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雕塑而论，从髙达儿十米的巨像到仅有十几厘米的小像，共计2414尊。数目如此众多的塑像群体共侪于敦煌莫髙窟，在世界七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形成于一千多年时光的艺术造型，无一例外地达到了中国艺术所追求的形神合一、传神人化的意境。释迦牟尼的明哲睿智，迦叶的深沉世故，阿难的天真纯朴，以及天王、力士所体现出的男性健美，都表现得是那样的个性突出，栩栩如生。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早期的菩萨原为唇边留着八字胡须的男士，但到了莫高石窟，却被天才的艺术家们塑造为善良美丽的女性。一个个身段秀美，气度娴雅，修长的眉眼，小巧的嘴唇，含蓄的微笑，袒露的胸臂中似乎能听到脉搏的跳动，血液的流转。当我们怀着虔敬的心情朝拜这些惟妙惟肖的艺术杰作时，完全可以感到自己和神佛之间已经息息相通，会心会神了。
敦煌遗书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是本世纪初考古学最重大的收获，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等“探险家”闻讯而动，蜂拥而至，用哄诱欺诈的手段，以区区几百两银子从愚昧无知可恨亦复可怜的王道士手中骗走了数万件举世无双价值连城的敦煌文物。从那时候起，此起彼伏的敦煌研究热一直在世界上久盛不衰，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门显学。仅就目前所知，英国图书馆东方馆本部藏有敦煌文书11297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敦煌文书6000余卷；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敦煌文书11050卷；德国柏林科学院藏有敦煌文书6000卷；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有敦煌文书765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有敦煌绢画220幅；日本大谷光瑞个人收藏敦煌文物匕千件，橘超瑞个人收藏敦煌文物四百多件……
敦煌在泣血！中华民族在泣血！
就在此时，就在我们伟大的祖先用智慧和汗水所建造的巍哦的艺术殿堂即将倾塌之时，就在漫天的黄沙连年的战火即将把数百个灿烂夺目的洞窟淹埋和毁灭之际，一大批艺术界的有志之士、中华民族的血性儿女，毅然离家舍子，徒步来到清冷死寂的大漠绝地，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全部生命挽救了敦煌，保护了敦煌，研究了敦煌，发展了敦煌，使敦煌再度辉煌，莫高窟重现光彩，使我们的民族因敦煌学的回归而扬名于世界！
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被黄沙永久地掩埋了。
我走出沉闷燥热的敦煌研究院招待所。
七月流火的塞外之夜，星光灿烂，银河倾泻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上，随着晚风在莫高窟和三危山顶上轻轻飘荡。我沿着一条沙梁，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大地是这样宁静。我的眼前是一片黑压压的墓碑，红柳捎子随风飘扬着，远处隐约传来羌笛的幽咽。好静的坟场！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评评地跳动一那都是一些十分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皓月当空，墓碑上的每一个字都看得清楚。我弯下腰，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了过去。
李仁章。鲁迅美术学院青年教师。1964年秋天，他带领一批学生从白山黑水来到敦煌实习。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家被举世无双的敦煌艺术惊呆了！他如饥似渴地临摹着那些精美绝伦的壁画。到了后来，他已经分不清哪是佛国世界，哪是现实生活了。他奋力地在千年艺术海洋里遨游，游得心醉神迷，如痴如狂。他的心灵日渐地净化，精神不断地升华。终于有一天，当他站在高髙的脚手架上，临摹一幅巨大的壁画时，极度兴奋之中他的灵魂和壁画上的飞天一起飞升了，飞向那圣洁的极乐世界。他面带笑容，从脚手架上轻轻地飘落下来，鲜艳的颜料从空中洒下，像飞天散花一样洒满了人间。
