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十月一日，共和国就诞生40周年了。真这么快吗，40年匆匆过去了？！
以往的39个国庆，都是怎么过的，一时说不清了。但有几个却恍如昨日，许多细节都呈现在脑际，清晰明白。
我看到自己穿一身旧军装、举着架日本造的旧照相机，奔忙、在南京“总统府”门前。举着彩旗的游行队伍像五色缤纷的浪涛沿着所有的街道翻滚奔腾。一群水兵护卫着一只银灰色军舰在波浪中前进，舰首写着“长治号”三个大字，“长治号”几天前才由台湾起义归来，就赶上开国大庆。水兵们造了个仿真的模型把它推到街上来。那时我才作见习记者，任务是跟随这条军舰，把沿途所见花絮写下来，并且拍出照片。这个任务看着简单，实际上很难。我从几天前知道这个大典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就连夜兴奋得失眠。回想艰苦战斗的过去，展望前途似锦的未来。作了一个又一个金色的梦，弄得头脑昏昏。和队伍走上街后，不由自主地和大家一起喊口号、唱歌，和两边围观的市民打招呼。常常忘了我的记者任务。当我记起我的任务，又觉得没有一个场面不该拍摄、没有一句议论不该记住，按快门和写笔记总是在仓促匆忙中，并且一边举相机一边还跟着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午夜游行结束了。人们兴致尚高，便都流向玄武湖去参加狂欢晚会。记者们则按规定去新华日报冲胶卷，写稿发稿。我刚当上见习记者没几天，我那位组长又小气，怕我拍照水平低，只给了我一卷120胶片。我想拍出个样儿来气气他。一进报社大楼先去摄影部找我的熟人，请他抢先给我冲出来让我看看。胶卷交给他，我就去会议室写“花絮”，我收集的材料够写一大篇专文的。可人家只要我三两段，我只好忍痛割爱，精益求精。头一条我写个送水老人，他穿一身纺绸裤褂，左手提个水罐、右手端只茶杯，站在总统府西边那个小牌楼旁，不断地把水送给游行队伍中的人。不过不是逢人就送，而是有所选择。有时他喊一声：“喂，老弟！”有时就笑着招招手，把走在队伍里边的人叫出来送上茶去。走在外边的人要茶喝他也给。但需主动向他要。
我问他：“您给送茶的那些人都和您认识吧？”
他说：“走在这儿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是兄弟姐妹，相逢何必曾相识？”
“可你是挑选着人送的！”
“我挑选谁最渴，就先给谁送！我们要会关心人。”
“看来您是个诗人？”
“不，我是大夫，祖传国医。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谁最缺水！”
有人拍我的肩膀，摄影组那个熟人不知何时来到我身旁了，他冲我勾勾手指，我随他走出会议室。看到我们组长正站在走道的灯下，迎着灯看一卷才冲出的胶片，熟人指指他说：“你的胶片冲来了，看看去吧。你们组长已看完了。”
这时组长已转过身来，笑嘻嘻把胶片一举说：“来，检阅一下成绩。”
我接过胶卷，迎灯一照，似乎听见一声爆炸，脑袋裂开了，两眼晕花了，揉揉眼再看，还是一样，只见一片透明，什么影子也没有！急问：“怎么回事？”
那熟人笑着说：“问你自个儿，打开镜头盖儿了吗？”
拍照时还有这么道工序，我压根没想到！我以为糟了，那位组长平日不仅小气，而且办事极严厉，八成要挨批。批评一顿不要紧，这实在有损我的声誉。没想到这时组长反而大笑起来，摸摸我的头说：“别伤心，刚干这行谁也难免出岔。大节下的，写完稿玩玩去吧，玄武湖要放焰火了！”
嘿，这日子口人们脾气都变好了。这么一来我倒当真难过起来。我说：“可这任务？”
组长说：“今天记者们拍的很多足够用！”
我轻松了，但也有点悲哀，看出来他压根没指望我会拍出好片了。好在那些天沉浸在狂欢与遐想中，很快就把这事淡忘了，在那些天里，我常想的一个题目是五年后过国庆时我会是什么样？十年后我过国庆又可能会是什么样？我那时在幻想当作家或作演员。我想五年以后，也许我的写作已初露头角，我会与一些知名的有才气的青年人在一个高尚文雅的地方跳舞聚会。也许身边还有个可爱的人儿。十年后，吾应该是声名大振了吧，有家有业了吧。像一切被尊敬的人那样受人瞩目了吧！四十年后？那太遥远了，没打算去想它。
