看，看看乡亲们，看看家乡的一切。可是，主席怎么走呢？住哪里呢？没有公路，难道让主席走山路回韶山吗？没有房子，住旧居，条件太差了！于是，人们绞尽脑汁，思量着修一条通往湘潭的公路，再给毛泽东建一栋房子。
与此同时，人们把韶山比作革命圣地，比作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韶山，参观、学习，回忆历史，流连忘返。韶山开始沸腾起来。
然而，交通极不方便，通往韶山的不是公路，只是一条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山间小道，拥堵不堪，这下急煞了湖南地方党政领导。中共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决定报经湖南省委批准，从湘潭修一条通往韶山的马路。同时，决定在韶山冲建一座房子，接待客人。1950年，《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南修复毛主席故居的消息。
按理，修路、建房，改善交通，方便群众，这是一件好事，无可厚非。可毛泽东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现在国家财政状况尚未好转，资金拮据，老百姓生活仍然比较困难，修路要耗费不少资金，还要拆屋、废田，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影响干群关系，损害党的威信。
几个月前，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一尊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四幅。中央新闻摄影局将该信转呈毛泽东批示。毛泽东没有同意。1950年5月26日，他在这份公函上批示道：“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他认为，修建开国纪念塔，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开国元勋，这是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故在来函中的“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道：“这是可以的。”但是，为他个人铸造铜像，搞个人崇拜，会造成不良影响，决不能赞成。于是，他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道：“只有讽刺意义。”态度十分坚决。
事到如今，毛泽东又听说湖南家乡要为自己修路、建房，这岂不是如出一辙吗？因此，必须断然拒绝。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及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请他们转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饬令地方党政立即停止此事。
克诚、首道并告子恢同志：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
九月廿日
于是，此事便被暂时搁置下来。直到1951年冬，为适应越来越多的群众去参观的迫切需要，当地政府才组织群众修筑了一条从七里铺通往韶山的简易公路。
二、照政策办事
1950年，韶山家乡的土地改革进入了划分阶级成分的阶段。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上面写道：
主席：
家乡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现已进入划分成分、分田的阶段了。您老是知道的，韶山山多田少，耕地不足，据初步推算，人均只有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里有几口人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信的落款是：韶山乡政府。
问家里“有几口人分田”是什么意思？乍看一遍还不明白，细一看，就明白这是指划分成分的事情。该给自己家里划什么成分呢？毛泽东想起了家里的往事。
他家祖祖辈辈务农。曾祖父毛四端、祖父毛翼臣，都是勤劳质朴的老实农民；父亲毛顺生则是一位务农经商、为人精明的农民。祖父毛翼臣当家时，借债购买田产，债务愈背愈重，累死累活还不清。到父亲毛顺生当家时，只得将一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一家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毛顺生十岁时与母亲文七妹订了婚，15岁完婚，为了替毛翼臣偿清欠款，不得已外出当兵。他把当兵发的饷银积攒起来，退伍后回到韶山，还清了债务。17岁时毛顺生开始理家，家里仅有六七亩地，一家人每日早出晚归，终年为温饱而操劳。
毛顺生精明能干，勤劳省俭，又善于经营，是个好当家。他把自家省吃节余下来的稻谷加工成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有时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及手工业者；他还用碾碎的米糠喂架子猪出售。如此这般，逐渐地积攒了一笔钱，赎回父亲毛翼臣典当出去的田产，共有15亩自耕地，年收稻谷六十余担。那时，毛泽东家有五口人，即祖父毛翼臣，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还有泽东、泽民兄弟；后来祖父去世，又添了一个小弟泽覃。家里每年约需口粮35担谷，还能节余25担，这在韶山冲一带算是相当富裕的人家了。
父亲每年收入不少，但住房还是祖父在1878年盖的土砖墙、茅草屋顶的普通农舍，直到他辞世前两年，才把茅草屋顶改成瓦屋顶。
1920年1月，父亲毛顺生去世后，家里的产业由大弟毛泽民掌管。泽民继承了父亲为人精明、精打细算的性格特点。掌管家务井井有条，保住了祖业。1921年正月，毛泽东回家教育亲人干革命，大家都先后离家出去，家里便委托堂叔毛佑生和其他亲友管理。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没收了毛泽东家的田产和家业，住房被破坏得凌乱不堪。直到解放后，才收归人民政府管理，并将旧居修葺整理，对外开放。
对于自己家里的成分，早在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作了初步的“划定”。他说：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稻谷），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入八十四担谷。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毫无疑义，毛泽东家的成分过去是“贫农”，后来变成了“富农”。
