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6月，哈兰取代坎贝尔成为卡明在瑞士的代表，同年底有了一个四人核心组织：一个负责旅游签证工作；一个与当地的法国情报机构联络，招募和训练特工；一个（在平民身份的掩护下）重点关注奥地利的情报，哈兰本人则关注德国“和来自德军阵地背后的情报”。1917年还向日内瓦、苏黎世、巴塞尔和洛桑派出了官员。这些官员并非所有人都取得了成功。在苏黎世的代表就“因醉酒而被解职”。虽然是希望让特工进入德国和奥地利，但对来自瑞士的报告的评估却表明，这种情报活动也只不过是转述谣传，报告德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提供一些德国人冲破禁运封锁的经济情报。从外交官员和与近东有联系的其他渠道传来一些有关奥斯曼帝国的零星报告，该国在1914年10月加入德国一方参战。但是，瑞士的报告因“军情一处（c）”的一些评论而引人注目。评论表明：至少有几次，一些资料是经过评估后才送交客户部门的。1917年11月30日，日内瓦送来一份标题为“布达佩斯大学奥斯卡·贾西博士的意见”的报告，是有关匈牙利政治的。报告上有“一条‘军情一处（c）’的前注”写道：“奥斯卡·贾西博士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很可能是最诚实直率的匈牙利政治领导人。”[78]卡明的伯尔尼办事处下面有一个合格的气象学家。他的惟一作用就是“每天两次爬到一座山的一定高度”，然后给伦敦发报“报告风力和风向”。据报道，“这样做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计算毒气进攻的可能性，一部分是为了空军情报”。令哈兰沮丧的是（不过这可能也反映他比较缺乏创造力），1918年1月，卡明将维斯彻带来接管了伯尔尼的工作，而且一直负责到战争结束。
总的来说，卡明既利用军事管理处做掩护，也用于搜集情报。而且，他的情报局显然是资助各军事管理处的一个方便机制。西班牙在战时有许多海外贸易利益，是进行封锁监视的一个重要目标。在那里似乎有一个与海军情报局现有组织有关的类似系统。虽然卡明在1914年8月和1915年4月在日记中提到派人去西班牙，这些人似乎并不是一个网络的组成部分。1915年7月布林克·霍尔告诉卡明，他要“把西班牙的组织联系起来”并向霍尔在维戈的人提供一辆车。1916年卡明提议在里斯本建立“一个军事情报使团”，得到了霍尔的同意。9月，卡明得寸进尺，向霍尔讲述了“在西班牙开办一个C.E.[反间谍]支部、总部设在昂代的建议，建议还包括一个让应招人员进入德国的招募中心”。汉斯·维斯彻被授予军事管理处主任的职责。战后一份报告提到，他被告知“不得从事任何秘密情报工作”，因为“整个战争期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秘密情报工作都由海军部负责”。到1917年2月，维斯彻已经有一个八人工作组，在马德里、塞维利亚、毕尔巴鄂、维戈和巴塞罗那都设有办事处。如同在低地国家一样，陆军情报部门也力图楔入这一地域。1917年1月，卡明叫沃林格“停止在西班牙进行的一切与我的工作有关的招募”。1918年2月，他提到国防部的弗伦奇上校正在同直布罗陀的一位军官“进行安排，要在西班牙进行某种形式的秘密情报活动”。1917年5月，一份显然认为卡明可以接管那里的海军情报组织的建议（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做此事）令霍尔上将“非常生气”。
西班牙的境况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情报局和其他英国情报组织含糊不清的关系。1916年10月，卡明对他在西班牙的“人员和特工”的确切人数心中无数，这表明这里可能主要是海军部的网络，通过卡明的预算来支付，但他实际上并不控制该网络。但是，卡明对军管机构的管理——它主要向军情五处报告——反映了他控制所有外国秘密情报和安全工作的决心。他在这方面并未完全成功，不得不承认军情五处可以在协约国设立情报站（比如巴黎和罗马），但他们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岗位一部分由他管理。1918年2月，陆军情报局局长提议军情五处接管卡明“在协约国的所有组织”。尽管外交部的坎贝尔认为卡明“不应该接受这一提议”，卡明却认为“他只能服从命令”。但是，在中立国又是另外一回事。卡明控制着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伯尔尼和马德里这样一些地方的军事管理处。[79]
