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二月到一九七五年三月，我在解放军防化十三团五连当了六年兵。
在六年的部队生活中，经历过几位连长的领导，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郑敦启。
这位郑敦启连长，和其他的连长们不一样，他是戴眼镜的。这副眼镜给人的感觉有点特别，因为当时的部队，特别是连队，戴眼镜的人是凤毛麟角。
郑连长的眼镜不是戴来唬人的，他是真有学问，而且，他还是个大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学生当兵的，是少之又少。
我那年十六岁，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郑连长应该是二十多岁，还没有成家，方脸庞上架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厚得有点像瓶子底儿。只有络腮胡子还显示出点儿军人气，说话声音里带一点沙哑，山东话口音不明显，多的是北京口音。
那年，北京兵一下子涌到防化团有差不多五百人，每个连队都分了三四十个，各个营房里飘出的标准普通话，一下子压过了土著的山东话。
不知为什么，我们那年没有新兵训练，直接就进了老兵班。所谓老兵，大都是一九六八年的兵，比我们早穿一年军装。一九六七年国家没有征兵，再早的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兵，大都是班长。我的第一个班长丛宝亭，就是一九六六年的兵，山东招远人。而排长这一级的，大都是一九六〇年的兵。
北京兵年轻，有文化，生活优越；而老兵都是来自农村，没上过几天学，家里大都穷得叮当响。这两拨人搁在一起，想尿在一个壶里，还真费劲。
郑连长喜欢北京兵。我今天揣摩他的心态，一是他是城市人，而且还是大城市青岛，二是他上过大学，因此，在本能上就接近北京兵。
不用隐讳这一点，在这些北京兵里，郑连长最喜欢的是我。关于这一点，许多北京的战友都这样提醒我：可别忘了郑连长，人家对你真好！
我心里当然有数。记得当兵半年以后，我刚从团篮球队回到五连，连长就让我代理文书。
文书这个职务，在连队属于重要岗位，要起草文件，要负责连队的日常值班报告，还要管理司号员（卫生员和通讯员，是班长级，通常也是干部苗子）。一般来说，文书必须是党员，因为还要管理战士的档案。所以，文书相当于地方的办公厅主任兼研究室主任兼档案局长，很是重要。
记得当时我咨询过，问文书的职责有什么，老兵说，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外，还要为连首长洗衣服。我当时说，这个活儿我可做不了。
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入团。
这在当时是引起轩然大波的。
到了连部，郑连长手把手地教我。记得当时我的字写得很差，连长说，当文书，要有一笔好字，你要抓紧时间练字。他老督促着我，像拿一根鞭子跟着我。连队当时离团部的距离有五十多公里，要坐火车，有时去团部办事，在等火车的时间里，我蹲在地上练字，不知写坏了多少的树枝子。
总算有些成绩，现在没人嫌我的字不好了。当然，字也用不大上了，因为每个字都用电脑敲出来了。这是玩笑。
不过，今天想来，我也不怎么争气，因为毕竟刚满十七岁，社会经验等于零。团里让我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我就去了；让我代表团里、营里、连里新兵讲话，我就上台了；让我到团篮球队打球，我就上场了，总会有人不舒服。加上我不会夹着尾巴做人，自以为不张扬的时候，恰恰有人认为你张扬得不得了。于是，我戴上了一顶帽子：骄傲自满。
在部队，入团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但是我这个团入得可费了大劲，死活入不了。有一个胶东半岛入伍的老兵，是个团支部的负责人，放出话来：只要我在，周某人就别想入团。其实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得罪了这位团支部领导。
连队当时驻扎在山东长清县的五峰山，山上有一座庙，星期天我们常常上山去玩，记得连长为了帮助我，有一个星期天他和我坐在庙前的石头上，整整聊了半天。那时候，这叫作促膝谈心，也叫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连长那带着殷切期盼的话语。
他真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到了一九六九年底，部队有一个整团建团的活动，有一项内容是发展团员，而且方式也改革了，不是团员们通过，而是连队全体投票决定谁可以入团。我们连部的两个老兵，一个卫生员孙长然，一个司号员李祖香，都是党员，都是农村来的，在老兵里面说得上话，又属于连首长身边的人，他们对我印象还不错，到处为我打抱不平。投票结果，我涉险过关。全连九个班，有四个班不同意我入团，但是有五个班同意我入团，我算是入了团。
当时，已经有同时当兵的战友入党了。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该是组织内解决的问题，硬是惊动了组织外的人。我知道，郑连长也在幕后做了推手。
郑连长看到我在连队实在有点不适应，就又为我找了一个差事。这个差事在北京兵里面也是第一个的，就是去支左。
记得是在一九七〇年初的一个晚上，连队正在看露天电影，什么片子记不得了，无非是地雷战、地道战一类的老片子，我在瑟瑟寒风中昏昏欲睡，连长把我叫到连部，说让我到山东大学支左。这个消息很振奋我，因为我实在是很厌倦连队生活了。