按理，韶山乡政府的同志对毛泽东家的情况是清楚的。可是，他们为什么还写信来询问他家有几口人分田呢？
很明显，他们是感到为难了：按毛泽东家原有财产，应划为富农；可是，土改是以解放前三年不动产划分成分。毛泽东一家人早已离乡参加革命，且全家有六位亲人为革命牺牲，把一个革命领袖家划为富农，又怎么行呢？
的确如此，就在这年划分成分的时候，韶山乡的负责人——党支部书记毛仁秋、乡长孙辉先、乡农会主席毛海发等，对如何给毛泽东家划成分颇感为难。他们冥思苦想，才想出了这个主意——给主席写信。毛仁秋提笔写完信后，乡政府郭秘书看了看，不解地说：“那成分的事，信上还是冇讲啰。”毛仁秋说：“毛主席一看，就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不出他们的预料，毛泽东很快便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为了不使乡政府为难，他想到了儿子毛岸青。岸青要像哥哥岸英一样回韶山去看望父老乡亲，还是给他们捎个信去。
不久，毛岸青回到韶山，转达了父亲的嘱托：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二、划分为富农，则无旁议，付来三百元，作退押金；三、人民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的。
三、尊重地方党政
毛泽东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为政清廉，两袖清风，有着许多高尚的品质和优良的作风，其中，尊重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即是一例。
一是贵在鼓劲，平等协商。
建国初期，毛泽东给省、地、县各级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写信，提建议，解决问题，贵在鼓劲，多鼓劲，少批评；一律以平等的姿态，用商量、斟酌的语气进行协商，决无凌驾于人之上的家长命令式作风。上下之间体现出同志式的关系，营造出一种和谐、宽松的氛围。
1955年8月5日，毛泽东获悉韶山人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生产大有发展，十分高兴，遂致信韶山乡政府：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这封信给韶山乡政府的同志和全乡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激励着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奋勇前进。
1950年5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湘乡县县长刘亚南，提到他外婆家——该县四都凤音乡文氏表兄弟四人来信反映当地区乡政府工作的“问题”，不知其实际情况如何，请县里派人调查。他用商量的口气写道：“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同年6月，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欲从韶山迁往哈尔滨与女儿周文楠一同生活，通过周文楠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解决路费问题。按惯例，周陈轩老人作为革命烈属，是完全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照顾的，但毛泽东仍然以商量的口气向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说：“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能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以，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
1950年10月11日，毛泽东闻知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历史教员罗元鲲及已故国文教员袁吉六的遗孀戴常贞生活困难，特写信给王首道，请地方政府予以接济，也是以商量的口吻写的，十分委婉：“……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
二是谢绝为亲友求情，教育亲友奉公守法。
解放初期，有的亲友因为在土改中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向毛泽东写信，请求为自己说情。毛泽东一概拒绝，尊重地方政府的处理。
赵浦珠（1886—1975）是毛泽东大舅母的侄儿，湘乡县凤音乡人，其堂妹赵先桂与毛泽覃指腹为婚。辛亥革命时期，赵浦珠与毛泽东在长沙新军辎重营中一同当兵。解放后，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其生活困难，毛泽东给他寄过300元钱。1950年初他对划他为地主成分有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出面帮助解决。毛泽东于同年5月7日复信给他，信上说：“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预，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
对于亲友中来信反映的符合党的政策而政府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总是亲笔复信，耐心劝说亲友，要求他们体谅政府暂时的困难。1949年10月，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给毛泽东写信，询问其侄儿向钧烈士牺牲情况，要求解决抚恤问题。毛泽东于1950年4月19日回信说：“抚恤一事，必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
对于亲戚朋友凭借“特权”，耍威风，摆架子，不尊重地方政府的行为，毛泽东总是予以严厉批评，严肃教育，从不给予任何特权，并要求地方政府严肃批评教育。1954年4月29日，毛泽东致信湘乡县石城乡（今韶山市大坪乡）党支部、乡政府。信曰：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
