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桑（1887～1968）法国画家。是美国达达主义社团的组织者，又是国际达达主义的领袖和超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鼓动者。他从虚无主义出发，崇尚“反艺术”观念。青年时期作画就放弃画笔，采用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如梳子、铲子、自行车轮胎、球等加以组合，构思成具有美学价值的作品。代表作《泉》（一件小便器标上《泉》的名称）、《带胡须的蒙娜丽莎》（在印刷品《蒙娜丽莎》上用铅笔涂上胡须）、《新娘的衣服被单身汉们剥得精光》等，表明了他愤世疾俗和向传统艺术挑战的态度。因这种反传统的艺术创作，他被评论界称为：艺术上的懦夫。
有意思的是，哈劳什主张艺术回到现实，回到自然，以个体的感受来反映集体的意识；而杜桑却是主张对现成物品的选择，以视觉的无所反应为基础，不讲任何高雅或粗俗的审美情趣，以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游戏艺术，对艺术进行重新解构和处理。而这一点正切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有我”的状态，也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精英文化的姿态。
谯达摩在《剥玉米@新娘的衣服被单身汉们剥得精光》中将西方现代社会两个不同风格画家的画作连在一起作诗，无疑体现了非凡的想象力和独创性，其中更寓有深微的隐喻性。而这种隐喻性，我个人认为是直接指向“第三条道路诗学精神”的，具有正本清源的意味。从诗意中我们约略可以展开如下的思路：
细细品读这首诗，我们就可以感到它不单单是从“一种精神的空转向一种物象的实，又从物象的实转向一种精神的空”，还隐隐感到它似乎寓有这样的“意味”：不管是现实主义，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达达主义，虽然曾经显赫一时，但时过境迁，因与时代潮流不相符，渐次被扬弃了。而其反讽性的结尾“反过来看，这些男人实际上是苞谷”，更强化了我们的解读路径：这些被哈劳什剥了之后再由杜桑剥了八年的“玉米”，从“现实主义”中经“立体-未来主义”走向“达达主义”的“玉米”，所剩下的只是现实场景中一些杂乱无章的、变形了的、抽象的线条；而现实主义，立体-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等艺术思潮及其代表者，又何尝不是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艺术史研究者和“第三条道路”诗学探索者所剥的“苞谷”？！
显然，玉米或曰苞谷作为这首诗的主题意象，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物象了，而是一个有深微寓意的意象，有其深刻的暗喻性。主题意象的暗喻性无疑增加了此诗的解读难度，随欣赏者的着眼点不同，对这首诗肯定会产生多种意义的理解。但我们认为，这首诗确实是可以从“借物喻志、以物言志”的角度来解读的。
首先，联系到谯达摩作为“第三条道路”领军人物的作者背景，这首诗自然给了我们这样的强烈暗示：“第三条道路”的写作就是要对现实主义，立体-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等等西方文艺史上的种种思潮进行扬弃与超越，在倡导多元与包容的同时，努力指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浪漫主义与先锋主义的并举，并融中西方文化和文艺思潮的精华为一体的“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这样的暗示仅仅是我们的臆测吗？谯达摩在其诗学文本《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一文里曾明确指出：“作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其’后现代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深层结构，甚至是两者在哲学意义上的异化或变体……‘后现代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对‘现实土壤’的依赖。相异之处在于‘后现代现实主义’是向下的，它与土壤打成一片，或者说它本身就是土壤的组成部分，后现代的‘根状茎’理论即是这一思维模式的产物；而‘现实主义’则是向上的，只不过它无法离开土壤，因此它的理论形态是‘树状结构’”。实际上，谯达摩一直强调，作为“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或“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诗学理论，不仅强调包容与开放，也要在“褪掉所有的外在形式”之后，对中西诗学理论进行内在的重新整合，在不断的修正中重构诗学理念与价值。如此看来，我们认为这首诗具体隐喻了谯达摩如下诗学思想就不能说是虚妄的臆想了：“第三条道路”既要打破哈劳什那种拘泥于现实的方式，又要超越杜桑的那种以个人为中心、通过幻觉流动和冲突，走向艺术反面的“达达主义”。所以，我们认为，这首诗从对历史上文艺思潮的扬弃和整合，从对诗学理念和价值的重构方面，指向了“第三条道路诗学精神”。
