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歧视严重：身体阴阳失衡，乃百病之源
懂中医的人知道，阴阳平衡，才是健康的保证。虽然每个人的身体从一出生就是阴阳不平衡的，或阳盛，或阴盛。然而，如果不希望自己经常生病，就必须通过调理，让自己的身体大致保持阴阳平衡，亦即平日里阳虚的人应以助阳温热为保健，阴虚的人应以滋阴去火为养生，从而使身体达到和谐，益寿延年。
一个国家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身体。国家里的全体公民若能和谐共处，就能使整个社会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然而，如果人民内部矛盾重重，就相当于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就容易滋生疾病。导致国家阴阳失衡的，往往是民族歧视。
50多岁就退休了的美国首富比尔·盖茨有这样的名言：“世界是不公平的！”是的，在我们身边，不公平的现象处处可见，直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着民族歧视，更别说中国的近代和古代了。
大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其国体政体和之前的明朝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上，明显地带有民族歧视的痕迹。
早在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入关之后，他们尤为重视拉拢汉族士人参加政权，在中央各部、院的官职设置上，使满汉缺额，即官员编制中满人与汉人的数量相当，对地方官员的任命也采取满汉参用的做法，从而笼络了汉族地主，扩大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力量。但满洲贵族对汉族官吏一直存有戒心，设计防范，不使他们掌握实权，尤其是军权。
清朝政权的中枢机构是内阁和军机处，其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各项行政。内阁仅康熙一朝较有实权，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之后便失去实权，变成例行公事的机关。总揽一切大权的是军机处，重大问题都在这里讨论，由皇帝做出决定，向全国发号施令，所以时人和后人皆称军机处为“政府”。
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堂官（尚书、侍郎等）中特简差派，并有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分别，按固定顺序排列。皇帝还指定一名亲王或大学士为首席军机大臣，称为“领班”，又称“首枢”。首席军机大臣往往为满人，仰仗着皇帝的倚重，总揽大权，汉员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就算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也不会受到重视。例如，在鸦片战争期间，军机大臣王鼎为了起用林则徐一事，在道光皇帝和众大臣面前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一再苦争，但始终得不到上至皇帝下至众大臣的支持，最后愤而自杀。
六部的实权几乎全部掌握在满员手里，汉员往往不过是随同画诺而已。掌握清朝地方大权的官员是总督和巡抚，总督的权力尤重，各地绿营兵及其长官提督，都受总督管辖。为防止汉族官员掌握军权，总督大多数由满人担任，汉人极少。对于汉族地方督抚，清廷有时也放心不下，往往会指使满员暗中监视，密报他们的动向。对于一些地位不高但颇有实权的员缺，也限制汉员插足。此外，旗员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遇婚、丧、疾病皆可请假，假满复职。汉员遇父母丧葬，必须回籍守制3年；遇结婚或久病不愈也要开缺；服阕或假满之后，除内阁中书等少数员缺外，都必须重新入班候补，不能径复旧职。至于科考、补缺、升迁的难易程度，满汉之间更有天壤之别。
满汉藩篱坚固，民族歧视明显。这在无形中不断地提醒着汉族官绅和民众，自己正遭受着异族的统治。只是，面对着种种的不平等，他们只能服从，只能忍耐。但这无疑会对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这是清王朝对待汉族官绅民众的根本方针，祖制如此，绝对不可能轻易改变。要知道，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使旗人凌驾于汉人之上，给之种种特权和恩惠，才能增加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达到利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目的，借以保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再者，满洲贵族虽以弓马强悍征服了人数众多的汉族，但他们人数少，文化程度低，若打破民族界限，任人唯贤，科考取士，他们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
清兵入关后，通过残酷地镇压汉族各阶级、阶层的反抗，征服了汉族人民，却无法征服汉族人民的心。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下层人民一直秘密从事着反清复明活动。即使在汉族士人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不满满洲贵族的统治，他们通过自己的学术著作与学术活动，采取这样那样的形式，不断地将这种情绪向异族统治者表现出来。
民族歧视，使作为少数民族的满人，与作为“多数民族”的汉人，矛盾迟早会激化，只是时间迟早而已。这就好比一个人身上患有隐疾，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发作的。
2.老百姓不堪重负：能量供给系统已经透支
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必定存在着一个能量供给的子系统。例如，计算机的电源和汽车的油箱和油路系统。人体的能量供给系统要远较汽车和计算机复杂，就像汽车没有油或油路不顺，计算机没有电或电压不足时，都会给系统造成严重的运行障碍，甚至完全瘫痪一样，人体的能量供应不足也必定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医学研究表明，这很可能是导致各种慢性病最主要的原因，更可能是造成多数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国家往往也有一个能量供给系统，它就是全体老百姓，用今天最通行的称谓就是“纳税人”。如果能量供给系统“油量”不足、油路不顺，或者没电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纳税人”被盘剥得已经不堪重负了，国家就会产生各种慢性病——反抗不断，更有可能造成死亡——国家灭亡。
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被整得“没油”或者“没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统治者们对“纳税人”抽税抽得太厉害了，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最后逼得老百姓都只能去造反——病就这样生了！
让我们看看大清朝的领导们，是如何把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给搞透支弄瘫痪的。
清王朝创立初期，几代统治者都颇为善于治理国家，其文治武功并不逊于汉唐盛世。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发展，乾隆之世达到鼎盛时期。乾隆后期各方面矛盾开始暴露，贪污成风，吏治败坏，朝政日趋紊乱。奸相和珅的用事更加速了这一腐化过程。乾隆死后，嘉庆帝虽然处死了和珅，惩办了一批罪行昭著的官吏，但已无力扭转这一衰败趋势，贪风不止，腐败日甚，直至道光末年都没有一点好转。