三是不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
新中国成立后，韶山家乡的一些亲友，因为生活、就业和升学等问题，纷纷向毛泽东写信，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并不轻易答应。对于生活困难者，他解囊相助，但对安排工作和升学方面的要求，则婉言拒绝，不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以免使地方党政感到为难。
彭石麟（1885—1957），韶山乡花园村人，乡村教师，大革命时期曾任湘潭县清溪女子职业学校校长。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常去清溪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曾得到过彭石麟的帮助。
新中国成立后，彭石麟生活困难，曾写信给毛泽东，欲请他帮助解决工作问题，或谋一个省文史馆馆员之类的职务，以维持生计。毛泽东接信后，再三斟酌，将该信转寄给堂兄毛宇居代为办理，并寄去几百元人民币接济其生活。1954年3月31日，毛泽东亲笔给彭石麟回信：
石麟先生：
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信中的毛蕊珠（即毛宇居）、文运昌、李漱清分别是毛泽东的堂兄、表兄和“激进派”老师，三个人解放后均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但他们均是通过正当途径和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毛泽东并未为他们推荐和介绍过工作。因此，对于彭石麟提出的要求，他认为不必“斡旋”了。毛泽东素来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不凭借个人权力为亲属故旧提供方便，牟取私利。正如他所说的：“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但是，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回绝彭的要求，而是婉转地予以劝导，耐心地解释，并且表示愿意接济彭的生活，真是细致入微。
文炳璋（1920—1973），今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圫（原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侄。195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通讯连工作。同年7月5日，文炳璋写信向毛泽东汇报家庭生活状况。毛泽东于10月10日回信说：
炳璋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此复，顺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此后，文炳璋一直安心在部队工作，直到1954年转业。转业后，他被安排在北京合成纤维厂工作。1956年曾与毛泽嵘、毛仙梅、陈国生等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毛春秀是毛泽东的族姑母，生于1893年。她家原住韶山冲土员场，是毛泽东家的隔壁邻居，后迁至张旭冲，也仅一小山之隔。毛春秀长大后，嫁永义亭李澍村（又名李远明）为妻。毛、李两家来往甚密。李澍村家住永义亭，开有“李复盛店铺”，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工作期间，往返途中常到此店歇息。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李澍村曾给予资助。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的岳母周陈轩、内兄周自娱、儿子毛楚雄住在韶山毛泽东故居上屋场。毛泽东托党组织给他们寄生活费，一般都是先汇款至李家，再由李家转送至上屋场。
毛春秀的儿子李敦厚，高中毕业，在韶山永义亭乡田家湾等地教书，1956年时想通过毛泽东帮助改做财经工作。是年12月，毛泽东给毛春秀复信：
春秀同志：
给我的信早巳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
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
乞谅为荷！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对乡亲要求特别严格，但在生活上非常关心，照顾周到。当得悉毛春秀家生活困难，曾两次汇款共六百元给毛春秀，接济其生活。毛泽东还曾接毛春秀、毛爱桂姐弟俩上京叙旧，离京时又赠以钱物。
四是不干预地方事务。
毛泽东很注意收集地方材料，以明下情，但只作为参考，而不越俎代庖，直接处理地方事务。
毛泽东曾经通过书信或口头多次强调，他收集地方材料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明察下情，作为制定政策时的参考依据，而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下面的问题。如1953年10月4日，毛泽东写信给毛月秋，要求他找韶山、石城两个乡政府及当地两个区政府写个汇报当地情况的材料，带去北京。毛泽东在信中说：“……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注：他在“参考”二字下加了着重号），并用括号注明：“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
毛泽东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韶山清溪人，辛亥革命前他是韶山的进步教员。毛泽东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建国后，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52年秋，毛泽东曾邀请他赴京叙旧，听取乡情陈述，对他恭敬有加。但当他提出要请毛泽东解决个人私事时，毛泽东则拒绝了。1953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信李漱清：
漱清先生：
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信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地方党政的尊重。
