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古寺写春秋
三九寒冬，起个大早，拍摄同心清真大寺。日出东山，透过邦克楼阁的空格，宛如一盏亮灯，探寻黎明之路。于是，黎明如披着绿盖头的回族少女，羞答答、静悄悄地来到这块神秘而又神奇的土地上。大寺依旧在晨曦之中朦胧，元砖明瓦，端庄凝重，在近似无言的沉寂中，让人体味到一种穿透历史的深刻。不大一会儿，远山如黛，霞光似锦，大寺赫然在目，于明朗之中透露清新，于庄重之余增添鲜活。寺之南，细长的清水河在宽阔的河床之上无声流淌，洼地的残垣断壁，在清清冷冷地拼凑着往昔“半个城”难以收拾的记忆。其间，一条环城柏油路上，有车飞驰而过，撂下一串征程疲惫的叹息，独自冷落。寺之北，过一条沟，便是同心县城，瓦房丛中，高楼耸起。这是一座长大但没长高的城市。古寺又名北大寺，享誉塞上。今日，古城不存，北大寺犹在。新城在北，北大寺在南，四百余年历史，沧海桑田，可见一斑。古寺傲然耸立在七米高台之上，居高声自远。笃信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听到大寺传出的洪亮的诵经声，就会从内心深处接受到一种神圣的召唤。回民每一天的清晨总是从诵经声中开始的。
“苍山夕照挂锦纶，大殿经声破晓晨。细水长河流不尽，半城古寺半城新。”登上北大寺，触景生情；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半个城已成一片废墟，新城同心跃过北沟，在一片宽阔地带拔地而起。尽管如此，新城虽全，古寺难半。历史与现世难道就会因为一条北沟而难以面对，无法挽手？北沟不是鸿沟。新城同心，以银平路为经济动脉，每逢集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同心市场门楼是典型的伊斯兰建筑。20世纪80年代，正值流通经济兴起，同心成为全区第一个流通经济试验区，在全国已是小有名气的“旱码头”。同心市场的门楼便成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于是诸多媒体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同心。同心是一个回族聚居县，回族人口占83%。同心阿拉伯语中等专业学校既是对外开放的硕果，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建校得到了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援助，也培养了阿拉伯语专业人才，为同心向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同心是红军西征的革命根据地。在同心清真大寺，西征红军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发民族自治之先声，开民族自治之先河。
若在新城，远眺北大寺，须选择一个制高点。登高望远，北大寺南居，卓然不群，远眺不及，当须亲至。我去清真寺次数颇多，试图努力读懂它丰富的内涵。新城北边的烈士陵园，一座纪念碑拔地而起。这里有一个墓园。县级回民自治政府首任主席马和福烈士安眠于此。为争取和捍卫中国第一个回民自治政府而牺牲的红军将士安眠于此。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没有掉队的可爱的战士，在西北边陲同心大地为建立一个回民自治政权而洒尽热血。这滴滴热血，巍巍丰碑，书写的是民族、民生、民主的真理，铭刻的是解放劳苦大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这座丰碑，是历史的撮合还是巧夺天工、妙手偶成的华章，竟然与古寺南北呼应，遥相沟通。
同心清真北大寺，历史悠久。传说始建于宋或元。在北大寺入口处有两块石雕。一块风蚀严重，刻文模糊，无法辨认，有说是明万历年间修缮时刻而记之的遗物，既然无法辨认，说来又无实证，不信也罢；另一块字迹尚可认得，“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萧月重修。”看来，古寺四百余载，也非妄言。心念《古兰经》的人们，勤于功课，恪守礼拜。他们面朝禁寺，心怀敬畏。就在这座神圣的清真北大寺里，1936年10月20日，彭德怀那张冷峻得只剩思考的脸上渗出从来也没有过的微笑，他那粗大的手跟寺里的阿訇紧紧地握在了一起。