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见孟子于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为甚严。至于顾鸿鴈麋鹿之乐，与好世俗之乐，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顺而导之以与民同乐之意。至于误认移民移粟以为尽心，而不能制民之产以行仁政；徒有爱牛之心，而不能推广以行仁政，以开导诱掖以先王之政，可谓详明。至皆未见所疑处。只伊川说：『孟子说齐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义主也。圣贤亦何心哉？视天命之改与未改尔。』于此数句，未甚见得明。」先生却问至云：「天命之改与未改，如何见得？」曰：「莫是周末时礼乐征伐皆不出于天子，生民涂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权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晋犹尚请命于周？」曰：「三晋请命既不是，而周王与之亦不是。如温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权。」曰：「如何周王与之不是，便以为天命之改？」曰：「至见得未甚明。旧曾记得程先生说，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则须栽培。莫是那时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势已去了。三晋请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谩假其虚声耳，大抵人心已不复有爱戴之实。自入春秋以来，二百四十年间，那时犹自可整顿。不知周之子孙，何故都无一人能明目张胆出来整顿？到孟子时，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说『天命之改』，莫是大势已去？」曰：「然。」集义。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章
孟子开道时君，故曰：「今之乐犹古之乐。」至于言百姓闻乐音欣欣然有喜色处，则关闭得甚密。如「好色、好货」，亦此类也。
齐宣王问文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兴，亦未必然。」问：「孟子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后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谓『传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须有据。但孟子此说，其意亦只主在风齐宣王尔。若文王之囿果然纵一切人往，则虽七十里之大，不过几时，亦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乌兽之长茂乎？周之盛时，虽天下山林，犹有厉禁，岂有君之苑囿，反纵刍猎恣往而不禁乎！亦无是理。汉武帝规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当时诸臣已皆以为言，岂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问交邻国有道章
「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汤之事葛，文王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时，犹望其有悔悟之心。必待伐之，岂得已哉？亦所当然耳。
问：「『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宽洪恻怛，便是小国不恭，亦挠他不动。『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盖智者见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见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强，皆是道理合恁地。」至问「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曰：「只是说其规模气象如此。」时举录作：「有大小耳」。
问「乐天畏天者」。曰：「乐天是圣人气象，畏天是贤人气象，孟子只是说大概圣贤气象如此。使智者当以大事小时，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当以小事大处，也必以小事大。不可将太王文王交互立说，便失了圣贤气象。此自是两层事。孟子之说是前面一层，又须是看得后面一层。所以贵乎『不以文害辞』者，正是此类。人须见得言外意好。」
问人皆谓我毁明堂章
问：「孟子以公刘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诱掖之意。」曰：「这两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货，乃是告以公刘太王之事如此。两事看来却似易，待去做时，多少难！大凡文字须将心体认看。这个子细看来，甚是难。如孟子又说：『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看来也是易，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说：『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来也似易。」
问：「孟子语好货、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问：「孟子答梁王问利，直扫除之，此处又却如此引导之。」曰：「此处亦自分义利，特人不察耳。」
问汤放桀章
「贼仁」者，无爱心而残忍之谓也。「贼义」者，无羞恶之心之谓也。
先生举「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问何以别。近思云：「贼仁，是害心之理；贼义，是见于所行处伤其理。」曰：「以义为见于所行，便是告子义外矣。义在内，不在外。义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别？盖贼之罪重，残之罪轻。仁义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处，贼仁，则大伦大法亏灭了，便是杀人底人一般。义是就一节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伤义。似手足上损伤一般，所伤者小，尚可以补。」寓录同。
问：「孟子言『贼仁、贼义』，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贼仁乃是伐其本根，贼义只是残害其一枝一叶。人而贼仁，则害了本心。」曰：「贼仁便是将三纲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齐坏了。义随事制宜。贼义，只是于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
问：「贼仁是『绝灭天理』，贼义是『伤败彝伦』。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齐襄公鸟兽之行等事，皆人伦大恶，不审是绝灭天理？是伤败彝伦？」曰：「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若此等，乃是绝害天理了。义刚录云：「伤败彝伦，只是小小伤败常理，如『不以礼食』、『不亲迎』之类。若『紾兄之臂』，『踰东家墙』底，便是绝灭天理。」丹书『怠胜敬者灭』，即『贼仁者谓之贼』意；『欲胜义者凶』，即『贼义者谓之残』意。贼义是就一事上说，贼仁是就心上说。其实贼义，便即是贼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则如此。」
为巨室章
问：「『教玉人雕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爱之甚也。治国家则不能用贤而徇私欲，是爱国家不如玉也。』此莫是余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说玉人自会琢玉，何消教他？贤者自有所学，何用教他舍其所学？后譬只是申解前譬。」曰：「两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齐人伐燕胜之章
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愍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愍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问：「孟子必不误？」曰：「想得愍王后来做得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故改为宣王尔。」问：「愍王若此之暴，岂能惭于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说得他底是，他亦岂不愧也！温公通鉴中自移了十年。据史记，愍王十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为宣王，遂硬移进前十年。温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厘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此条有误。当从春秋解后序。
居之问：「『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至『文王是也』。窃疑文王岂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难说。孔子谓『可与立，未可与权』。到那时事势，自是要住不得。后人把文王说得忒恁地，却做一个道行看着，不做声，不做如此形容文王，都没情理。以诗书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诗自从太王王季说来，如云：『至于太王，实始翦商。』如下武之诗，文王有声之诗，都说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么？又不是一项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此见大段动众。岐山之下与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这般处要做文王无意取天下，他录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说『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这里见都自据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张了。」或曰：「纣命文王得专征伐。纣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横渠云：『不以声色为政，不以革命有中国。默顺帝则，而天下归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说，恰似内无纯臣之义，外亦不属于商，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势自是不可已。只当商之季，七颠八倒，上下崩颓，忽于岐山下突出许多人，也是谁当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识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国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
滕文公问滕小国也章
问：「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无可奈何，只得勉之为善之辞。想见滕国至弱，都主张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毙焉』之意。盖滕是必亡，无可疑矣。况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齐楚之间，二国视之，犹太山之压鸡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国亦必不见容也。当时汤与文王之兴，皆在空闲之地，无人来觑他，故日渐盛大。若滕，则实是难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举国以听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则大国亦想不能动他。但世间事直是难得恰好耳。齐梁之国甚强，可以有为，而孟子与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国小主张不起，以此知机会真不易得也！」
鲁平公将出章
鲁平公极是个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见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机会，只可惜齐宣一这个不相遇，其它也应是无可成之理。如见滕文公说许多井田，也是一场疏脱。云「有王者起，必来取法」，孟子也只是说得在这里，滕也只是做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