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少年时期从读孔夫子的书到读资本主义的书，直至读马克思的书，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间，有他个人的奋斗努力，当然，也离不开一个他最值得尊敬的老师的培养与帮助。这位老师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1949年3月，毛泽东一行人从河北平山西柏坡将抵达北平时，他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于俊道：《毛泽东交往录》，第51页。）
李大钊，河北乐亭县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在日本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卖国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先任北京《晨钟报》编辑、总编辑，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并参与编辑《新青年》杂志，又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他写了著名的歌颂俄国革命的《法俄革命之比较》等三篇文章，成为中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在北平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与陈独秀一起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负责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国共合作时期，他帮助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1926年他领导北京“三·一八”运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往，首先是从读其文而领略了李大钊的志向与才华。《新青年》创刊不久，刚回国的李大钊就在此刊物上发表了《青春》一文。文中号召青年要发奋努力，从而达到“致我的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为此，他寄希望于青年学子：“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毛泽东当时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看书，必看《新青年》；谈话，必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当他一口气读完李大钊所写的《青春》一文，可谓眼睛为之一亮，心头为之一动。从此，李大钊的名字便深深印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他完全同意，今后“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1918年8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率部分学会会员前往北京。到北京，当然，他借此机会去拜访他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抵京后，毛泽东一方面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奔走呼号，另一方面则设法寻找工作，以解决生活问题。一周之后，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与联系，由留法勤工俭学会会长、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张条子，交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到北大图书馆当上了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虽然李大钊在北大已颇有名气，但他与毛泽东却谈得非常投机。
毛泽东作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是极其平凡而琐碎的，待遇很低，每月仅8块大洋。但这对一心求学报国的毛泽东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每天到北大图书馆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负责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的人的名字，毛泽东并不因事情琐碎而厌烦它，因为他能及时从报刊上了解到国内外重要新闻与新文化、新思想与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其时，李大钊已设法搜集了许多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报，供北大学生阅读。
更使得毛泽东感兴趣与有收获的是，他能有机会去见一些学界名人、学者，向他们请教，讨论问题。李大钊在与毛泽东的接触，特别是交谈中，发现毛泽东的思想异常活跃、敏捷，乐于接收新思想，而毛泽东则发现李大钊虽是名教授，但平易近人，思想进步，是自己的好老师。因此，二人每次谈话，甚是投机。两人常常在一起畅谈，李大钊耐心细致地回答毛泽东的一个个提问，有时长达一两个小时。
毛泽东在交谈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俗的理想、才干，深得李大钊的称赞，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1918年11月，毛泽东聆听了李大钊在北大讲演大会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又看到了李大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心头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使他向往俄国十月革命。
在李大钊的指导与帮助下，毛泽东在北大还参加了各种进步社团与学会的活动。1918年11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他还参加了由邵飘萍等主持的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28日，毛泽东还参加了由李大钊、蔡元培、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在研究会里，他能更多地听到李大钊的演说。通过与李大钊的接触，毛泽东对其思想与人品有了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在北京学习与工作了半年时间，在离京南下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际，他与李大钊作了临别前的谈话。李大钊在谈话中谈到了陈独秀，及陈独秀近向的活动情况，嘱咐毛泽东到上海后可去找陈独秀谈谈，因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都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独到的见解。
遵照李大钊的嘱托，毛泽东到上海后，即首先拜会了陈独秀，向陈请教了各种问题。与陈独秀的几次长谈，使毛泽东思想上受到了极大启发，尤其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进步更快。
对在北京半年的生活时间，毛泽东对它是非常珍视的。他曾回忆说，第一次到北京后，“我对于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又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新民学会会员也曾回忆说：“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可见，李大钊确是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引路人。
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以后，其影响波及全国。为了动员湖南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在此刊物上，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革命文章，以鼓舞民众的斗志。其中，特别是在《湘江评论》的第2至4期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广大民众中，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湘江评论》及毛泽东所发表的文章传到了北平。李大钊看到后，十分重视，他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全国的读者介绍和推荐：“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1919年12月28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19期发表了题为《大联合》的文章，此文显然赞同了毛泽东关于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文中写道：“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这说明在主张民众大联合这一点上，两人是心心相通的。
