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男子既以强力抑女，又以男性传宗，则男子遂纯为人道之主而女为其从，男子纯为人道之君而女为其臣。大势所压，旧俗所积，于是女子遂全失独立之人权而纯为男子之私属，男子亦据为一人之私有而不许女子之公开。既私属而私有之，则名虽为齐，实几与奴隶、什器、产业等矣，故于夫曰“归”曰“嫁”，其义曰“事”曰“从”。夫之于妻既私属而私有之，故舍其姓而使从己姓，舍其宗而使事己宗。夫之于妻既私属而私有之，故畜养之，玩弄之，役使之，管束之，甚且骂詈随其意，鞭笞从其手，卖鬻从其心，生杀听其命。故以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于一国之中臣之于君，以为纲，以为统，而妻当俯首听命焉。国法之仁刻周疏不同，要之旧教旧法皆以为是一家之私，人、国不必干预焉。其后仁者乃渐申人权，于夫之杀妻则绞之，夫之笞妻则杖而离之，则极后起者，虽有明律，而旧俗相沿已久，亦何能行焉。夫所谓夫者，不过十余龄之男子，未必被教化、知礼义者也，又得兼有数女者也，而授以生杀、卖鬻、鞭笞、骂詈其妻之权，予以役使、管束之尊，其不能得当而偏抑冤惨于弱女令无所告诉者，不待言也。夫以普天下人皆为男女，即皆为夫妇，是使普天下人惨状稽天、冤气遍地也。其所为抑女之大因，据以为义所自出者，则以为夫妇不别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则宗族不成，故欲亲父子，先谨夫妇。故据乱世之制，为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必别内外，而男子强力而为主，自无制之之理；女子微弱而从人，自为被制之类。于是以内属女，以外属男，外者极天地而无穷，内者域一室而有限，故为“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之礼。又为“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之义；其甚至于“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则以古者同姓通婚之故而预防之；又曰“嫂叔不通问”，则以古俗兄弟同妻之故而预绝之；于是男女之别，其严极矣。印度、波斯、埃及、突厥尤为加严。印则妇女以布蔽面，埃及则以锁加眉中，突厥则以白纱蔽面，波斯则以布笼身首如一亭然，仅露其目，盖亦同意。于是所谓“内”者，实囚之而已，推其所以然，皆因防淫乱之故也。故旧教之国皆以淫为极恶，故其礼俗皆以防淫为大闲。法、意、瑞士旧俗，女子下体有铁匝加锁，夫掌其匙焉。其女子有再嫁者，不齿于人类，不收于父兄宗族，不理于邻里乡党；其妇女有犯奸之事，则不论和强，不论一再，国家特许本夫得杀之；其虽无实事，但偶涉不检而见疑者，或鞭笞，或骂詈，或逼缢，官皆不问也，人皆以为宜然也。若男子乎，君主则宫女万千，富人亦侍妾数十，乃至穷巷之氓亦皆兼备数妾，缘广嗣续，皆以为礼义宜然。若其狎娼挟妓，唐宋以来，名士贤德亦为寻常；今时虽禁于国律，欧美亦干犯清议，然男子为此者固无少伤也。若妇女之稍有不贞者，虽欧美之俗亦得听本夫自杀之，而女子必不见齿于世，则犹然也。夫均是人也，均是淫也，以非常严酷之刑待女子，而以非常纵肆之欲待男子，其相反可谓极矣，有外夫则以为奸而许杀之，有内妾则以为礼而公行之，其不公可谓至矣。在立法之意，则以为男子之得有妾，以为广嗣也，其听外淫，以为无损也。若女子之有外遇，则是乱宗也，又无以折宗族之奸，则以不贞也。夫乱宗，则于男姓之传，族制之成，诚为大碍矣，不可许矣；既以男姓为主，以族制为义，则此法虽奇偏极酷，亦不可以已矣。若夫宗族之奸，则罪尤加等，然则不为乱宗也，而重于防淫也。夫所以防淫若是其重刑者，实为一人之私属而私有之也。夫一人之私，何预于国，而国法特深许其私有而以偏酷而助为严防者，诚以防淫乱之原也。夫所以防其原者，虑因淫而乱，因乱而争杀也；然男子亦固纵淫矣，而妾既有名分，则未闻因此而争乱也，妓亦各有所主，各出自本人所愿，亦未闻因此而争杀也。女淫所以致乱启争者，以既有本夫，则夫得禁之；他人及外夫义所不可，法所得禁；然而上犯国家之法，下侵本夫之分，故致争乱而相杀。假令一切纵之若男子，或各有名分，或各听情愿，则亦何争乱相杀之与有！