这以后的几年，是充满了生机与喜悦的。我从南京调到北京，进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系统地学习文学知识。和我并肩作战的几个朋友，有的去莫斯科学科学技术，有的到美术学院、舞蹈学院进修，并且开始在艺坛上受人注意了。过第五个国庆时，一切如我预想的一样，我在不断发表小说，不仅有了名气，还被评上了北京市优秀青年。这时整个中国社会也充满朝气。市场繁荣，生活稳定。建设事业蓬蓬勃勃。人们都在追求理想，创造成绩，社会风气好，道德水平高。似乎社会主义的美好设想在一件件变成现实，每个人面前都展开了一条金色的旅程。
第一个国庆节时我为自己规划的蓝图正一笔笔成为现实，而国家的发展甚至超越了我当年那些贫乏的想象。唔，第十个国庆一定会更加光彩耀人吧！不料到了五七年，来了个风云突变，说不清为什么，也不必说清，我被划入“资产阶级”里去，并且成了这个阶级的“右派分子”。此后数年，每到九月底，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北京远郊的某个地方去报到，完成“紧急任务”。我就在众人准备过节的喜庆气氛中、在家人凄楚的目送下，背起行李走出家门或是到山区，或是到荒原，或是开荒，或是挖河，夜晚遥望北京城方向，天空一片光亮，心中颇有些凄楚。尽管如此却也没有怨恨，总还想自己必有无意间损害了党和国家利益的地方，只因有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还没认识到，党和国家决不会把事情做错的。只要诚心诚意改造，总还有希望重新作人。
然而这希望一天比一天渺茫了，后来索性在北京呆不下去，背井离乡去东北谋生。每逢十月一日，当别人或集体狂欢，或全家团聚，我总会推开斗室之窗向北京的方向遥望一会儿，我知道这时家人也正怀着一颗黯然的心向北方遥望，到了这时，我也还没有绝望，总相信会有一天，我会释去重担与家人朋友同度这个与我血肉相关的节日。六十年代那场风暴，连这点幻想也破灭了。一连过的十来个国庆，都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庆祝的，以致难以描述也不必描述！有一次国庆节，造反派英雄们大摆庆功宴，好汉们在猜拳赌酒之时，让牛鬼蛇神以90度弯腰之形在墙边请罪，我低着头，两眼望着脚下一条在缓缓爬行的秋虫。心里想起第一个十一前后我作过的种种遐想。在各种不着边际的遐想中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用这种奇特方式度过国庆。想到这里我几乎失声笑出来，奇怪，不想哭只想笑！
我终于有一个国庆节哭了。1976年。其实那天不是十月一日，而是十月一日过去不远的一天，街上还贴着庆祝国庆的标语，忽然传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从工厂、学校、大街小胡同涌了出来。整个长安街上人山人海，有的拉着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欢声雷动，有的只独自一个人打着一面小旗，上写“高兴”两字，不声不响。人们从各个方向走来又往各个方向走去，入夜以后家家灯火通明，京城各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那晚上我哭了。这天不是十一，但我心中把它看作又一个国庆。这种庆祝方法也是我当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希望出现又不敢相信一定会出现的。
仿佛童话所说的，某个仙人手指一点，就解除了魔法加在共和国身上的桎梏，生活又转到了正常发展无限生机的轨道上。国庆日又带有举国腾欢的味道了。
近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有几次十月一日我恰好在国外旅行。但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东欧西欧、南亚北美，这一天夜里我一定弄准北京所在的方向，举起一杯酒对我们共和国说句古老的贺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