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府——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就这样在同心清真大寺诞生了。这是第一个回民自治的人民政府。她属于笃信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她在回族群众敬畏的圣地——清真大寺安家落户，她使数十万回族群众欢欣鼓舞，她受到了数十万回族群众的衷心拥护。看这一南一北两种不同风格不同性质的建筑，我不由得这么想，古老而又年轻的清真大寺，是伊斯兰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从兴起到繁荣的见证；而那座烈士纪念碑犹如一把利剑，或者说是烈士们在身躯倒下的时候，他们夺取政权的枪并没有倒下，至今仍然为回族自治政权保驾护航。一个爱国的民族，一个自觉把自己看做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民族，始终会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拥护党的领导，热爱人民的事业。洪岗子三代教主，秉承爱国主义，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成为广大穆斯林的精神楷模，令人竖大拇指。我不知道当时的这一历史壮举的细节，但我能感觉到一个传播宗教信仰的精神圣地，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已经成为一个民族争取自治的红色圣地了。这在任何一种文化里，都是一个不小的跨度。跨过去，的确是了不起的。这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有穿透历史的眼光和远见。然而，大寺做到了。这又是谁的成功，谁的胜利？我在追问中理解大寺，感悟大寺，甚至热爱大寺了。
伊斯兰文化在同心这块土地上何时兴起，怎样繁荣？这些历史的问题，在这座古老的清真寺里都能够找到一些说法。是否是唯一的答案，当属学者考证，但碑雕石刻的文字也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很多游人都惊叹古寺的建筑精巧、别致。的确如此，古寺的建筑东西相背，南北相对，上下相应，方圆相宜，错落有致。大寺主体建筑邦克楼、礼拜殿居上，建在一个前圆后方的砖砌台座之上。寺门在台座后方，朝西，一进寺门，拾阶而上二十级，便到了上面。邦克楼挑檐斗拱，如飞来阁，停在寺门之上。这座邦克楼是青砖砌筑的方形二层木结构尖顶建筑，中间四大通天柱支撑。楼上边檐木雕花案栩栩如生；楼基底四边用磨光的青砖加糯米浆和少量的白灰砌成，内土外砖。北墙刻有“西蜀工匠谭德华”几个字。谭德华何人？无从查考。但见邦克楼建筑风格，大体是中国传统建体，细致处有阿文雕饰。这说明，回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弘扬伊斯兰文化之同时，也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丰富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大殿的建筑也是如此。大殿与寺门正好东西相背。从寺门入，拾级而上，须向北转折，进一小门，方见一个庭院。大殿居中，面东。这是穆民恪守礼拜的一种朝向。礼拜朝向圣地麦加，麦加在中国之西。故而，大殿面东，做礼拜的穆民正好面向西方。凡是进寺之人，先见寺门之上刻有“清真寺”三字，两边有“洗心”“忍耐”的砖刻，旁边有阿文图案，蓝色做底。阿訇翻译“洗心”两旁的阿文为：礼拜之地诚心诚意的穆民如水中之鱼，安详欢乐；在“忍耐”两旁的阿文意思是：在礼拜之处，阳奉阴违的穆民，如笼中之鸟，心慌不安。汉字阿文形异而意近，都道出了清真大寺的宗教旨义。进大殿有两处正门，一处是南侧小门，上刻“出入是门”四字。一处是南房中间的大门。大殿北侧后门上刻有“进退有度”四字。说它言简意赅，或微言大义，皆不为过。
大殿廊檐左右砖壁上用红漆书写有“联进唐兵移在西域，更换回军来至中国”的字样。据说，这一联句是在说明当地回民的主要来源。壁上还有“金玉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的字样。观赏这联这文，唐风宋韵，荡然回肠。当地回民是否来自古都长安？何以唐兵联进西域而不留？又何以更换回军而使之远离中国？其中奥妙，在这等文雅的词句间潜伏太深，无以窥见。民间有传言，清陕甘总督左宗棠剿渭南白彦虎回民义军，使部分回军来到这块西夏国土；但那是何年何月的事？古寺至少有四百年，说明这块土地上的回民繁衍生息至少四百年。莫非在唐时这里就有了伊斯兰文化？显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不能否定。据一些研究宁夏史的专家考证，在宁夏境内，尤其是西夏时期，伊斯兰教并不是最佳的兴盛时期。1271年，元朝有“签西夏回回军”的记载，宁夏在元朝是一个回族的主要分布区。伊斯兰教在宁夏的广为流传，还与忽必烈的孙子阿难达有关。阿难达幼年受伊斯兰教徒抚养而皈依伊斯兰教。阿难达统辖十五万兵士，跟随他信仰伊斯兰教的军士居大半。