到今天，我遇到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时，还常常开玩笑说是他们的校友。当时我十七岁，上过初一，刚刚入团。而我的同学们，有些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些到了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而我到了大学，成了教育大学生的人。走路的方向稍微偏了一点，距离就是这么大吗？我简直不敢相信命运之神的安排。
在山东大学的半年，给我增加了许多见识，我在物理系工作，由于年纪小，只能打打杂，但是，由于穿着军装，谁也不会拿你当小孩子看，自己自然也会多一些约束。
不过也放肆了一下。
刚到山东大学，就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说是到了山东大学，不再受连队纪律约束，快给我寄两斤奶糖来，再寄一套运动服，我要吃糖，好久没有见到北京的奶糖了。
几天后，我收到了北京流行的杂拌糖，说来难以置信，两天的时间，我报销了两斤糖。不知我今天的糖尿病是否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半年以后，我又转到历城县柳埠公社支农，我一个人管了几个村，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到村里去指导深翻地，指导整党建党。说起来像黑色幽默，一个不满十八岁的小当兵的，一不是党员，二没有当过农民，却人五人六地在做这些事情。
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吃饭。因为一下乡就是几天，背的干粮是地瓜面煎饼。刚开始吃很香，但是两天过后，肚子里直翻酸水，有一种烧心的感觉。而公社干部们也给我留下深刻记忆。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的自行车，在当时，既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又是最值钱的财产。有时想借他们的自行车骑，得到的回答居然是：我把老婆借给你骑吧。
支农的生活，对我的锻炼极大。
后来我回到五连，又不小心摔了跤。又是郑连长，在关键时刻伸手拉了我一把。
没有这一次援手，我今天也许还在泥潭里挣扎。
那是冬季拉练，连队驻扎在山东历城县的一个村庄学校里，我把墙上的一张毛主席像贴在了窗户上挡风，被人举报，成了反动行为。团参谋长、营长等都到了连队，火药味浓得很。但是，郑连长坚定地替我说话，他说，年轻人，如果打他一个反革命，这一生就玩了。
最后，让我做了一个检查算过关了。但是，参谋长的话还犹如在耳：“在地方，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
谢天谢地，我在军队，还披着一张保护衣。谢天谢地，在连队还有一个连长做我的保护衣。
我在部队六年，一直没有提干，一直没有穿上梦寐以求的“四个兜”，眼看着许多北京兵当了干部，我还是一个兵，心里实在不好受。还有不少战友是这么对我说的：别看我们提干早，但是你最有后劲！
只有我知道，就在部队而言，我的后劲没有了，被撤走了。因为郑连长后来被调到了团里，当了作训股长。我失去了一个可以时时提调我的领导和老师。
不过，郑连长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干部，也有着不少的先天不足。他有些自负，不爱接近上级，好较真，清高。这种性格，也是要摔跟头的。
其实，我身上的毛病，他都有。反过来一样，他身上的毛病，我也都有。他对我如此青睐，无非是在我身上发现了他的影子。
郑连长也不得意，没有在部队施展他的才华，当到营职干部就转业了。
而我在郑连长到团部工作后，就基本上没有同他联系过。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不好意思，还是因为多少一点怨气，还是没有了劲头？总之，一直到我复员回北京，一直到我在北京工作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凤凰卫视，其实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改掉了不少的坏毛病，值得向郑连长炫耀一番了，但是我都没有和他联系，尽管我一直忘不掉那络腮胡子，忘不掉那略带沙哑的嗓子。
可是，我听说，他在不断地打听我，他坚定地认为，尽管我没有在部队提干，但我仍然是最优秀的。
每每听到这些，我都有说不出的一番滋味在心头。
去年，连长有机会到北京，托人带信给我，希望见个面。我当然去见了。算起来，已经有三十多年未见了，连长还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还是密密的络腮胡子，说话还是带一点沙哑的准普通话，只是明显的老了。
人老了，心还没有老。因为看到我做的《领导者》杂志，调动起他的政治心结，一直在和我探讨国际和国内的大事，有时，还有些愤青观点。那种激情，依然如当年的连长，依然同当年在队列前训话。他还说起，他在网上也有一个笔名，用这个笔名发表过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
我注意看他的眼睛，知道他也在看我。在他的眼睛里，我读到了一种感觉，叫“欣慰”。
第二天，我陪他到恭王府参观。在乾隆写给和珅的“福”字前，他说了他的坎坷，也说了我当年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内幕。当然，现在看来，那些内幕已是过眼云烟。
后来，我到青岛去看过他，他又到北京来看过我，来往不密切，甚至电话也很少，更没有什么柔情蜜意。但是，彼此心里，都有对方的一个位子。而每当想到对方，都会扯出一堆故事，扯出一段历史。
这就是我的连长，叫我不能忘怀的一个人。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