其次，联系到谯达摩创作这首诗的时间，它又从向可能性彻底开放的角度指向了“第三条道路诗学精神”，从而寓有正本清源的意味。
近六年来，“第三条道路”勇敢地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不良生态秩序进行调整，试图用“包容与多元并举，异口同声或异口异声相融”的宽敞大道，将人们从无谓的论争中解放出自己的耳朵与眼睛，以便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本，从而成为了越来越多坚持独立的个性化创作的中国诗人共同的精神向度和旗帜。但因为理论建构尚不够缜密，还有路上不断加入的一些不确定的元素，致使这条“路”充满了坎坷与泥泞，外界的质疑声不少，内部的分歧亦不断。在一些人看来，有“路”就有选择，“路”太多是否叫人更迷茫？如果成为一种流向是否意味着需要一条主流的河道？有必要向可能性彻底敞开吗？而这似乎与早期的“第三条道路”所倡导的诗学精神形成了一种悖论。在一些路上诗人眼里，目前路在何方，流派到底流向哪儿，都成了一个不定数。对此，作为第三条道路倡导者和领军人物的谯达摩是必须面对的。这首诗创作于诗人参加成都“第三条道路诗会”前夕，那时第三条道路内部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分歧。而从参加五月成都诗会后写的《第三条道路：旷野呼告》及6月5日的生日感怀诗《生日感怀：想起白居易，想起鸟窠禅师》中，我们也都能感到，谯达摩这段时期是清醒甚至有些焦急地面对种种质疑和分歧的。
谯达摩写于同一时期的《剥玉米@新娘的衣服被单身汉们剥得精光》一诗中，将两个表面上似乎不可能有关联的人物及其不同画派的作品放在一起，应该有其自觉或不自觉的深微含义的。至少，我们从这首诗中也可以读出这样的意味：不管是现实主义，立体-未来主义，还是达达主义，以及中西其他什么主义（包括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只要他们自我消解掉惟我独尊的话语霸权意识，承认并努力消解自己的片面性，至少不超越其合理性的边界，则它们都可以共存共荣于“第三条道路”这条向可能性彻底敞开的大道之内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要包容与接纳各种写作方法，让多种文本方式、多种表现手法互补共存，求同存异，相互不断提升，最后殊途同归。因为“第三条道路”虽然是有别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另一条道路，但它不妨碍我们具有这两者之中好的诗歌品质：即“知识分子写作”对外来诗歌技艺的借鉴；“民间写作”对当下生活的切肤关怀与对中国古典诗歌品质的继承，重新建立一种“话语与语境、伦理与审美、历史关怀与个人际遇、时代命运与诗歌走向、外来诗歌技艺与中国古典诗歌继承”之间相互摩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又相对独立的张力磁场，使“第三条道路”真正成为既能承担现实命运又能通向诗歌所有精神与技艺的双向打开的艺术大道！
正如诗人郭希明回顾说：“主张艺术的独立性、多元、开放、兼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分宝贵的历史资产。第三条道路的诗学基础是建立在独立创作上，这是基于对艺术创作规律的认识，艺术是独创性的劳动不是模式化的生产”。而写作此诗时正值第三条道路内部发生尖锐分歧期间，谯达摩在网上一再公开宣称：“第三条道路”归根结底是一种诗学精神，要向可能性彻底敞开！如此看来，谯达摩这一首诗中所隐喻着的诗学倾向，也就寓有还原“第三条道路”本来面目的正本清源的意味了。
上面的分析侧重于这首诗对“第三条道路”诗学精神的隐喻上，现在简略分析一下其诗艺上的特色。这首诗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魅力，就在于叙述性语言的运用和对细节的抒写。这种方法类似于戏剧或绘画的素描，在意想不到的细部往往有惊人之举。比如诗的结尾，就很有喜剧效果：“达达/大玻璃画：翻过来看这些男人/实际上是苞谷”，语言幽默、俏皮，语感从流畅中嘎然而止，其反讽的意味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而娴熟的叙述性语言，使他的诗歌更洒脱、更流畅。可以说谯达摩近期尝试的这类诗，不是以外在意象的华美来打动读者的心，而是以其朴实的语言、深邃的思想、真挚的情感直入读者的内心，体现了真正的大手笔。
在这首诗里，诗人致力于拓展的是诗歌的理念，而非意象的精美。无论从精神层面或是从诗学和创作的指导意义来说，对“第三条道路”诗歌创作都是有所裨益的，是可贵的尝试。在整首诗里，诗人将个体生命的感悟与整体的价值取向，通过语词外在的揭示，打开通向诗歌王国的生命之门，并使之日渐澄明，而这一点，是需要诗人具有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和深厚的诗学根基的。