毕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髙材生，主动要求来敦煌工作。这位红小鬼出身的艺术家赤胆忠心，敢怒敢言。他太喜欢敦煌艺术了，一头扎进洞子里，不问人间烟火事，对外面闹得热火朝天的政治运动不闻不问。领导上批评他走白专道路。他据理力争，调侃嘲弄得人家下不了台。最后，他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一年后，他和一大批文化人饿死在那里。尸体找不到了，同伴们从夹边沟捧回一包黄土，埋葬在三危山下的沙坡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听到从沙坡上传来幽咽之声，很像是毕可发自心肺的泣诉。风华正茂，壮志未酬，就早早地和他刻骨铭心热爱的敦煌艺术分手了，九泉之下也不瞑目啊！为了安慰英灵，他的亲人，他的学生，从鸣沙山上拣来一颗一颗红色石子，镶嵌在墓砖上面，组成了三个大字：敦煌魂。月光如水，银粉遍地，红玫瑰色的“敦煌魂”在高高的沙坡上闪耀着奇异的光彩。
窦占彪。国民党警察，还在他不满20岁的时候，被敦煌县长派来保护常书鸿先生。常书鸿说：我不需要保护，你走吧。窦占彪说：我看你像个佛爷，我不想离开你，常书鸿说：那就干别的事儿吧。一字不识的窦占彪脱去了膂服，无师自通地当起了泥瓦匠——因为这儿最缺泥瓦匠。自此以后，整整48个春秋，他和莫高窟共存亡。莫高窟492个洞子，每个洞子都有他修补过的痕迹。莫高窟的每一条栈道，每一级台阶，都是他一块砖、一块料，一瓦刀一瓦刀修起的。20世纪50年代初，敦煌县城扩建马路时，准备将原来街道上的一座贞节牌坊拆掉。窦占彪闻讯后赶了一辆牛车连夜进城，极小心地将那牌坊一件件拆下来，装在牛车上运回莫髙窟。偌大一座牌坊，上百个零部件，而窦占彪又不识字。于是他在每一块木头上做了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暗号。拉回来后，又一块一块地拼接起来，立在莫髙窟的正门口。然后将郭沫若题写的“石窟宝藏”四个雄浑有力的大字刻了上去。今天，当我们千里迢退来到莫髙窟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座八面来风的巍巍牌坊。
龙时英。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之妻。1945年，还在重庆国立艺专上学的段文杰看了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后，毅然辞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龙时英，步行数千里路，去到敦煌“修炼”。从此，时局变幻，战火蜂起，关山阻隔，路途遥遥，一别十有三载。1957年，在四川农村教书的龙时英辞去了小学教师的职务，领着儿子万里寻夫，来到了敦煌莫高窟。正值困难时期，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的粮食定量下降到了每月19斤。为了支持丈夫的研究事业，龙时英到沙漠上找野草、养兔子，给段文杰开“小灶”，才使得丈夫的身体没有垮下去。也正是在那段时期，段文杰临摹了大量壁画，写出了大批研究文章，成为蜚声国内外的敦煌学家。“文革”后期，段文杰被造反派开除公职，戴上帽子，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善良的女人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分裂。她死了，含着无尽的怨恨。埋葬时，段文杰泣不成声地念完了他彻夜不眠写成的悼词，然后将悼文和他的深情、他的悲痛一起埋进了坟墓。
我继续看下去：许安、刘牒、赵友贤……每一个名字都和敦煌的事业相依相连；每一颗灵魂都为神圣的艺术宫殿增添了光彩。
我抬起了潮湿的眼睛，对面，隔着一条宽阔的干河滩，正是莫高窟北区蜂房般的狭小洞窟——当年画工们居住的地方。那些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的民间画匠，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吴道子、阎立本们，在画出了令后代儿女骄傲的不朽作品之后，却终年四季居住在那些低矮的仅能容身的洞子里。病了，老了，伤了，残了，就默默无声地死在那里。千百年的风沙吹进洞子里，掩埋了他们的尸骨。此刻，那些洞窟像一双双幽幽的眼睛，在深邃的天穹下注视着换了人间的土地。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感悟：那些千年画工的孤魂就在周围游荡，默默地守护着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画廊。