1919年12月底，毛泽东为了推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斗争，他作为驱张请愿代表团团长第二次来到北平。临行时，还接受了《大公报》与其它报刊的任务，准备在京建立临时的“平民通讯社”，专题报道驱张活动的情况。他租了陈旧破败的福佑寺的一部分住下后，便迫不及待地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在馆长办公室里，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离京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情况，以及《湘江评论》的开办情况以及目前所组织的驱张运动的大体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着毛泽东的介绍，并与他交换了意见。接着，李大钊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毛泽东推荐与介绍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以及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对第二次到京与李大钊交往的情况，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平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与李大钊作长谈后，在京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到李大钊处，两人专门讨论了俄国革命的问题，谈了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问题。两人还专门讨论了组织进步知识青年赴俄勤工俭学的事情。显然，毛泽东受到李大钊思想的深刻影响。已对十月革命的故乡十分向往。对此，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了。信中写道：“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毛泽东回到长沙，就与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此时的毛泽东已深感赴俄学习比赴法留学显得更加重要。他与李大钊都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青年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学习、考察。1920年8月23日，毛泽东又在长沙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不久，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湖南青年便赴俄学习。
与李大钊的交往越多越深，也使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宣传抓得更紧。1920年8月，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彭璜等人在毛泽东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的宗旨就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李大钊积极支持此书社的创办，主动承担该社的信用介绍，使书社在业务往来中，有关书店、杂志社“免去押金”，这就解决了该社开办之初资金周转之困难。毛泽东则指导书社对于李大钊并与之有关的刊物的介绍，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特别是李大钊著的《五月一日》的单行本，作了广泛的宣传与介绍。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虽然李大钊因故没有到会，但他与毛泽东都成为中共最早的创始人。而且，“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对创立中国共产党，其杰出贡献是人所共知的。“一大”后，李大钊与毛泽东分别担任中共北京区与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工作。1922年8月中共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上，李大钊与毛泽东都参加了，并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在1923年6月于广泛召开的中共“三大”会上，两人又相聚在一起。他们与到会的代表展开充分的讨论，最后，共同确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据曾出席“三大”的代表徐梅坤回忆：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很活跃，多次发言，提出主张国共合作的种种理由，李大钊在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后，表示完全拥护共产国际决议，与毛泽东等一道站在多数代表的正确立场上，既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观点，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李大钊并提出了尽快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一定要注意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大会采纳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通过了《国民运动与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会后，李大钊和毛泽东还到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家中，商谈国共合作的有关问题。（路海江等：《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第67页。）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与李大钊分别作为湖南和北京的代表同时出席了会议。会上，两人与另外十七人被推向国民党党章审委员会委员。会上，当国民党右派制造事端，以排共，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时，毛泽东与李大钊挺身而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团结左派，有力地回击了右派的进攻。1月30日，李大钊和毛泽东分别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和候补委员。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李大钊都十分重视农民问题，都对农民问题有较为深刻的分析与研究。两人都发表了农民问题的专论。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还将李大钊写的《土地与农民》等文章列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中。而李大钊也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当他得知毛泽东托他为农讲所选派学员时，他立即在天津和北京选派了元维修等人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当李波涛去广州前，李大钊还对李说：毛泽东同志学问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你还可以帮助他整理些农民战争的资料。我写封信你带去给他，希望他常给我来信。1926年9月，李波涛在农讲所结业后，毛泽东曾托他给李大钊带了一封信，想不到此后两人竟成永别。（路海江等：《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第69页。）
可以说毛泽东与李大钊的这种密切关系，既是一种崇高的师生关系，也是一种亲密的战友关系。毛泽东以学生的身份，虚心地向李大钊请教，探讨学问，探求救国真理，特别是受到李大钊的思想的深刻影响，迅速转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两人则相互支持，互相鼓励，共同为党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毛泽东与李大钊的这种特殊的师生关系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