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曾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各地政府用廉价的土地、用工、环境保护、税收等方面给予外来企业比国内企业特别优惠的条件，国内企业的所得税率高出外资企业一倍。这样更使国内企业驮载着更大的包袱与外企竞争。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我国的好多企业不堪负重，疲于奔命。
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的外资企业59.4万家，实际利用外资6919亿美元，并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使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超国民待遇所得到的好处也非常丰厚。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突破万亿元大关，外汇与资本已不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但是中国的好多企业在发展中仍然很缺钱。
至目前，市场份额却不断地被外资品牌所蚕食，真正的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企手中。因此，还有依附于外资企业来解决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情况。
至目前，我国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设备、技术、市场，基本上都被外资所控制，中国提供的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巨大的市场。
总体上，我国产业技术主要依靠进口，国民经济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装备已经形成了进口依赖。近年来，我国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100％的光纤制造设备、85％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80％的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都被进口品牌所占有。
我国的民族品牌已经遭受到了国外品牌的强力打压和严峻挑战。
大众、丰田汽车奔驰中国；柯达胶卷拍遍中国；麦当劳、肯德基喂饱中国；洋酒、洋饮料罐醉中国；皮尔卡丹包装中国；外资千方百计要买下中国。
我们中国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我们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国人一直在呼喊：搞不好就会被开除球籍。老是喊要抓住最后机遇，要搭上最后一班车。现在，我们深深感到，我们面临的确确实实是最后的机遇。要抓住最后的机遇，武器就是两个字——创新。
我总有一种感觉，我们国家到一件事情发展到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再回过头来寻求出路。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亿千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可以计算出来的损失。有的学者估计，“文革”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万亿元左右。另外，60年代搞三线建设，要求每一个省建一个“小钢铁厂”，损失在4000亿元左右。这样算来，三中全会前20多年，重大决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5万亿元以上。再看1978年以来的状况，“七五”到“九五”，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决策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这难道是不保守的数字吗？由此可见，这种决策体制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
比如说发展名牌，前些年叫喊抓名牌，中间几年不那么激烈了，去年以来，又在叫喊。迫于形势，现在国家又把装备制造业提到日程上来。现在使人担心的是把创新喊成了口号。关键是抓落实。政府的宏观战略与微观政策，欠科学或失误，导致的后果非常严重。我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对企业束缚特别严重。我国对于申请专利费一直高得惊人，一项非发明专利所有的费用大约需要11000元，一项发明专利所有的费用大约需要8万多元，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重庆力帆集团拥有两千多项专利，2005年申请了1000多项，付出了350万元，一年的养护和再申请费用需要450万元，像这样发展下去，力帆要不了多久，每年要交1000多万。世界上大企业本田公司拥有15万项专利，如果在中国，每年的养护费至少需要2亿元。所以政府的政策和环境要彻底改变。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虽然我国的产品贱卖，卖出去了，总比卖不出去好。薄利多收嘛！1980年，杨振宁在北京演讲，一位省部级干部递了一张纸条：问什么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追求和目标，什么是中国集中力量要做的事？杨振宁毫无迟疑地讲：“中国当今唯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把中国产品铺到世界各地。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有钱发展教育和科技，有了发达的教育和科技，中国就强大了。”当时这位同志的反应是：把产品卖到全世界，谈何容易？！现在我们做到了，可是，现在我们不能继续贱卖下去了，而要贵卖。这就要抓机遇，抓创新，抓知识产权。我们只有走品牌国际化之路，再没有退路。
我们仍然还有最后的机遇：我们的人均贸易顺差还很低。反向思维，这就是一个机遇。日本与德国，在二战以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达到1500美元以上；按照中国的人口15倍于德国计算，未来的中国贸易顺差最高可以超过两万亿美元。那么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人均还不到100美元，2006年人均贸易顺差也就是100多美元左右。但是中国仍然积蓄了巨大的增长势能。
另外，中国经济发展的势能最主要体现在人均收入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2003年，我国城镇劳动力一年的工资平均约为14040元，约合1708美元；如果平均每年增长10％，大概30年后才能接近美国2003的水平（17.75美元／小时）。如果按照目前实际工资增长，也就是中国年增长6％，发达国家年增长3％，需要100年才能赶上。这期间，肯定会有汇率的调整。但是即使人民币在2003年前升值3倍，中国与美国的工资差距，到2030年仍相差3倍。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类产品，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消费类产业仅占发达国家制造业1／3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占2／3的重型制造业并没有大规模地转移。未来10～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而中国将以现在1／3乃至1／4的价格进军国际市场。
国内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产业转移顺利，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可望达到3000亿美元。假设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达到贸易平衡，到2030年，中国的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上升到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重化工业产品比重将超过75％。这一比重才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当。这样的水平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从这些数字差距和预测中，我们看到了发展的最后的机遇。但是要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保护知识产权，实施名牌发展战略，创新——突破——超越，再创新——再突破——再超越，循环往复地把创新继续下去。这是唯一的选择。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这不仅仅是人们的评论与期盼，其实这是一项十分复杂、十分艰巨的伟大历史使命。如果要把21世纪真正变成中国世纪，首先要使中国在世界的科学技术新世纪的到来。
有关专家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凡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内重大的科学技术成果超过同期世界总数的25％的国家，就会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科学技术活动的中心，并且就把这一时期称为科学技术的兴隆期。从1540年到1920年的380年的时间里，科学活动的中心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发生过5次大转移。在转移的相对时间里，这5个国家除了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占居领先地位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多方面也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在国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都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丰富影响深远的经验。因而，这些国家和民族，在一个相对的历史时期内，都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与民族。我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要实现这一巨大的历史使命，是非常艰巨的。加之，我们国家要把长期形成的科技活动企业边缘化的趋势扭转过来，要打破现在世界上6万多家跨国公司控制着90％的世界技术、80％的投资的格局，实属不易。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内，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排放严重破坏了生态的平衡，环境的污染相当严重，已经超过了极限。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20年内已经最集中地凸现出来了，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堪设想的后果。我国的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弃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持续增加；流经大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侵蚀……
上述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省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实我省的生态环境更加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