夜已深，天更蓝。城市里绝对见不到的大而明亮的星星缀满天幕，而天幕又是这样的低，仿佛就要抱吻大地似的。突然，一颗硕大的星星离开天幕，闪电般跌落在莫高窟顶上，只一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知道，那是常书鸿的灵魂归来了。这些日子，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人们说的是他，念的是他。“常书鸿”三个字挂在所有敦煌人的嘴边。几乎每一个人都说：没有常书鸿，就没有今天的莫高窟。解放前夕，河西大乱，溃逃的中央军和马家军、国民党特务和美国文化特务、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吏，频频光顾莫髙窟，都想在逃离大陆前捞一把。如果不是常书鸿忍受着妻离子散之痛、酷暑严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阔的胸膛组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珍贵的敦煌文物早就被洗劫一空。解放之初，乌斯曼匪帮从新疆流窜到敦煌南山，叫嚷要抢劫莫高窟。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严阵以待，持枪日夜守护，甚至做好了在洞子里打一场“地道战”的准备，吓退了跃跃欲试的乌斯曼匪帮，那么莫高窟也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公然宣称：“敦煌莫髙窟是贩卖精神鸦片的黑窝”；“那些人都是鸦片贩子！”如果不是常书鸿和他的同伴们抱着“人存洞存，人亡洞亡”的必死决心，以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牢牢地守护着492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两千多身彩塑，那么这些被日中友协会长平山郁夫称为“东方民族文化之根的无价之宝”，早就被头脑发热的红卫兵捣毁了！
下午，我到皇庆寺转悠了一圈。就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土庙里，常书鸿一家人整整住了半个世纪。他原来的保姆——70岁的窦妈妈，正在院子里拆洗常书鸿的被子。1981年，邓小平视察敦煌，常书鸿陪同参观。休息时邓小平问常书鸿：“你是哪年生的？”“1904年。”“哦，和我同岁。”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没有忘记和他同龄的这位守护敦煌近40年的老人，指示将常书鸿调到北京国家文物局担任顾问。1982年常书鸿离开敦煌时，只带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其余大部分家具都留在了皇庆寺。他还特意留下一床崭新的铺盖。以后的十多年，每年回敦煌。有时自己回来，有时和远在日本的儿子常嘉煌一起来。来了不住宾馆，也不住招待所，就住在这间土屋里，睡在这张土炕上，盖着自己的被子。摸一摸自己当年和同伴们担土栽椬的白杨树，吃几顿敦煌老人们用苦咸水做的面片子，临華一些壁画。天凉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北京去。而窦妈妈一窦占彪老人的遗孀，也和十多年前当保姆时一样，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将常书鸿的旧居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的泥皮掉了，她就用水和上草泥，照原样抹平、抹光。下了雨，她就把常爷的被子拿出来晒一晒。常爷年纪大了，腰腿疼，可不能潮着他呀！常书鸿从日本带来栽在院子里的樱花，她隔几天就浇点水长得比常书鸿在时还茂盛。
窦妈妈低着头，用心用意地洗着被子。我说：“别洗了，常爷不会回来了。”她看了我一眼：“不，常爷还会回来的。常爷是敦煌的守护神，是佛爷。佛爷是不会死的。你不看壁画上说的，佛爷的肉身涅槃了，灵魂却还在。他会回来的。”
说这些话时，这位老妇的神情是那样虔诚，脸上蒙着一层神圣的光。这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常书鸿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一段对话。池田问常书鸿：
“如果还有来生，您下一世准备做什么？”
常书鸿不假思索地答道：“如果真有下一生，我还将是常书鸿，我还将奔赴莫髙窟。”
池田由衷赞叹：“太伟大了！”
窦妈妈终于哭了起来，浑浊的泪珠挂满了她苍老的面颊。她领我观看了常书鸿的居室，如数家珍地指着一件件家具向我介绍。这个从墙上掏进去一个坑坑，上面搭了一块木板的地方，是常爷的书架；这个低矮的长方形土墩，上面铺着布单和毛巾的东西，是常爷的沙发；这架从庙里搬来的咯吱咯吱响的玩意儿，是女儿常沙娜当年的卧床。从这只土炉子和小铁壶里烧出来的水，曾经招待过包括总统、首相、议员和著名学者在内的外国客人……
我站在地上，看着这位世界级的文化名人、部级干部用了近半个世纪的破桌子、旧椅子，看着那些即便是送给城市捡破烂的也不会要的用四根木棍支起的衣架、脸盆架，土凳子，煤油灯，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们对“人生”对“生活”这两个单词，真的已经读懂弄通了吗？在人们变得过于聪明的今天，我宁肯相信那位既不识字又有点迷信的窦妈妈的话：常爷会问来。1994年7月的这个盛夏之夜，一代学者常书鸿的灵魂化作明亮的星星，从遥远的北京飞回敦煌，飞回到了他在病榻上魂牵梦绕的圣地。生前他和莫高窟终生相守，死后也将永远与莫高窟为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