当然“唐兵”并非一定要实指唐朝的兵。依清真寺四百年或六百年的历史来看，宋元时期，自中原地区搬迁到宁夏境内的回族军士肯定不少。依元朝“签西夏回回军”“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来看，宁夏早在宋元时期逐渐形成了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多元化地域文化。手捧《古兰经》的人们，怀着敬畏的心理对禁寺的表述坚信不疑。当地的回族是大唐的遗民，是来自中原中心地带的子民，是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儿女。这一点又有何疑？更无疑问的是同心，曾经是白彦虎义军抗清的主战场，也是白彦虎义军西征的出发地。至于后来败走新疆逃入俄国，百年后，成为今日的东干族，则是后话。也有学者说大寺六百年前是一座佛院，四百年来一直是一座清真寺。尽管没有多少史料可以佐证。但是，人们忍不住对大寺的喜欢。如果是那样，我试图感觉四百年前的那一次宗教变革。我不知道其中的深浅，但我为那次宗教变革的成功而庆幸。我为它祝福，虽然已经迟了四百多年，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在那次变革中大寺得以保存，得以新生。也许就是在那次变革中，大寺既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又具有了伊斯兰文化的精髓。这就是中国穆斯林的前定。从中华民族大文化的视角审视它，与其说是两种不同的宗教文化的对接，倒不如说是一种接力。在这里，时空没有中断，文脉没有中断。同心清真大寺，谁说不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又一座永无终点的里程碑呢？
我不止一次地走进清真大寺，走进我的思绪。我听见六百年间汗青竹简的翻动声，我闻到了宋词元曲漫进明风清月里的香味，很古老，也很厚道，能把人熏透醉倒。于是，我拾阶而上的脚步踩响了六百年来所有的日子。我在烟雨深处，把大寺藏进了心里。
我知道黎明是清水河的涛声合成的颤音，在邦克楼的顶檐之上与一轮新月对唱。我知道晨曦中从大寺的屋脊上走下来的一束阳光。透过飞檐与门洞，我看见朝阳就像一盏灯，从黑夜的甬道中走来，走向大寺，走向悠扬的诵经声，为穆民的晨礼沐浴，为这片回乡热土的白天揭幕。我发现阳光下的大寺慈祥得像一位老人。
我知道夜色是天国的明月撂下来的斗风。它是轻盈透明的面纱。它把天国里最神秘的启示悄悄地送到宁静而又明亮的注视中。它让恪守五番的穆民在这种关怀里倾听天国最仁爱的启示。它把大寺揉进灯光里，揉进星月里，藏进穆民的心里。我看见大寺在屋脊上举着一轮新月，仿佛看到每一个朗月高照的夜晚，都从这里飞出，落进千家万户，我能感觉到在夜色里，在月光里，大寺更像是一只美丽的蝶，把夜来香送到穆民的家里。
也许游历宗教圣地的次数多了，也许太多的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我对宗教和宗教圣地心怀敬畏。因为任何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它们都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它们都有它们值得立世的精神高度。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分子，它们应该受到传承者应有的尊重。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但我对宗教文化，不想离得太远。我试图能读懂它们，成为它们的学生。为此，我不止一次地走进大寺，走进它的历史。