本文的结束之时，我要提请诗人们注意的是：切忌滥用这种叙述性的语言。因为过多的运用，会造成语言与理念的游离，使语言的轮子打滑，脱离原有的轨道，流于油滑、轻佻，从而无法承载诗学思想的厚重。
2005年8月后现代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写作紫陌红尘
我在我不在的地方言说，我在我在的地方歌唱！
——题记
“第三条道路”——这是最具当下中国诗歌创作风貌的阳光地带，是一条通向真正艺术的道路。而“第三条道路”又是与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的。“关于后现代现实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起源与生发”，谯达摩先生在他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就描绘出了一幅幅令人心颤的后现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写作远景。谯先生一开篇就说：迄今，“第三条道路写作”已拥有五年的“历史”。我所说的“‘历史’这个术语既意指‘历史现实’也意指关于历史现实的可能科学。由此昭示出来这个术语最切近可见的暧昧两可，这种暧昧两可经常受到注意但却绝非‘无伤大雅’。在‘历史’的含义中我们暂先排除历史科学（历史学）这一意义。”基于此规定，如果我们对“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历史进行分析，会发现诸多现象：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正如米歇尔·福科所说：“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并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序列里，“第三条道路写作”将以两种经典的方式得到一代又一代学术视野开阔的诗人或学者的阐释乃至过度阐释：第一种是“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第二种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要解读谯先生的理论阐释，我们首先必须弄清“后现代现实主义”是什么？它对第三条道路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现代西方哲学上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在西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它是一种文化思潮，这是无可争议的。它对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它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如：专事破坏，少事建设；强调否定性、非中心性、非主体性、非连续性、破坏性、反正统性；多元化，多重性，无边界性；可视性、游戏性、反矛盾性、悖论性。因此有人把后现代主义比作一个大箩筐，里面什么都可以装，什么都可以容纳。那么，通过“后现代主义”这个筐子究竟折射或反应了什么呢？
（一）它反映在哲学领域是反主体性，反主客二分、反人类中心论（“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人只是一个外形，随时都会被抹去）；反本质主义、反基础论、宣告哲学终结（去掉所贯有的深度思维模式，而转向思维的平面模式，最终放弃那些永恒和终极的东西）、宣告真理终结（主张从偶然性出发，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观察世界的认识观念，即后现代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产生的目的在于打破“专制和极权，张扬和提倡更加无度的自由”。它实质上是对没落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无奈的抗争，是当代西方“焦虑的”、“无言的痛苦”的一种畸形表达方式。它采取一种比现代主义更加极端的反抗形式——打破一切传统，进行价值重估，以消解一切“深度”为理由，走向平面化，以自己的无价值毁灭来显示世界的“荒诞和无价值”。
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中，传统文化的象牙塔坍塌了，理性的光芒消失了，真理已经隐退到背后，正义丧失了它的评判标准，价值失去了主体意义，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失去了“上帝宠儿”的地位。一切在不断消亡，一切又不断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