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本书扉页只能出现一个人的名字，但没有哪一部历史学术著作会是一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虽然作者个人可能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们，尤其是我个人，应该感谢那些教育并激励我们的人（在这些人中我特别要提到哈里·欣斯利爵士）；感谢那些我们依靠其心血成果的学者同仁；感谢那些帮助保存我们所利用的珍贵历史资料的档案管理员与图书管理员；感谢在有时面对可能令人心力交瘁的学术困扰时，朋友和家人给予的支持与宽容。
我首先要感谢克里斯托弗·巴克斯特，他致力于此课题的博士后研究已长达四年。在此期间，他一直以他卓越的能力，在勤奋工作、严谨治学、睿智的建议和面对责难时的极大耐性方面给我以支持。内阁办公室的萨利·福尔克、马克·西曼、特萨·斯特林自始至终提供了可喜的支持。此外，我还从吉尔·班尼特和邓肯·斯图尔特（分别是联邦外交部前首席历史学家和英国特别行动处顾问）的慷慨帮助和建议中获益匪浅。对具体历史事件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帮助和建议的人员分别有：理查德·奥尔德里奇、斯泰西·巴克尔（来自渥太华）、吉姆·比奇、安东尼·贝斯特、安德鲁·库克、约翰·费里斯、M.R.D.福特、已故的彼得·弗里曼、埃尔斯佩思·希利（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雅罗斯拉夫·赫尔贝克（来自布拉格）、彼得·杰克逊、莎拉·金克尔（来自耶鲁大学）、伊瓦尔·克拉格伦（来自奥斯陆）、塞巴斯蒂安·劳伦（来自万塞纳）、拉里·麦克唐纳（来自帕克大学）、克雷格·麦凯、朱迪斯·米尔本、约翰·巴特尔、亚历山大·米勒、伊曼纽尔·彭尼科特（来自万塞纳）、基斯·罗宾斯、阿伦·夏普、伊戈尔·舍菲、理查德·斯托尼（来自土地注册处）、马丁·托马斯、菲尔·托马塞利和已故的托马斯·特罗伊。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帕特里克·萨尔曼和他的同事提供了持续帮助，安全局成员、政府通信总部的历史学家、情报部队博物馆工作人员和马尔科姆·卢埃林——琼斯（海军部历史科）也提供了帮助。已故的男爵夫人帕克对40年代情报局的回忆使我受益匪浅，我至今珍惜同已故的托尼和莱纳·布鲁克斯就战时和战后事务进行的谈话。在撰写本历史著作期间，我在秘密情报局内获得人们对此课题的极大热情，以及情报局各方人士提供的无价的帮助。出于必要，他们仍必须隐姓埋名，不过我可以提及约翰·斯卡利特爵士的名字，他的灵感和推动奠定了本项目开始的基础。他对本研究和著述极感兴趣，主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和批评，而且总是向我保证，本书叙事的平衡和书中最后的论断皆由我自行掌控。
文学代理商A.M.希斯公司的比尔·汉密尔顿，是一个令人欣喜、实力超群的可信赖者，他的美国同事迈克尔·卡莱尔也一样。布卢姆斯伯里的麦克尔·菲什威克和美国企鹅出版公司的埃蒙·多兰共同修订了最后版本。一个杰出的专业团队包括安娜·辛普森、彼得·詹姆斯、凯瑟琳·贝斯特和克里斯托弗·菲普斯帮助我安然通过了出版制作过程。
我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历史及人类学学院的同事和学生，对我在贝尔法斯特屡屡缺课表现出令人满意的通融。学院院长戴维·海顿从一开始就慷慨支持。我的同事，特别是讲授文科硕士课程的同事（具体是保罗·科索恩、彼得·格雷、安德鲁·霍姆斯、肖恩·奥·康奈尔和艾玛·里丝）毫无怨言地接下了本应由我承担的重任。这一路上，我还得到许多其他朋友的帮助，包括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塔姆辛和盖伊·毕奇、罗伯特·布莱斯、格丽泽尔达·布鲁克、科林·科恩、约翰·丹西、约翰·福克斯、纳瑟莉·吉尼特——露菲雅克、约翰·古奇、彼得·亨尼西、尼古拉斯·希利、彼得·马特兰、阿伦·梅加赫、尤南·奥·哈平、戴维·罗巴吉、韦斯利·沃克、艾娃和查尔斯·伍尔科姆。在项目后期，我得到国家健康服务中心许多人的精湛护理，特别是沙默斯博士、哈里·刘易斯先生和基兰·麦克马纳斯先生。我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尤其是萨利、本和亚历克斯应该知道，我多么感激他们的关爱、支持和理解，特别是在项目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对于在研究和撰写本历史著作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所有帮助，我无以回报，在此再次衷心地表示感谢。
K.J.，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