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抹不去祖先打下的烙印。这烙印就是文化烙印。文化是民族之魂。
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的反应就是诗、词、戏、曲、琴、棋、书、画，或者拘于时地的民风习俗等等，那些只是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是流而不是源。我们说，一个中国人不管走到哪里，都抹不去祖先打下的烙印。这烙印就是文化的烙印。
文化是民族之魂。没有文化的凝聚，人再多也不可能成其为一个民族。
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一书中说：“唐宋以后的中国文化，要讲儒、释、道三家，也就变成三个大店。”
“杂货店”——佛学，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杂货店这一称谓的首创，是禅宗六祖慧能下五世法孙仰山慧寂禅师。他说，他这里说禅，因人而宜，“一如有人将百种货物与金宝作一铺货卖。我这里只是杂货铺。有人来觅鼠粪，我亦拈与他。有人来觅真金，我亦拈与他。”
“药店”——道家，社会出了问题，按事物发展规律，顺其自然，予以解决。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之初，都有一个无为而治的阶段，与民休养生息。
“粮油店”——儒家，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如一日三餐，不可或缺。
有了这三家店，人生和社会所需就全有了。这只是个比喻，其实三家店提供的，是同一类日用必需品：精神食粮。
我以为“三家店”不如“三家村”更为贴切。
因为说到“三家店”就容易想到买卖，想到竞争，想到许多的不如意。“三家村”就不一样了，它令人联想到的是和谐、宁静、朴实的劳动和子孙后代的衍续，是其乐融融的生命存在。
道家和儒家是本土文化，是夏、商、周三代三千年的精神结晶。儒家文化生发于黄河流域，道家文化生发于长江流域。而后一南渐，一北上，涵养中华九州。
正如人体缺什么补什么一样，文化也同此理。儒道两家缺乏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以及对种种生命现象的探究。说的准确些，是缺乏系统的关注。于是便外来了佛学。值得注意的是，你来了还得我需要。同时外来的文化还有好些，最终都没成气候，唯有佛学成了一家人。乃至后来，佛学在它的本土印度隐退后，世界上就只有中国和由中国传播的佛学了。
在中国大一统之前的春秋战国，学派蜂起，百家争鸣。而儒家和道家始终居主导地位。到后来，大致也就只有儒、道两家了。
佛教是在中国结束战乱，真正实现大一统的西汉末期进入中国的。来的正是时候。佛教到中国，至今已两千多年。
从西汉到唐，大约五百多年。这五百年间，外来的佛学与本土文化经历了不停顿的冲突、磨合、改造、融汇，直到成为地道的中国本土化了的佛学，被士大夫阶层所热衷的佛学——禅宗。除了必修的儒学和兼习老庄，士大夫们无不读禅。虽说还有其他如净土宗等等的存在，但几乎已是禅宗天下（中国佛教百分之九十是禅宗）。乃至野老妇孺动不动也会斗斗禅锋。
禅宗的出现，很快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最先最突出的表现和贡献，是在文学艺术上。传统文化的三家，说儒、释、道三家，严格准确地说，应该是儒、禅、道三家。
援禅来入诗文书画，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唐朝的王维。他的诗、画，直指人心，旨在意境。沿着这一轨迹发展到后来，可说完全改变了中国诗画的走向。就诗歌而言，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
被改造接受的佛学，当然不可能取代儒、道，三家既互通有无，又各自独立，各有各的价值取向。还说唐诗。另两家的代表便是李白、杜甫了。李、杜不可能不读禅，这从他们为数不多的禅诗可知。只是人生自我的价值趋向，使他们不想成“佛”。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以道家人物自许，诗歌大多飘飘欲仙的李白，被称为“诗仙”。而“儒冠多误身”，诗意多为忧国伤时的杜甫，被人称为“诗圣”。
李、杜、王是同时代人，前后都经历了“安史之乱”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岁月沧桑。这三个人铸就了唐诗的三足巨鼎，展示了唐诗的最高成就和辉煌。也许，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家村”格局，最早得以体现的当是这唐诗时代的诗坛“三家村”了。
传统文化熏染出来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人格冲突中。儒家给他们指出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进取之路”，而道家则告诉他们如何“无用”、“无为”，顺其自然。儒家“亚圣”孟子搞调和，提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至于儒、道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粮店”、“药店”作用，那是帝王术，与我们无关，我们管不着。
儒、释、道，三家之“道”无处不在，天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春种秋收，吃饭穿衣，待人接物，社会伦理，都是道。道无所不在，而又不为人知。所以《易经》说：“百姓日用而不知。”
禅宗给人的，是个人内心的自我完善，所谓“明心见性”。它的社会作用，便是净化心灵，进而净化社会。若说可见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学艺术上。
悠悠千古三家村，不只是白云深处的墟落。说不完的中华风采，尽在“三家村”。三家合流，才有中华大文化。
有人问马祖道一的弟子大珠禅师：“儒、释、道三教同异如何？”
大珠禅师答：
“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则异。总从一性上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异也。”