毛泽东不仅不直接干预地方事务，而且维护地方党政。湘乡县石洞乡（今湘乡市龙洞乡）的谭世瑛，既是毛泽东在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又是老师谭咏春的儿子，解放前教过书，当过旧政府科员，两个儿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解放初期，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家庭生活困难。毛泽东对他过去的经历并不清楚，于1955年5月7日致信中共湘乡县委，说：“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当湘乡县委将有关情况反映给毛泽东后，毛表示满意，并致信谭世瑛说：“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维护了县委的决定和威信。他还嘱咐谭世瑛说：“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四、禁止为自己祝寿
毛泽东生于清光绪十九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即公元1893年12月26日。自从他投身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后，他就很少正式过生日，并且禁止别人为他祝寿。
在延安期间，凡是别人过生日，只要自己有时间，毛泽东一定前去祝贺，特别是被尊为“五老”的革命老人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人过生日，他都必定去参加他们的生日宴会，而自己的生日则从不向人提及。
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招待客人。席间，续范亭先生问起毛泽东的年岁和生日时间，毛泽东如实地告诉了他。续范亭一想，去年12月正是毛主席的五十整寿，延安各界怎么没有什么举动？可他并不知道：去年秋，任弼时曾嘱咐诗人萧三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以庆祝毛泽东的五十大寿，胡乔木也极力襄赞此事。只是因毛泽东坚决不肯为他祝寿，原计划于去年12月写成的那本传记未能如期写出，因此延安各界没有任何动静。续范亭对此甚感惊讶、敬佩，便当场赋诗一首，赠给毛泽东：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未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毛泽东阅后，一笑了之，诙谐地说：“将军的好意我领受了。不过，祝寿就没有必要啰！”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不做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起地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出现为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
进入北京城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等将毛泽东生日的公历和农历对照，才核定毛泽东的诞辰日为12月26日。
禁止别人为自己祝寿，是毛泽东一贯的作风；反对铺张浪费，是毛泽东的行为准则。因此，毛泽东过生日总是提倡节约，反对浪费，不搞排场。每年他过生日，都是平平淡淡，最多不过是身边工作人员和他的几个子女一起吃顿家常便饭而已。当然，他偶尔也嘱咐工作人员把周恩来、朱德、贺龙等老战友请来，一起拉拉家常，而饭桌上很少用酒。
1953年8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次向全党和高级干部郑重指出：“一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要少拍掌，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同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六十整寿。事先，湖南一些家乡亲友纷纷写信给他，要求进京为他祝寿，毛泽东一概婉言谢绝。1953年10月4日，他在给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中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而不是“为了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毛月秋，只邀请他和另外两位亲友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同年10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家住湘乡大坪的表侄文九明：“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并说：“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1954年12月，毛泽东61岁寿辰即将临近。韶山乡农民及毛月秋老人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向“敬爱的毛主席”表示祝贺，并汇报家乡生产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毛泽东接信后十分高兴，12月28日亦即他生日过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复信毛月秋，表达对韶山乡亲们的诚挚谢意。信云：
月秋同志：
