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国务委员，又兼职财经委副主任，社会职务很多，经常外出开会。每次临行前的校务委员会上总要说：“兄弟刚才讲的，无关紧要，大家要好好听江副校长的，这才是正题。”
人代会结束后，马寅初要出访苏联。临行前的一次校务会是研究给几个老教授配备助手，决定为汤用彤配备其子汤一介，为翦伯赞配备田余庆，为冯友兰物色了个哲学系的年轻助教。大家都没有疑义，然后研究给马老配备一个什么样的合适。马老说他有女儿仰惠做助手，再不需要。大家一再劝说，马老的社会兼职多，外出开会多，家中访客多，除校长助理、学术助手外还应有个专职秘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说：“经济系是大系，马老就从经济系挑一个，您老看上哪个，我保证给。”不料马老也半玩笑半认真地回应：“我当校长没时间研究我的经济学，应当和你换个位置，你来当校长，我去当经济系主任。”陈岱孙的目光在江、马之间来回移动，说：“我也很想让马老再写几本大部头著作，就看领导能批准你辞掉校长吗？”
江隆基敏锐地感觉到，这些话的弦外之音是说给他听的，于是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江隆基就去燕南园63号与之交谈。马生性直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坦率说自己行政事务缠身，没时间搞研究，“如此下去，兄弟就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了，而成了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了，像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开会迷”。江隆基承认这是事实，并歉意地说自己为马老分忧不够，有些工作是可以不必麻烦马老的。马忙推说不是那意思，北大现在发展这么快，工作千头万绪，你江副校长也够辛苦的，然后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咱俩都是人大代表，既然选兄弟当人大常委，兄弟就得为国家担点责任，干点事情。具体说，就是想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出外做点考察，研究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这个话题很新鲜，江隆基从来没想过，便问能不能讲详细点。
“完全可以。你两度出国都学经济学，咱俩算同行，说出来请多提意见。”马老说，他是从去年开始注意人口问题的。这年我国进行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全国人口已达601938035人，还不包括台湾人口，并且估计每年净增1200万至1300万人，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这个增长率太高了，而且根据我的判断，很可能还被缩小了。”说着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图之。但要向政府和全国人民提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广泛收集有关资料，充分进行研究，并提出在理论上正确、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可行，又十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说服力的专题报告或建议。既然当了人大代表，又选成常委，兄弟就想干这件事，不知你以为如何？”
“马老高屋建瓴，看得深远。我深表赞同，全力支持。”江隆基直截了当说，“你放心去苏联访问，回来后专心搞你的人口研究，学校的具体行政事务我全部承担，给你保证时间。”
二人又谈了些学校工作，至晚方散。
一个多月后，马寅初访问苏联回来，江隆基领着个皮肤白晳的小姑娘早早地恭候在燕南园63号门口。燕南园的几十套住宅都是独门独户，一律不设围墙，但此时马老的住宅刚刚砌起一圈青砖围墙，几个校工正在清理现场，种植花木。小姑娘名叫姜明，经济系的资料员，是江隆基与陈岱孙商量配备给马寅初的专职秘书。
一辆黑色的吉姆小车转弯开来，停在门前。江使了个眼色，姜明会意一笑，跨上前去，打开车门，彬彬有礼地用浙江官话说：“马校长，您请下车。”
马老下车，江隆基迎上去握着手说：“欢迎您从莫斯科凯旋，身体怎么样？”
“很好。还去黑海游了泳，有照片，回头请你看。”说着，这才注意到帮忙拎皮箱的姑娘，“这位姑娘是……”
“啊，给马校长介绍一下，”江叫住姜明说，“这姑娘名叫姜明，浙江龙游县人，今年二十三岁，在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很适合做秘书工作，是我们研究给你配备的秘书，又是浙江老乡，又搞过经济资料，不知马老……”
姜明说：“我很髙兴能为马老当秘书。”
“难为江副校长想得如此周到。很好很好，我很髙兴。”马老爱抚地拍了一下姜明的肩头，姜拎起皮箱进了院门。
江走到汽车旁，叫司机开车进门再出来，看大门合适不合适。
马环顾左右，注意到家门口的变化，奇怪地问：“江副校长，栽点树种点花草是可以的，怎么……”
“啊，是我自作主张，给你砌一圈围墙。”
“这不可以。整个燕南园的住宅都没圈围墙，就我有，不是让兄弟脱离群众搞特殊嘛。”
江笑着说：“咱们马老就得特殊一些。我知道找你的人很多，来来往往干扰太大，有个围墙总要好一些，对着大门给姜明留一间，小姑娘可以替你挡驾。大门就开在这个位置，我叫开得大一些，你看小车能直接开进去，省得你多跑路。”
马老一迭声地感谢，拉江进家叙谈。因是长途奔波，江劝他先休息。
自此，一代经济学大师马寅初有了专职秘书，还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独门独院，开始了他的“人口论”研究。
在北大，习惯上都把马校长叫“马老”，把汤用彤副校长叫“汤老”，把江隆基副校长叫“江校长”，即便是校长马寅初，也常常省略“副”字，直呼“江校长”。究其原因，不仅因为在三个校领导中江是年龄最小的，更重要的是他在北大领导层中所处的位置，诚如许多传记、回忆录里所写：“虽然马寅初是校长，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江隆基。”
马寅初年过古稀却很有“老顽童”习性，说话幽默诙谐却又常常走调。一天国家体委一位副主任来给学生作体育报告，本来不该校长出面作陪的，但马老是体育爱好者，要代表学校欢迎，主持报告会。听到感兴趣处，便开始插话，报告会变成了对话会、讨论会，甚至喧宾夺主，大讲冷水浴、爬山运动的好处。副主任只好顺着马老的思路讲。最后总结时，马老竟当着众多学生的面说：“这么好的演讲有些人怎么不来听听，年龄不算大，身体却不好，就吃了不运动的亏。”
他指的是哲学家汤用彤和历史学家翦伯赞。
三老私交甚好，相处和谐，常常互开玩笑。
汤老得知后哈哈一笑，说马老又在搞“背后攻击”。
汤用彤小马寅初十一岁，祖籍湖北黄梅，1893年生于甘肃渭源县，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2月接替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出任副校长，江隆基到任后排第二副校长。汤用彤早在哈佛读书时就被誉为“哈佛三杰”之一，是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学贯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印度哲学讲义》《魏晋玄学论稿》《西方哲学》等学术著作被誉为“价值至高的工具与导引”。同是梵语学者的季羡林论及汤老的人品和学问时说：“汤先生的人品也是弟子们学习的榜样。他淳直，朴素，不为物累，待人宽厚，处事公正。蔼然仁者，即之也温。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师。”