党项族的子民们，你们的祈祷呢？是否随着风雨，化作这里的花草？蒙古族的姑娘们，你们的歌舞呢？是否被马背驮回了草原？我看见信奉真主的穆民，迈着稳健的步子，手捧《古兰经》拾阶而上。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那微笑穿过历史烟雨灿烂而真实。我迎着那笑脸回到四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听到他们互相问候着“色俩目”，我想起了于右任。是他把“色俩目”翻译成“和平”。一个崇尚和平的民族，铸造着一座和平的丰碑。
我翻阅了一些关于大寺的资料，没有找见文人墨客的诗词文赋和书墨画卷。六百多年的时间，并不很短。历代文人墨客的文化苦旅也并未中断过。为什么就偏偏落下了这么一个文化冷角，任光阴随流水而去呢？我站在大殿的八字墙前看砖雕时想过，站在大寺的照壁前看“月藏松柏”时想过。难道有王维的诗景画境，就没有人再敢舞文弄墨了吗？
然而，文人的谦虚是真诚的。因为这里的诗画是用砖石做玉帛，用刀凿为笔墨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多少诗情画意，谁能掂量得起呢？
厚重的历史，只能使它更加坚强。虔诚的信仰，却会使它永远年青。
（2002年1月发表于《回族文学》）
边塞诗风下马关
边塞在何处，谁为边塞诗？如果来到下马关，登上古城，些许答案就会涌上心头。
这里是我的家乡，是我童年的摇篮，也是我放飞梦想的温床。我打小就生活在这里，在它的怀抱里读完了小学、初中，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回到这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员，教了两年书。在我的记忆里，这座古城只有一座城门还保存着昔日的古韵，还剩剥去了老砖的城墙。古城已废，轮廓还在，还能找到很多遗迹。但是，苍凉已经十分厚重，往事更加茫然。历史因其悠久而长远，记忆因其深刻而沧桑。
下马关是同心最早建县的地方。同心最早的建县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西汉。而就在下马关的西北角，有一个叫做红城水的村子，西靠罗山，听松林涛声，北接韦州，东连下马关（古平远县），沃野千里，生气盎然。泉水灌田，罗山环抱，放牧田猎得天独厚。这里盛产小杂粮、油料，特别是胡麻，香飘万里，远近闻名，俗有“油盆”之称。自秦汉至明，红城水交通畅达，商贾云集，甚是繁荣。至今还保留着汉代建立的三水县遗址。历史的脚步在这里留下了它的脚印。汉代平西王卢芳在这里有住所。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云：“肥水东北出峡于高平川，水东有山，山东有三水县故城，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张奂为安定郡属国都尉治此，县东有温泉，温泉东有盐池。”明庆王朱樗斋封藩韦州，把红城水称为富泉。一千多年后，下马关再次建县，一直到1937年4月，县城迁至半个城，改名为“同心县”。这片沃土最终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而作为边塞诗眼的下马关，还得等到明清时期。1526年，这是一个注定不能平常的年份。我以我对故土的眷恋举念1526年，它的每一天都对我有意义。这是我的夸张。这一年的每一天里，一批身穿战袍，枕戈达旦的明朝将士，从亘古荒原上拔起了一座边防要塞，它就是下马关。这些将士的故乡在哪里？无人知晓。但是，肯定在他们的背后，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把青春的热汗洒在这里，为的就是身后的家园，心中的家园。他们为荒原擎举起历史的高度，也为家园筑造起一座长城关隘。流血流汗抛妻舍子离父别母，空对关塞冷月，愁白一头黑发，他们无怨也无悔。这座正在崛起的关隘就是长城关。这里就是“秦川形势通西夏”的下马关。如今，这里还有一座边墙东至老爷山，绵延三十余里，墩台也是相互眺望，古堡大寨也不乏见。试问，在这座关隘上，有几人在鞑靼的铁蹄声碎里封王拜相？又有几人在秋风寒夜里写下几行与岁月一样悠长的诗句？有一个明朝的总督魏谦吉登上下马关远望，豪情满怀，壮志凌云：“长城关外是呼韩，万马嘶风六月寒。传语胡儿休近塞，新来大将始登坛。东临瀚海擒阏氏，西出兰山觅可汗。闻道虏营宵欲遁，却防乘夜渡桑乾。”下马关处在这样一个咽喉要处，引来无数英雄竞折腰。明朝大将石茂华有过几次登临下马关城楼，我无从知道，但是有他的三首诗可以证明至少有三次登临是难以忘怀的，是需要用诗来记忆的。石茂华尚且在紧张的军事形势下，还能够不忘过一个很有情趣的中秋节。“戍楼危处一雄关，大漠遥通北溟看。月色初添沙碛冷，秋风直透铁衣寒。虽非文酒陪嘉夕，剩有清辉共暮欢。且喜休屠今款塞，长歌不觉露溥溥。”（明石茂华《中秋登长城关楼》）作为一个守边的将军，他满怀诗情，无论如何，都为这座边关重镇平添几分情色和文气。这里曾经是他们守边安塞的重镇，也是那个时代边塞军旅诗歌的发祥地。无论如何，我们来到这里，重温这样的诗句，都是一种奢侈。当然，也有些许感慨。
