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二十五期，载唐琼先生散文《饮茶》，很有情趣。读后勾起我几件有关“饮茶”的故事，也来凑凑趣。
唐先生大文，谈的是文人的雅趣；其实中国的工农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与茶有难解难分的缘分。我的祖籍是山东省平原小县。农村经济改革后是富裕县了，以前却穷得连老鼠都要逃荒。三国时期刘玄德先生在那里当了一任县长，干到一半，不等上司撤他的职就自动下野，从下水道逃走了。公开的理由是张飞打了督邮，怕惹麻烦。其实也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什么可留恋。这么穷的地方，“糠菜半年粮”，老百姓却要“饮茶”。
那地方人饮茶，其方法既不同于香港、广州，也不同于京津。那里没有茶馆，饮茶只能在自己家中冲泡。乡下也没有茶叶店，茶叶只有到集上卖酱油、醋的摊子上去买。摊贩把茶叶放在个粗糙的木箱里，既不加盖，也不分等，更没有香片、龙井、铁观音之别，只是半箱黑色的带梗的干巴树叶，随买随称。称好用极糙的草纸一包既不怕散掉香味也不怕受潮。
茶虽不好，乡下人对水却很讲究，绝不用烧饭的锅灶来煮水冲茶，要喝茶就要另烧小茶炉，所以在我家乡熟人相遇常用的客套话是“走，回家点炉子！”点炉子者，献茶之谓也。
“炉子”有多种，最多用的夏天是小吗，煤炉天是地炉。煤炉是用铁铸成，下层放引柴，上层放煤末——乡村贫苦，没有人烧得起块煤，也不会作煤球，引柴上撒的只是煤末，所以烧时必须有个人蹲在一边用扇子扇风，或加上小风箱助燃；地炉是冬天用的，在火炕的一头地下挖个坑，与火炕烟道相联。炕口盖一方土坯，土坯前后各挖一个圆洞。弄得像个吕字形。前边的洞口放水壶、后边洞口放烧柴。秫秸、玉米核、高粱穗、豆梗全是好燃料，但不能烧煤，因为地炉是用不上扇子的，配合这两种炉子，也就有了两种“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水壶。煤炉用一种上细下粗圆锥形壶，这种壶又矮又胖，为的是坐在炉上接受火焰的面积广；地炉用一种上粗下细反圆锥形的壶，这种壶又高又瘦，为的是平截壶要插入炉盖的圆洞中，它是用壶身侧面来接受火焰的。
没有茶馆，并不等于冲出茶来自家独饮，多半倒是十个八个友好亲邻聚在一起边谈边饮。生炉子颇费工夫，早晨中午时间紧，自然就放在晚上。晚饭后谁家院里飘出柴烟煤气，就知道他家“生炉子”了。人们不必等着请，推门进去找个靠墙的地方坐下，自会有一份杯盏送来。同时用柳条编的烟波箩也就递到面前。人们便在茶香烟气之中谈古论今，交换经济政治情报，说东村狐狸作怪，西镇笤帚成精。直到月上中天，才各自散去。第二天这家不点炉子又会有另一家点，很少有空白的日子。我小时见得多了，以为天然就该如此。成人之后回想此事，反很难理解了。贫苦百姓养成饮茶习惯，应有特殊原因，如江浙地方乃产茶区，茶叶来得方便，乡人有此习惯，不足为怪；又如蒙古西藏地方，人民以肉食为主，不饮浓茶难以消化，牧民饮茶成癖，可以理解。山东人没见过茶树是什么样子，一肚子谷糠野菜不愁消化不畅，为什么要饮茶呢？百思不得其解。曾问过一个乡亲，他说山东是出过孔孟二圣的礼仪之邦，凡事讲礼仪，无茶不成礼仪，因而家家用茶。我觉得这话不可靠。
乡人饮茶也有饮出怪癖来的。我的一位当锔碗匠的族叔由饮茶而发展为鉴玩茶壶，我们那里的茶具其实是很粗陋很单调的，几乎家家都用博山出的一种大型铜提梁的紫砂壶，家家都用同一种产品，能玩出什么特殊花样来呢？他的办法是把用水浸透的谷子放满茶壶，用绳把壶盖捆紧，放到阳光下晒。数日之后谷子膨胀发芽，“蓬”的一声把茶壶胀破，变成许多碎片。他再把一块块碎片用铜锔子锔起来，于是就成了一把满身布满铜钉的有奇怪图案的壶，而且每胀破一个壶，碎片都不一样，所以决不会有重复的产品出现。一时间他的茶壶远近闻名。人们夸他的壶有趣，却没有人肯把自己的好壶弄破去摹仿他。抗日战争时，日本军队到乡下扫荡，老百姓拖儿带女，背扛肩挑着吃穿之物四下逃难，他却除了背着个铺盖卷外，就是那把茶壶，并且沏了一壶水在手中提着，一边走一边对着壶嘴啜饮。有次正饮着茶日本人打来一排枪，砰的一声把那壶打得粉碎，茶水洒了他一身，人们吓了一跳，开心的问他伤着哪儿没有？他举着手中的壶提梁，叹叹气说：“可惜了这壶上的锔子，是白铜的！”
八七·元月十九·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