故法律云者，皆上承男主女从之旧俗，即礼义云者，亦上沿男强女弱、男姓女附之遗风耳，非公理也。夫男子既私属而私有之，彼为一姓计，自不欲女子之乱其宗；为一身计，自不欲女子之兼从乎人。夫独为己之宗与杂以他人之宗孰善？专事己之身与兼侍他人之身孰得？此不待再计而无人愿之矣；必若非己所得而私属私有，则无如何。既上承千万年之旧俗，中经数千年之礼教，下获偏酷之国法，外得无量数有强力之男党共守此私有独得至乐之良法，惟有协力维持，日筑之使高、凿之使深、加之使酷而已。故古者妇人夫死而嫁，未闻议之，后则加以“从一而终”之义。始则称“烈女不事二夫”，是惟烈女乃然；继则加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义，于是孀守之寡妇遍地矣。中国之中，吾粤女义尤严，吾乡族触目所见，皆寡妻也，里巷皆是。贫而无依，老而无告，有子而不能养，无子而为人所欺，藁砧独守，灯织自怜，冬寒而衣被皆无，年丰而半菽不饱。吾乡居夜归，闻机杼铿然，五更未已，举巷相应，皆寡妇也。然犹茹粥而抚童孙，解衣而衣弱子，终身贫冷，呼天而无可诉之人。其或力抚遗孤，艰难医疾，而中道殇殂，则终无可依矣。即抚孤有成而贤否未知，然不肖者多，或博弈饮酒而不顾尸饔，或自私妻子而时行忤逆。又或远游不反，空对弱媳；又或夭折，徒遗孤孙；又或勤劬抚孙而长大又夭，终至绝嗣；又或旁继他子而本非生母，弃而不顾。以吾所见，有执刀而索继母之财者。又见妯娌二人皆为孀寡，同继一子，淫赌破家，犯疾而死，遗妻及子，合力抚孙，既长而盲，犹冀传宗，为之娶妇，既娶而夭，两枝皆绝，孀亦老矣，年垂七十，白发盈头，子媳则妻妾在旁，孙媳则女儿并侍，饥寒交迫，茕独可怜，谁实为之，贻斯惨状！以天行之无定，而以人理之有定限之，其为无量之苦必矣。若印度之俗，夫死且当殉之，烈火然柴，投身其上，以为美节。否亦当高楼闭处，绝其下梯，以终身焉。英人未得印度之先，一岁之中，寡妇死者不可量数，苦形惨状，尤不可言，皆男子私属而私有女子之贻害也。夫不事二夫者，乃烈女非常之节，借以镇止淫风，非不可敬；此犹佛之舍家苦行及明世补锅丐者之为国尽忠，自有足以耸流俗而生景行者。然若使大地之内，人人皆为佛之出家，则五十年中人类立绝，而遍地皆为禽兽矣；遇有国变，人人皆为补锅丐者之尽节，则中国靡有遗黎，而茫茫神洲久为异种殖民地矣：此岂可行者哉！宋儒好为高义，求加于圣人之上，致使亿万京垓寡妇，穷巷惨凄，寒饿交迫，幽怨弥天，而以为美俗。夫善为治教者，在使民乐其乐而利其利，养其欲而给其求。诗之言治曰：“内无怨女”，岂有以幽怨弥天、寒饿遍地为至治哉！夫为治之义，亦有舍一人以为大众者，若牺牲国民以立其国，是则以国种为重，故民命为轻，于立国之义实不得已；然论天下之公理者，犹非其私。自此以外，一切政教，无非力求乐利生人之事；故化之进与退，治之文与野，所以别异皆在苦乐而已。其令民乐利者，化必进，治必文；其令民苦怨者，化必退，治必野，此天下之公言，亦已验之公理也。寡妇无数，怨苦弥天，于独人享受有无量之苦，于公众大化无丝毫之益。其为男子之独人计乎，抚子传孙，庶几少补；若无子女者，则于男子独人亦并无丝毫之益矣。若其为害，则有四焉；一、苦寡妇数十年之身，是为害人；二、绝女子天与生育之事，是为逆天；三、寡人类孳生之数，是为损公；四、增无数愁苦之气，是为伤和。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以公众孳生之义，则不当以独人害公；以人道乐利之宜，则不当令女子怨苦；仅有独男抚子之微益而有逆天伤人害公之大患，万不可行者也。又不肯已，加义日高，于是有未嫁之女守贞之事。夫夫妇以牉合而亲，未尝交合，何义之有！乃缘区区之聘，即为许以终身。以为然诺欤，又非女子所自许也，义何取焉！而以一言之故，非因知己，即终身孀守，茹苦食艰，上为事宗庙，待舅姑，下为抚子孙，事叔伯，如斯高义，实天下古今所罕闻。而习俗既成，遂至尽人皆是，乃背二十年父母鞠育之恩，而殉一言之聘以苦父母之身，轻重不伦，无义已甚，然实为迫于风俗，并非出自人情。此固先圣所禁，国法不容，而愚儒归有光之流乃必从而张之，以为义不妨过高，情不妨过厚，则岂先圣所不知而待归有光为之发明哉！凡此流弊，此皆男子强力役人，父姓传宗，于是以女子为私有，积极使然，而不公不平，冤魂愁气，遂至弥天塞地矣。
抑女有害于立国传种，宜解禁变法，升同男子，乃合公理而益人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