1874年6月，三百多年后，一个叫做陈日新的书生奉旨进关，做了平远县第一任知县。这已是清朝，这个固原道上的官员是个湖北人。陈日新的这一次走进，使一座边关要塞封进史册，一个地方政府从这一天开始了。当然，这要是论功，还得算在左宗棠的头上。不管怎么说，我的意思很明白。下马关结束战争，进入和平。尽管是一个古战场，和平的质量很低。但是，和平毕竟开始了。埋白骨的荒原，要耕耘成良田。流血的旱塬上要长出庄稼。这就是陈日新这次走进的意义。陈日新也搞了个就职仪式，为这片亘古荒原再次建县而祈福。他找了个由头，就是前明三边总制刘天和跟他同乡，他写诗祭奠这位前辈老乡。“居与公同乡，仕与公同处。公来筑雄关，我来设县署。治兵与治民，道不外忠恕。相隔三百年，神情抑何豫。捧觞敬奠公，精魂何所御。”应该说，陈日新的这个举动很有一点政治作秀的味道，但是，他的心态是诚恳的。他没有可作秀的受众。整个下马关城那个时候不过十几户人家，还连个县衙都没有，他作秀给谁看。倒不如说是自己给自己打精神，找动力。我不能感受他的这次走进，更不能对他有任何指责。相反我认为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他的人生荣耀。面对三百多年的古城雄关，他是第一个产生怀古感的人。于我，他早了一百多年。他从苍凉中感到豪迈：
雉堞前明甃，曾经地震倾。
经营劳主将，版筑砦防兵。
夜月归新邑，秋风撼故城。
金汤期永奠，锁钥北门横。
陈日新的心中还有一些安慰，还有一些期望。毕竟他眼前还是一座百废待新的县城。他有资格希望金汤永固。可我呢，面对废墟，又该以怎样的心情怀古呢。我找不到感觉，我只觉得想起陈日新，心里就有些愧疚，甚至还有些妒忌，他比我幸运。城墙根下的居民，把老砖拆了砌羊圈、垫地基，固然很经济，但是这对于历史又是何等的浪费。我真想问一问他们：是留一座古城值，还是砌一个羊圈值？但我又觉得这样的追问太过于草率，也太不近情理。因为更大的破坏并不是他们。这座老城也压根没想到它会毁于“四旧”。这里是平远县的县城，镇戎县的县城，也是同心县的前身。西征红军创立的预旺县委、县政府也在这里办公。
从县志上了解到，1936年6月16日，西征红军在军团长徐海东的亲自指挥下，一夜激战攻克下马关，建立了预旺县委、县政府。古城成为革命老区的一个根据地。也是6月，这真是一个巧合。那时，古城古风犹存。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于8月27日赶往下马关，见到了叱咤风云的大将徐海东。我突然感觉到，这里曾经拥有的古老，其实真的离我们并不很远。整整四百一十年，从建城设关到建县立制，在这座古城里有多少故事是难以忘怀的，但是我们忘怀了；有多少岁月的沧桑是值得我们感慨的，但是我们却在一次又一次地错过。
四百多年历史的下马关城，于1938年9月，因县城搬往同心而沉寂了。我站在古城墙上，心里一片茫然。
谁伴康济寺塔
我来到塔前，迎着冬日暖阳，走进它六百多年残卷。我拾不起多少岁月的拷贝了，只有苍凉的悲壮在寒风中飘动。塔角的风铃已经听不到风的低泣，任凭它摇曳，只是一片静寂。于是偌大的塔院，就像是一个溶化池，把一切现代的物象都吞噬在历史的胃里，让它陈旧，散发出古老的香味。阳光、寒风都很不真实，我也一样掉进了溶化池。我在历史的泥浆里翻滚着，向康济寺塔呐喊着。我成为它的塔尖，棱角和风铃。
韦州是一代王府重地。明时，韦州有八景：蠡山叠翠、青沙卷浪、鸳湖澄碧、天桥雾雪、砖城朝旭、宫厅月夜、黑水回波、天台晚霞。今日这八景何在？但是，韦州这块土地上，风景不在，诗文犹存。“月朗星稀夜景清，水塞沙冷若为生。嗈嗈似说南归意，感我穷边久住情。”这位安塞王爷朱樗斋当年站在鸳鸯湖畔听蛙声而思归之情，无不让人感动。“天堑分流引作渠，一方擅利溉膏腴。鱼游浅碧东风细，花涨残红暮雨余。千顷良田结富足，万家编户获安居。”如果不辨析，还以为他是在描绘“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河套平原的“塞上江南”美景呢。
然而，韦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夏。这座古城是李元昊时期的建筑，这座古塔同样是西夏的建筑，明朝重修过。这中间近三百年，韦州都是佛教盛行的地方。清朝在行政和军事建置上把韦州划归灵武管辖。由灵武派把总一员，兵力五十人。在《平远县志》收录的部分边塞军旅诗歌中，如果搞个排行榜的话，我首推明朝大将也是个有名气的诗人王越的《过韦州》这首诗，慷慨豪迈，意境开阔，情绪激荡，收放自如。不妨列在此处，让方家把玩。
