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八十一年，清咸丰七年丁巳（西历一八五七年）冬十一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叶名琛，以拒英人入城故，英人兴师，攻陷广州，名琛身为俘虏。是役之纪事，首见同月二十二日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广东巡抚柏贵、都统双禧、双龄、关监督恒祺、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等联衔奏报。（同年十二月尚有粤绅御史何璟、湖南巡抚骆秉章等先后奏报，均详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七。）次见无锡薛福成著「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详「庸盦文集续编」卷下）。复次见「清史稿」邦交志及叶名琛本传。然或则官书，辄多掩饰；或则外省人笔记，语焉不详。从来信史，须求诸乡曲里巷之言，自以粤中父老见闻为真切。兹篇承粤友赠稿，据称三十年前得诸故老口述者。余以其大有关于信史，特为整理，作成有系统之记载，以实余杂记中，而仍题日「粤客谈二云云者，示不敢掠美也。顾余捉笔草此篇时，种种感想，浮诸脑际。其一，耆英之回避责任以故酿祸胎。其二，名琛之昏庸骄蹇以激生事变。其三，外人入城，本无关轻重，清廷谕旨，一再为言，粤人狃于三元里之役（清道光二十一年，西历一八四一年），一时之排外热狂，未免过甚。其四，始强终馁，骤经暴力之压迫，不能支撑，御侮又复不彻底。其五，汉奸纷纭，为虎作伥。此皆民族对外之弱点。迄今国难严重，什佰于曩时，而谬种流传，犹觉八十年如一日，有若干事项，堪以印证者。是则最可哀而滋可惧也已。
溯自鸦片战争结束而后，道光二十二年（西历一八四二年）七月，和议告成，缔结江宁条约；约中之第二款，开放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通商。于是上海、宁波各处，任听外人往来，毫无限制。惟粤民强悍，独严海客进城之禁。而英人之侨居城外互市者，又远在乾嘉之间。据闻雍正三年英人初来粤，载黑铅、番钱、羽缎、哆罗、哗叽诸物求互市，未几去，嗣后时有往来。迄嘉庆十四年，地方大吏，始明定互市章程。其时英人所居，名夷馆（与十三洋行比邻），咫尺城闉，不得逾越，夙引为憾。自二十三年，耆英（耆为签订江宁和约之首席全权）奉使入粤办理善后，英方即以为言。二十四年，耆调任粤督。翌年之夏，闽省又有准许进城之例，英方复申前议。而耆迄未许之。是年十月，届交还舟山之期，耆亲赴香港，与英方交涉，英方直以准许入城与交还舟山为互换条件，耆为之大窘。（案和约虽无准许明文，而自来成案，又无不准之例，不过粤人坚持之一种习惯，此案诚属棘手。）乃未几，有民人咆哮广州府署搜索英人一案，民气大张。英方不无持重，终允交还舟山，而入城暂从缓议，保留悬案，附著于换文之中，耆亦许之。二十六年之秋冬，及二十七年之新正，接连发生三事。其一，有英人二名，私行进城，被居民殴伤，经官兵送出，未致毙命。其二，英人欲在洋行夷馆相距之中间墙上盖一天桥，俾从屋巅通过，居民出而阻止。其三，有英人多名，于某日赴佛山镇游览，镇民聚集多人，用石抛击，官兵救护，并未成伤。英方借是为词，开来火轮两艘、划艇三板二十余只，内装兵士千余名，尽逐沿海炮台守兵，毁其炮位，于二月十八日，直抵省河，湾泊十三行码头，其势汹汹，扬言须赴佛山镇自行捕捉凶手，并面见耆督，要约多款。而粤民方面，亦复愤不可遏，聚众数万，将谋抵抗。耆事前毫无防备，是夕集同官会议，一筹莫展。惟有革员黄恩彤（黄先为广东巡抚，不以民气嚣张为然，疏陈洋务，有「欲靖外侮，先防内变」之说。粤人诋其媚外，大不满之，屡被参劾。二十六年年终，因案褫职，交耆英差遣，故尚留粤中。赵长龄（赵为已革运司）者，耆之心腹，昔年随同办理和约倚任极专。乃密陈诸耆曰：「英人要约多款，若不尽许之，恐难拒其入城之请，不如尽许其他诸款，惟入城则缓以两年，此两年中公早内召，可置身事外矣。」耆然之。盖是时耆已拜协辨大学士之命，正谋晋京入阁办事也。次日，耆携同恩彤、长龄及潘仕成等，往晤英官。即许其要求重要诸款如租地建屋及拿办佛山镇滋事人等。至入城之期，则缓以两年。英人觉其一切就范，入城虽暂未办到，而已有确期，遂亦言归于好。其时名琛已任广东布政使，心不谓然，而事权不属，莫能可否。二十八年，耆即自请入觐，留京供职。果如黄、赵之计，及期得置身事外。不料天夺其魄，于后十年英人陷广州之役，检得督署档案，为之迻译，发觉耆当日之章奏，多掩饰不实，甚深恶之。是丧权媚外之夫，转为外人鄙视。彼时（咸丰八年）联军犯天津，争改约，耆方奉命随桂良、花沙纳赴津协议，甫抵津，求见英人，英人拒不见，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为王大臣论劾，赐自尽。此耆英之结局也。至赵长龄正借二十七年之案，保举开复原官，洊至陕西山西巡抚，同
治七年，始引疾归，而黄恩彤废弃终身，是又有幸有不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