与此同时，清朝的财政与军事状况也日渐恶化。乾隆中期以前，清朝财政每年收支相抵，尚有盈余，到了嘉庆末年，国库已日呈入不敷出之势。
乾隆、嘉庆以后，大清朝的吏治更加腐败，官员“牟侵所及，大略农民尤受其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唱出了百姓的怨恨和无奈，更反映了潜伏和积聚着的反抗力量。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曾把清朝的官吏比作狗蝇蚂蚁、熊罴豺狼之类，普通百姓投告无门，生存无路，“漫漫趋避何所已”，生活苦不堪言。
人祸更逢天灾，道光、咸丰之交的自然灾害，使人民的苦难雪上加霜。
3.军务废弛：免疫系统遭遇根本性破坏
如果说老百姓——“纳税人”是一个国家的能量供给系统，那么，军队无疑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免疫系统。
人体的免疫系统能自动对抗外来有害物质，消除坏死的细胞，防止在细胞复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基因错误，这些基因错误是导致肿瘤和癌症的一大原因。人之所以生病，是人体本身给了病原以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免疫系统有所缺失，来不及攻击病原。一旦免疫系统遭到破坏，身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这时候，身体内部的病原和身体外的病毒，都会伺机侵袭你。
作为一个国家的免疫系统，如果军队的抵抗力不断下降，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被内部的起义所反抗，被强大的外族所入侵。
满清的军队，从当初战斗力非常强大，到后来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力的迅速下滑，注定其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纸老虎。
当年入关时威震天下的八旗铁骑，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就已显出了腐朽之势。在平定三藩之乱中表现不凡的绿营，后来腐朽衰落的速度比八旗兵还厉害，等到参加对抗白莲教起义的战斗时，已经不堪使用，反倒是地方团练武装出力甚巨。当时，八旗和绿营是清朝的“经制兵”，八旗约20万人，绿营约60万人。80万国家正规军，却在1万多英国侵略军面前无能为力，迎敌者一败涂地，援助者迁延畏缩，任凭敌军往来纵横。除去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军队内部的严重腐败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经制兵员额空缺，训练不精，素质低下，倾轧严重，已经腐朽到了根儿上。绿营兵受召唤增援前敌时，很多人竟然不忘带上烟枪，更有甚者连路都不愿意走，而是雇人抬着走，这样典型的“老爷兵”何以能战？又以何战？
曾国藩看到，在永明，绿营甚至进行有计划的抢劫，“分众伏于各村外，一更时忽炮声四起，既遍淫妇女，复将财物卷掳”，“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去岁湘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种种耳闻目睹之事，使曾国藩对绿营之弊有了深切的感受，他对绿营做了这样的描摹：
“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具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八旗兵和绿营兵到了清朝后期，简直成了清王朝这个身体上感染的艾滋病毒，不断地破坏着免疫细胞。
这样的免疫系统，不但起不到保护身体的作用，还变成了有害的细胞，确实可悲可哀可怕。大清王朝由这样的免疫系统保护，不生病不生大病不被体外病毒入侵，才是怪事！
4.各地起义不断：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
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身体的能量供给系统出现了透支问题，身体的负担就会不断加重，即使别的系统没有大问题，也会“过劳死”！如果再加上身体的免疫系统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那么，病症就必然会成为这个人“最亲密”的伴侣。
大清王朝的贪污腐败，让老百姓这个能量供给系统不堪重负，再加上免疫系统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瘫痪，所以，到了清朝中后期，各个地方起义不断，真可谓是“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
整个19世纪，大清王朝治下的中国都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变化之中。八旗铁骑的骁勇，康乾盛世的富庶，都在严重的内部消耗和严峻的外来威胁中如烟飘逝，慢慢地成为残存于后世记忆中的历史。
随着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人民负担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乾隆中叶以后，长期潜伏于民间的各种反清团体，诸如白莲教、天地会等以及它们名目繁多的支派逐渐活跃起来，零星的个别反抗渐渐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起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支派）在山东首举义旗，接着发生了甘肃回民新教徒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此起彼伏，旋兴旋灭，但却揭去了清王朝太平盛世的面纱。
清军入关后的大清王朝第五代领导人嘉庆皇帝，从他老爸乾隆这位“十全老人”手中接过来的，已经是一副沉重异常的担子和一片危机四伏的江山。就在他接手父亲的领导权后的第一年，一直看起来都很健康的大清王朝忽然就爆发了一场“大病”。
嘉庆元年（179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首先在湖北枝江、襄阳爆发，然后迅速发展到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历史上称之为川楚白莲教起义。大清政府通过征调天下过半的军队、耗费银子2亿两，花了9年的时间才把它镇压了下去。
这次起义也成为了大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此，各地起义、变乱不断发生，此起彼伏，殆无宁岁。
在经历了川楚白莲教起义的冲击后，大清这个纸老虎的虚弱被暴露无遗。在这次“大病”中，就连大清的皇宫亦受到了义军的冲击。面对此情此景，嘉庆也只能无奈而悲凉地慨叹：“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嘉庆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更是一位“苦命天子”。这时候的大清，早已江河日下，就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的人，身子非常虚弱。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没有正常的能量供给和强有力的免疫系统，还是会继续生病，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治标不治本。在道光一朝里，尽管统治阶层不断派出军队去镇压，但各地的起义和反抗反而更加频繁，几乎年年都有起义发生。
一个人如果偶尔生场小病，如感冒发烧之类的，对身体的免疫力的维护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小病天天有，大病三六九”，那么，他的身体迟早要垮掉。因为，即使他身体内部的病毒发作起来不致命，身体外面的病毒也会侵袭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