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黄石公为秦之隐君子，于圯桥之上授张良以《素书》，良用其策，助刘季开创汉业。
然后世误以《素书》为《三略》者久矣。至晋乱之际，有盗发张良冢者，于玉枕得《素书》六卷，始知《素书》与《三略》为二。宋相张商英为之注释，其序说来由明矣。
然，后世多以商英之说为非，《四库提要》且引明都穆《听雨记谈》：‘以为自晋迄宋之间，学者未尝一语言及《素书》，何独出于商英之口乎？’晁公武且谓：‘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胡应麟笔丛》：‘更谓商英之注《素书》，前后注文与原文如出一手，因核定其为商英伪撰。’
观以上数论，久来几成定论。然吾亲闻于南师怀瑾谓：‘《素书》非商英所伪撰，唐开元之间，赵蕤（瑞）撰《长短经》，文中即有引自《素书》者。然，蕤不称《素书》，而称之为《钤经》。如《长短经》卷一品目第三引《钤》之语曰：‘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丛书集成新编》V21，P.5倒数第三行，新文丰出版，中央图书馆参考室古籍藏书架）等语，即《素书》‘正道章’第二中之文。而世人亦不知《钤经》到底为何，实原乃黄石公之《素书》也。何可谓宋以前无一人语及之？此学者不肯好学、深思、多闻故也。
老子曰：“上士闻道信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而大笑，不笑不足以为道。’且商英之〈序〉谓：“离有离无之谓‘道’，非有非无之谓‘神’，有而无之之谓‘圣’，无而有之之谓‘贤’，非此四者，虽口颂此《书》，亦不能身行之也。学者之见，大抵皆不能行之者也。
况器有大小，识有浅深，道极高明，鬼瞰其室，商英之注与《素书》原文媲美，几出一手，胡应麟据此谓《素书》为商英伪撰，何见之短也。
商英精通三家之学，明于因果变化之理，观其生死之间，怡然自在，则知素行之不凡矣。何事昧于因果而伪撰经典乎？商英且谓自汉以来，章句文词之学炽，而知道者极少，故难言也。而向来疑此《书》为伪托者，绝无通达佛理者，乃至明了道家要旨者，亦不可得。徒以文字考据，岂能见其真意乎？宜乎太史公之为《史记》，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