停骖凭眺旧韦州，古往今来恨未休。
有酒不浇元昊骨，无诗可吊仲淹愁。
秦川形势通西夏，河朔襟喉控上流。
借问蠡山山下路，几人从此觅封侯？
这首诗写出了将军诗人对西夏王朝闹独立的反对立场，也把范仲淹在西夏战场上光吃败仗的历史真实暴露无遗。这位范老先生文章作得好，仗打得一塌糊涂，无疑助长了李元昊的士气，让中央王朝反而给藩属国进贡，并且长期陷于被动。王越则不同，他是明成化年间第一任三边总制，当时的三边指的是延绥、甘肃、宁夏，总制设在固原。也就是说，王越是三边军政首要。他的诗在那个时代也是有很高的声望的，他的军功同样是显赫的，他就是封王封侯中的佼佼者。他“有酒不浇元昊骨，无诗可吊仲淹愁”的豪情壮志令人折服，读来回肠荡气。
然而，从史册中走出来，进入现实，就感觉历史在这里清过场，六百年前的韦州是一个什么样子？能有这康济寺塔在，必有一个康济寺也曾经存在。还有僧人、佛乐和香客，以及香客们起居的家园、游逛的街市。但是，六百年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这一座塔在。然而六百年来，韦州并没有完全处在历史的清场中。明庆靖王朱旃封藩韦州。比康济寺塔更豪华更坚固的宫厅楼台拔地而起。我能想象到朱旃站在拥翠楼上观赏罗山秀色的自得。不知为什么，我固执地认为这楼的高度不一定就逊色于塔的。然而，韦州庆王行宫建筑群，恐怕没过多久就已经萧条得不堪收拾了。有一个叫路昇的明朝诗人，就已经看到了它的末日。他说：
故宫风物太凄凉，惘怅当年此建王。
绣户不开金锁合，蛛丝低拂画檐长。
玉阶寂寂人踪灭，白草离离辇路荒。
落尽井梧秋不管，半轮新月照昏黄。
路昇是不是最后一个关注韦州故宫的文人，我不知道。但我能够感觉到他在为一代明皇贵胄的豪宅，恐怕连一个明代也熬不过去了，而心存忧虑。他肯定也像我一样来到这座塔前，站过，想过。但他面对塔时，却没有那种悲凉沧桑的感觉。这就是康济寺塔。不要说站在史册里，就是站在韦州的大地上，六百多年来，没有一个文人撂下一句半句与它相关的诗来。它是一把拧干了水分的岁月，它是一枚风干的梧叶。它是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任你翻阅那厚重的史卷，从不颠倒页码的书签。
但是，在韦州人心里，康济寺塔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韦州人。他们听到过它孤苦的悲泣，为它建了一座陪塔。那座陪塔矮小，猥琐，但质朴可爱。康济寺塔接受了它，从此不再悲泣。韦州人说，从那以后，塔就老了，善了，绵了。
我试着用韦州人的感觉感受它，但我做不到。我离开了塔院，离开了韦州，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它。它还会再站六百年吗？或者更久远些。
鼓楼拴住的预旺
旺古镇的最大年轮就是那座鼓楼。鼓楼上的老城砖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远古的记忆也许就在这里封存。有多少文人墨客来此凭吊，开启那幽远的时空呢？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几次登上这座鼓楼，环顾这座小镇，感受它的厚重。这座鼓楼是这座小镇的核心，四周的居民和商铺次第铺开，也还比较规整。惠平公路虽然繁忙，但只在它的最西边，算是擦边而过，距鼓楼大概两公里的路程，这样的落差该不是五六百年历史的落差吧。
预旺人说话跟固原的口音最相近，一个主要原因是自明起就隶属固原卫。清王朝在下马关设平远县，首任知县陈日新是个文治武功都不错的县令，他亲自编纂的《平远县志》上明确记载了这座古城的历史沿革。从豫王城、平虏所、平远所、预旺城等名号的变化可以简单地把这座古镇的历史划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朝，铁木真西征来到这里，封藩豫王，命其筑城，驻守这片领地，古镇得以诞生，并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期；豫王信佛敬神，嗜造浮屠，修庙宇。大佛寺、城隍庙等建筑拔地而起。第二个阶段是明洪武年间至清同治年间，这里已经成为平定瓦剌，远征新疆的必经之路，其军事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尽管丝绸之路依然绵绵不绝，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活动依然进行。