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分高兴。请你转告韶山乡的党政同志及全体农民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过生日和平时一样，生活十分简朴，没有丝毫的奢华。1957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度过了他的64岁生日，主食还是平常吃的红豆二米饭，即红小豆、糙白米、小米；菜比平时加了几个，但都是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烹制的。工作人员为他过生日忙碌了一上午，他自己却忘记了。当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时，毛泽东恍然大悟，才意识到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住在广州，当天晚上就要离开广州。中午，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在食堂里加了几个菜，一则为毛泽东祝寿；二则也是饯行。午饭时，毛泽东刚刚入睡，工作人员考虑不影响主席的休息，没有叫醒他，因此他没能吃上这顿饭。事后，他闻知此事，把有关同志好好地“剋”了一顿，批评他们不该为他的生日置酒摆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七十大寿。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祝寿乃人之常情。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为祝愿主席健康长寿，提议给他做一次寿。毛泽东知道后，对医护人员朱仲丽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不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要改革。你知道，做一次寿，这个寿星就长一岁？其实就是少了一岁，不如让他偷偷走过去，到了八九十岁，自己还没有发觉……这多好啊！”就这样，他又免去了做寿。
毛泽东历来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神化自己。1967年12月，韶山人民修通了韶山铁路，准备在12月26日剪彩通车，以庆祝毛主席74岁寿辰。通车前，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关于韶山铁路通车的电报上指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并明令禁止为他74岁生日祝寿，更反对韶山铁路在他的诞辰日剪彩通车。后来，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只好推迟两天，改在当年的12月28日。
1973年12月26日，毛泽东平静地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整岁生日——80周岁诞辰。当时，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马列主义政党和其他领袖人物纷纷致贺电、贺信给毛泽东主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还派专人送来了寿礼，而我国国内几乎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及通讯社均未公开宣传和报道，仅仅在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上透露了一点。
1974年12月26日，81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了他南巡中的最后一个生日。工作人员用湖南家乡的名特产灯芯糕及葡萄酒招待毛泽东，周恩来总理亲自掏钱点菜，摆了两桌宴席，湖南党政领导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大家高兴地吃长寿面，喝长寿酒，祝愿主席健康长寿。九所六号楼里的毛泽东却全然不知，依旧没有参加这次寿宴。
五、吾兄工作不宜由弟推荐
毛泽东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对亲朋故旧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他从不利用自己拥有的权力给以特殊照顾，这在毛泽东致老同学毛森品的信上可以体现出来。
森品学兄如晤：
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复为歉。钦明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
亦是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敬祝
健进。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毛森品（1889—1960），原名毛生炳，又名毛光辉，湘乡兴让乡（今湘乡市中沙镇）人，是毛泽东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11年春，他们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两人关系很好。毛森品的胞兄毛钦明（即信中提到的钦明），又名毛庚申，也是毛泽东的同学。参加过革命，1927年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由韶山去湘乡，毛钦明曾陪同他在湘乡考察农运。1928年，毛钦明不幸被捕牺牲。
毛森品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及永丰等地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在家乡办过夜校。新中国成立后，在湘乡桂花、沧泉等地学校任教，担任过沧泉小学校长。他还积极创办农民夜校，参加过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森品多次给毛泽东写信，除汇报个人近况外，还反映了当时本地干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三次亲笔回信。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当得知毛森品家庭生活困难时，毛泽东三次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周济这位老同学，共达550元之多。其中，前两次各邮汇200元，第三次由诗人萧三带交150元。萧三回乡省亲时，曾特意派专车去虞唐乡下接毛森品到湘乡县城会晤。但是，当毛森品两次提出请毛泽东为自己推荐工作时，毛泽东却婉言拒绝了。
对这位老同学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认为，他的工作不宜由自己推荐，而应“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方能“自然而然”地参加工作，否则“有累清德”。
六、友谊原则两得兼
1953年8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他少年时的同学谭世瑛，信云：
世瑛学兄：