商业与经济情报
1915年初，外交部的坎贝尔向卡明祝贺“我们的商业情报”取得了优异成绩。情报局对经济和封锁问题的汇报构成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卡明的军事客户、战争贸易情报部和军需部都很有用。大约从1917年开始，“军情一处（c）”散发的一份有关“（帝国）经济状况”的文摘，“完全以特工和其他秘密渠道取得的情报为基础”。这些摘要利用来自伯尔尼、鹿特丹、意大利、逃跑的英国战俘，甚至中美洲的报告，每月出版两三次。正如陆军部的弗伦奇上校在1915年8月警告一位军需部的同事一样，来自敌国国内的情报特别难搞。弗伦奇谈到“让我们的人进入德国或奥地利的巨大困难”。弗伦奇显然没有意识到特工TR/16的存在（这可能反映了海军和陆军情报局之间缺少沟通）。他说这些特工，“正如我们成功派到那里去的人一样，都是一些没有技术知识、只能使用普通词汇写报告的人”。为弥补这一不足，军需官同意利用一份问卷调查表来“指示雇用的特工们应该搜寻什么”。弗伦奇要求“问卷表用语尽可能简单，太精确的技术问题只会导致误导人的答复”。1917年1月，在法国的道格拉斯·海格爵士要求利用“军情一处（c）”的一部分资料，在军需部编辑一套有关德国军火生产的“最新情报”。“陆军情报局收到”的报告中，有哥本哈根发来的有关克虏伯枪炮生产的报告，斯德哥尔摩发来的瑞典烈性炸药生产情况的报告，以及包括克虏伯工厂工作安排详细情况的第三份报告。斯德哥尔摩的“虎”从一位“把铁卖给克虏伯并刚从埃森回来的瑞典工程师”那里得到了情报。[80]
在总部负责俄罗斯情报的弗兰克·斯塔格对新的经济情报工作雄心勃勃。他告诉塞缪尔·霍尔，“我们正在全世界撒下一张商业情报系统的大网，正在以正确方式成为新的商务部[他预言将在战后出现]的情报局，这意味着我们将要取代各殖民地的领事馆和贸易代表协会”。斯塔格希望情报局能够“取代旧领事馆墨守成规的做法，以此给予英国商人参与外国企业的信心和勇气，如同德国人在战前表现出来的活力一样”。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俄国“站稳脚跟”。他希望霍尔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情报，不仅仅为英国政府也为伦敦市的大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端上一些诱人的佳肴”。他建议霍尔联系“莫斯科、基辅、敖德萨、尼基尼、巴图姆等城镇里可敬的、有推动作用的英国公司，它们将乐于对英国的金融……贸易提供打开缺口的报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我们在南非这样做，而且正在取得优异成绩，”斯塔格写道，“我们正涉足非洲，在远东也有通讯员。当然，也获取了欧洲中立国国内的所有情报。”也许对这种可能性感到一点过度兴奋（但也知道在莫斯科的敏感性），斯塔格告诉霍尔，如果后者看到他所说的开展“俄——英经济问题解决方法”的“有利机会”，他就应该这么做，“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超出局长下达的命令（如果你必须超出，一定要当心别被发现，特别是别被大使馆发现）”。他“非常肯定”，任何积极的成果都会让战争贸易情报部“极度喜欢”；外交部也“不会有任何异议”；而且“局长会给予你所要求的所有资助和支持”。[81]
H.F.克劳瑟·史密斯绘制的弗兰克·斯塔格的漫画像，后者是总部负责俄国情报的官员。
对经济和商业情报的获取表明，卡明的组织在一战期间对情报的贡献被普遍看做各类组织和来源的一部分。这对海军和陆军情报也同样适用。除了TR/16对德国海军军情的感人报告外，总的说来，“军情一处（c）”在1914年到1918年间在西方情报舞台上的最大贡献是通过廷斯利的火车监视行动和低地国家的其他情报网络完成的。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在稳步改善冲突的同时，也得到了军方情报网自身的补充。尽管陆军部曾连续尝试接管卡明的情报组织，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有人建议将所有秘密报告置于“军情一处（c）”的领导之下，这就强烈地表明，情报局在战时的表现已经足以成功地确保它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