明大将徐达于洪武二年赶走元朝的豫王，十八年后，这里成为明藩王朱旃的牧场。朱旃的牧场其实就是今天的同心全境和庆阳的大部。朱旃为什么没有利用豫王城建造自己的藩王行宫，而跑到韦州选择了那座西夏边城？现在就有很多的说不清，不说也罢。值得一说的是豫王的文治武功随着年久俱毁，只有城隍庙还在。到了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阶级矛盾难免激起民族纠纷，城隍庙被义军烧毁。这期间，豫王城叫做平虏所、平原所。这个阶段最辉煌的成就是文学，一批军旅诗人留下了他们的绝词佳句。当然，还有这座鼓楼，建于明万历末年，按照方位分别镶有“宾日”“观讹”“洛成”“乐易”，表达一种敬畏、向善、安居、乐业的愿景。第三个阶段就是同治年以后，清王朝设平远县，这座古镇开始叫做预旺城。左宗棠自己出钱重修城隍庙，几百年后，彭德怀的西征红军来到预旺，把总指挥部就设在城隍庙里。西征将领们在城隍庙前留下了他们的风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这座古镇拍下了影响世界的著名新闻照片《抗战之声》，预旺的回汉群众至今也忘不掉这一段光荣的红色历程。
在明清时期，预旺的人气很旺，文脉也很深。当时民间传谣“预旺城来米粮川，四街八巷赛长安”。还有传说这座鼓楼跟西安的鼓楼一模一样，就是小了一圈。小是必然的，谁也不敢跟皇城比大。但是，可以推测预旺当时的繁华的确不一般了。但是在军旅诗人的诗句中却找不到这样的繁华，相反多有荒凉之词。明朝重臣王琼的《过预旺城》的诗，我在其他文字里引用过，尽管他还有壮志在激励着自己，其中的“荒凉地”“转输人困频增戍”等诗句，几乎就是告艰难，诉困苦的。将军杨守礼的《入平虏所》可以说通篇都是写荒凉。
黄风吹远塞，暝色入荒城。门掩钟初度，人喧鸡乱鸣。
胡笳如在耳，军饷倍关情。惆怅浑无寐，隔帘山月明。
也许单说这么一首诗还不足为证，不妨再引用黄嘉善的一首《防秋过预旺城》的诗来看处于战事中的预旺究竟有多么荒凉。
边程催客骑，晓起揽征衣。野径随山转，红尘傍马飞。
天连云树远，霜冷暮庭微。极目南归雁，双劳忆故扉。
当然，还可以继续举几个例子，反映当时的军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情景和心理状况。他们忍受着艰难的生活条件，忍受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来到边关履行一个军人应尽的天职。他们先是人，其次才是军人。但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先做好军人。
那么，预旺的繁华究竟在什么时期。可以肯定的说，是和平发展时期，是民族团结最好的时期。预旺是一个回汉杂居的地方，而且民族关系一直处得很好。即便出现民变，有人故意挑起民族矛盾，大多数回族群众仍然维护团结，维护和平。陈日新来到下马关，担任大清国平远县第一任知县的时候，连一个像样的县衙都没有。他找不到一根可以建造县衙的木头。在预旺，有一座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古老清真寺因坍塌而废弃，当地的回族群众向这位县长大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意拆了建县衙。陈日新心怀感激，在《平远县志》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余喜集回族而谋之，佥曰可。遂经始于丙子年月，小民亦趋役恐后，期年公廨成。”预旺回民不但没有一个人反对，而且争先恐后投工投劳，表现出了令人振奋的积极性。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到朝廷建平远县，深得当地回族群众的民心，而且也得到了回族群众的大力支持。
1936年6月，西征红军总部设在预旺的那些日子里，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和红军将士们与城里的回族群众的和睦相处至今已传为美谈。每当马鸿逵的飞机赶来轰炸的时候，回族群众掩护红军将士到清真寺里隐蔽防空，尤其是回族大妈苏老太把红军战士当做自己亲生儿看待的故事，耐人回味。
鼓楼就这样成为预旺近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它让人们回想起的那些往事，就像一炉炭火，温暖着预旺的文胆和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