五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于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谭世瑛（1892—1962），又名谭秉逸，湘乡县石洞乡（今湘乡市龙洞镇）人，是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两人关系密切。谭的父亲谭咏春则是毛泽东在该校读书时的老师。谭世瑛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又读过几年私塾，以后一直以教书为生，除1947年至1948年在湘乡春元中学教过一年高中外，其他时间均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教私塾。解放前，曾一度在邵阳县政府当过科员。建国后，一直在家务农，偶尔写些旧体诗，聊以自遣。
1910年秋，怀着强烈求知欲的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投考东山高等小学堂。笔试揭晓，他的作文获得了第一名。但是，该校是远近闻名的学堂，学费和膳费均有相当津贴，而毛泽东不是湘乡人，又非富绅子弟，因而有人不同意录取他。主考老师之一、国文教员谭咏春爱才心切，十分赏识毛泽东的作文。出于爱才之心，立即出面相助。他先让儿子谭世瑛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后斋住下，然后找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斡旋，极力推荐毛泽东的文章，终于取得了李校长和其他部分教员的支持。毛泽东就这样被录取了，并与谭世瑛同编在戊班，开始了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习生涯。
这年冬天，谭咏春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地理已到了中学程度，国文功夫有长足进步，其他课目也不错，便和先生们推荐毛泽东去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而他的老师谭咏春却劳累成疾，离开了人世。1950年初，谭世瑛向毛泽东写信叙述旧情，并寄去自己的诗作。毛泽东接信后，于同年1月10日致信谭世瑛：
世瑛兄：
惠书及大作诵悉，甚为感谢！尊兄如何，甚念。如有意见，尚望随时示告。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日
谭世瑛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后，十分感动，便于同年4月24日再次致信毛泽东，反映家庭生活情况。毛泽东对其家庭生活困难、经济拮据深表同情，很快回信予以安慰：
世瑛学兄：
四月二十四日来信收到，情意殷厚，极为感谢。生活困难，极表同情。弟于兄之情况不甚明瞭，不知如何可以为助，倘于土改时能于兄有所裨益，或于乡里故交获得援手，则以就近解决为上策，未知以为然否？敬覆。顺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
（注：该信未署具体日期）
毛泽东知道谭世瑛家庭经济拮据，便从北京寄去三百元人民币以示周济，并邀谭去京一叙。
1955年5月，谭世瑛到汉口找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谭政求治眼病，谭政不在，他便从汉口来到北京求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二人深情地回忆起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读书生活，谈到谭咏春先生，毛泽东充满深情地说：“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者。他是爱惜人才的！”谈话之余，毛泽东特地安排谭世瑛到医院治眼病。
毛泽东对谭世瑛这位老同学尽量给予同志式的关怀和帮助，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姑息徇私。
解放前，谭世瑛在国民党政府当过科员，他的两个儿子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当过营长、排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他本人也被判处管制一年，当时的区人民法庭判决书称：“谭世瑛，男，现年五十五岁，家住石洞乡石洞村。查谭世瑛在土改运动中，为不法地主鸣冤叫屈，造谣惑众，情节恶劣，性质严重。为保障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根据广大贫雇农的要求并根据上级批准，判决谭世瑛管制一年。在管制期间，剥夺公民权……”谭世瑛对此颇为不满，曾多次向毛泽东写信，反映“生活困难”，并说政府对他“处理不当”。毛泽东先后四次给他复信，两次给他寄钱，“聊为杯水之助”。但对谭提出的政府对他“处理不当”的问题，毛泽东则未轻信。
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根据谭世瑛的来信内容，为了把事情了解清楚，曾专门给中共湘乡县委和第二区区委及石洞乡支部写信。信中说：“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正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的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做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中共湘乡县委接到此信后，派人到石洞乡作了调查，并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同年6月4日，谭世瑛在北京给毛泽东写信，并寄去律诗一首，告知本人近日将离京返乡。6月8日，毛泽东给谭世瑛回了一信。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以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
“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这句话像警钟一样敲击着谭世瑛的耳鼓。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谭世瑛随即返回家乡务农。他还教育儿子和亲属听党和政府的话，安心务农，勤耕守法，搞好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