江隆基对汤老十分器重，请他主持文科各系工作；他也很尊重江隆基，积极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他很赞同江隆基对哲学系现状的分析，教授多但知识结构很不合理，缺乏西方哲学方面的学术带头人。经过他多方联系，终于从四川调来了我国专门研究黑格尔学说的张颐教授，为哲学系开出了介绍黑格尔的课程，还开设了介绍罗素、凯恩斯的选修课；后又调来专门研究康德的郑昕教授开设介绍康德学说的课程。当年开设这些课程在全国是创举，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但江隆基积极支持，坚定地认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应该知道西方哲学家的流派和重要观点。但诚如侯仁之所言，北大的通天人物多，风吹草动上面都有人知道。果然，开课不久就受到“老资格理论家”康生的严厉批评，说北大哲学系“办得很糟”，“偏离了方向”。汤老听到后十分紧张，江隆基劝说：“不理他，课程照样开，出了问题我担着。”
一个无须回避的现实是自“三反”运动以后，我国文化教育界接连不断地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如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胡适、批胡风等等。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5月，北大哲学、中文、历史三系的教师不但要在校内开座谈会，撰写批判论文，还要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讨论会。这些运动中，北大是全国高校瞩目的中心。因为许多被批判的对象就在北大；而批判的武器如何掌握，批判的深度和力度，也要看北大。
学贯中西的汤用彤深深地陷进这些批判运动的旋涡中，无力自拔。1954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运动从此全面展开。汤用彤曾与胡适一起共事，交往甚笃，胡适去台前亲自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职交予他。“三反”运动中就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的考据那一套。现在要搞专门批胡适的运动，他不知运动如何进展，很怕牵连到自身，自然比别人多了一层忧虑和不安。平日血压就有点高，但无大碍，从此血压居高不下。一连几天，他都到哲学系资料室查看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表情不安，忧心忡忡；参加中文系召开的评《红楼梦》座谈会，更是一言不发，只记录别人的发言。11月13日他与金岳霖、任继愈三人去参加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会上有位北师大的教授尖锐地批评《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的主要编者均为北大教授，汤、金、任都是主要审稿人。该教授的激烈批判使北大的三位教授一时坐立不安，不知如何应对。回来的路上金岳霖说：“他发言时我的心直跳。”向来处事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如此，本来就忧心忡忡的汤用彤更是惊恐不安，慌乱、紧张、焦虑纠结一团，血压陡然骤升，回家进门便指着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设想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行如惊弓之鸟，说话语无伦次，精神明显错乱，当天晚上，便中风脑溢血了。
江隆基是被急促的电话惊醒的。他不知道汤老白天开了什么会听了什么发言，只知道脑中风的治疗关键在抢时间，便紧急叫上自己的车和校医室的医生，直接送协和医院。医院紧急抢救。江隆基一直等候。第二天一上班，他就近赶到教育部，要教育部出面给协和医院打招呼，教育部又报告卫生部，卫生部直接指示协和医院，组织专家全力抢救。回校后他指示校办安排人员轮流守候，直到汤老出院。
由于抢救及时，汤老转危为安，得救后再未正常上班，抱病写完了最后一部论著《康复札记》，于1964年以“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心涓埃答圣民”的情怀谢世。
江隆基从汤老的突然中风及抢救过程汲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他是全面主持北大工作的负责人，汤用彤是副校长又是著名学者，出了这么大的险情，运动中如何贯彻上级的决定和指示，如何动员组织批判的力量，如何掌握运动的火候和尺度，当然由他江隆基负责。他将这些运动严格界定在学术思想领域，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目的，不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扣帽子做结论。1954年12月1日，文科三系部分教师召开座谈会开展学术讨论，他以个人发言的形式讲了如下观点：
不可否认的，学术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是学术斗争和政治斗争显然是有区别的，学术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为困难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更加稳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地进行。不能企图开几次座谈会，写几篇表示态度的文章就解决问题，更不能采取开斗争会、轮流检讨、过关、交代思想等简单粗鲁的方式去进行。学术批判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科学水平是否因此得到提高，搬用“三反”运动的方式或沿袭旧社会派系斗争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是必须注意防止的。
学术批判的尺度是客观真理，是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术阵营的划分只是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而不是党员与非党员，也不是青年与老年。
学术批判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依靠政治声势去压倒人。要深入地开展学术批评，必须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要提倡调查研究，具体分析，不能只凭几个简单的概念和论点就下结论；要提倡自由讨论自由争辩，允许被批判者进行反批判，而不能用多数人的意见压倒少数人或个别人的意见。
在1955年3月2日召开的校务委员会上，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和不足，他更明确地将学术批判的指导思想、目的任务、方式方法归纳为以下五条：
一、学术思想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而必须用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方式去解决。
二、在高等学校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进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团结改造现有教师和培养新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