从宏观把握，三教是相同的，讲的都是人性，自性真心；从细微处着眼，或具体运用，就会有很大差异。角度不同，着眼处不同，则一分为三。只有人自己的迷悟不同，不在于儒、释、道有什么不同。
毋用讳言，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不足之处，正如某些糟粕，某些劣根性。只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扬弃永远不可能是个人的意志，只能是历史的取舍。
多年来，一直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读了不少儒家道家的经典。近年则对佛学和禅宗兴趣大增。人称佛学为“义海”，言其广博深湛。果然，一进入就出不来了。读读写写，就有了几十篇。
此前，也看过几部他人读禅读佛的文章，大多说佛门和禅宗的历史故事，或是读禅感悟。所以我在读读写写时，尽可能地有点自己的味道，也就是文化味，儒、释、道三家聚会，诗、文、书、画混为一谈。
写这些文字，本意是加深理解，帮助记忆。后有一家报纸专栏约稿，这里的文字陆续发表了一些。因为是给报纸写，不能说太多的佛禅。后来想到出版，动机，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略尽绵薄。哪怕只有一个人读，也算是文化普及了。出版前，将为报纸写的文字又作了修改和补充，话也说得明白了一些。
没有儒家和道家，就不会有中国化了的佛学，更不可能有禅宗。对传统文化必须兼容并作为一个整体了解把握，才谈得上发扬光大。否则就会有失偏颇，支离破碎，大文化就面目全非，不成其为大文化了。
现在有个现象，说到传统文化，只说孔子，很少说老子、庄子，对佛禅更是几近不提，似乎稍一涉足就有迷信之嫌。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对道家和佛学的一无所知，于是对什么是迷信也一无所知。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能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不可剥离的内容，自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因素。正如我们民族的创世纪者是女娲，是盘古，而基督教民族的创世纪者是上帝。
我们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果只有孔子一个人，绝对是谈不上博大，也谈不上精深的。倘若如此，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我们的巍巍大中华，还有什么可谈？
我们常说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的“儒文化圈”。许多人都以为，儒文化圈里只有儒学一家。其实，这个圈内的各国各民族，对道和禅同样信奉。“儒文化圈”只是代名，总体来说，还是“三家村”文化圈。
禅宗对中国文学艺术影响很大，这是有目共睹的。禅宗的宗旨是明心见性，求之本性，得之真心，也可说就是艺术的宗旨。源于心地，印于心田，才有文学艺术对人心的潜移默化作用，而不是直白的说教。至于为实现这一宗旨的许多方法和原则，更是早就直接被运用于文艺创作实践。如含蓄、空灵、直指人心、非理性、非逻辑等等。而要理解这宗旨和方法，不能不了解基本的佛理禅风。
儒、释、道三家，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锻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同时也调鼐出我们独有的文化艺术。正因为是民族的，才成为世界的。了解艺术化了的禅宗，有助于了解儒家、道家的艺术观，有助于了解民族文化的整体，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如果说对儒家、道家精神一无所知，而能深入禅庭的，则纯属无稽之谈，无有是处。
读禅，读来读去说来说去，永远说不清的是“悟”，是“明心见性”。什么是悟，什么是明心见性？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对此概念没有解释过，六祖慧能也没有给弟子们解释过。但是，那个境界如如不动的存在着，是毫无疑问的。只有到达那个境界的人自己知道，但也说不出。就像梦里捡到一颗明珠，醒来想拿给人看，那明珠根本就不存在一样。所以禅宗有言：悟了还同没悟。只是这“还同没悟”与“没悟”有天壤之别。
都说禅宗是智慧，而什么是智慧呢？说得清吗？去问智者，智者也无言以对。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什么是智慧，只有神才说得清。
儒、释、道三家，释、道都有其本体，唯独儒家没有。所谓本体，简单的说，就是对天地万象源头的思考。
佛学的本体是“心”，所以又把佛学称为“心学”。“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禅宗“非宗教第一义”，一切源于心，归于心。离开“心”这一本体，佛教和禅宗便无从谈起。
道家的本体是“道”，道生一，一生二，累之至于无穷。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个玄之又玄，变化无穷，能产生和统摄万物的，就是“道”。
儒学无本体论，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虽说儒学“五经”中包含了《易经》，《易经》可作哲学书来读，易经的本体是“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至无穷无尽。这“太极”和道家的“道”，好像是一回事。但《易经》并非孔子的著作，儒家的思想也并非由“太极”产生，所以不能视为儒学的本体。
老、庄思想和“易（变化）”结合，就是两晋南北朝的“玄学”。在士大夫阶层，谈玄之风盛极一时。所以同样玄之又玄的佛学一进国门，就与士大夫们一拍即合。而士大夫们都是儒家弟子，儒学的参与，与道家一起，便给完全中国化的佛学——禅宗的生发、发展、开花、结果，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悠悠千古“三家村”，是高山仰止的文化殿堂，是发掘不尽的艺术宝库。禅宗汲取了儒家、道家精神的精髓，是完完全全中国化的佛学。从禅门入“三家村”，大概不失为一览“三家村”宝库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