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羡慕过那些有家谱的人。他们不但能一口气滔滔不绝地背出自己的父亲、祖父以至曾祖父的头衔官职，有的甚而能追溯到更远的年代。
说来可笑，关于我的身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还是靠我淘气兜出来的。
穷人家的孩子究竟更老实还是更淘，这问题就让社会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去探讨吧。我只记得自己小时爬树上房，逗猫追狗，难得消停一会儿。一回把个堂姑气急了，她脱口骂了我一声：“你这个暮生儿的！”
每个孩子都有爸爸，可我就只有位寡妇妈。我刚懂事就听她说过：“你爹早就死啦。”所以，别的孩子有爹而我没有，也只好认了呗！可我从来也没想到问问我爹是什么时候死的，那当儿我多大。被骂作“暮生儿的”之后，我就拽着我妈的大襟，死乞白赖地刨根问底。这才知道，原来在我呱呱落地一个月前，我爹就撇下我们娘儿俩走啦。
那年月既不兴身份证，也不讲究出生登记。可是小时候每到腊月十七，说我长尾巴了，就得一位位地给长辈叩头。照例先作个揖，跪下来，连叩三下。妈妈还总是让我先给婶婶叩，接着是老姐姐、三堂兄，最后才轮到她。为了谢谢她的养育之恩，每回我都给她叩上九个响头。所以我早就知道自己按阴历的生日。
那时候可以拿皇历算卦。一到年下，新皇历下来了，就算卦玩。算卦先得说出出生年月。是妈妈替我报的“宣统元年，属鸡”。有一回，我把院里榆树上的马蜂窝给捅了，害得一家子好半晌不敢迈出门槛。婶婶气得说：“哼，怪不得都说午时鸡最淘呢！”这么一来，我连自己是什么时辰诞生的都知道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对自己的生辰再清楚不过了。可是1939年为了去英国在香港办理护照的时候，麻烦来了。移民局非要我按阳历填出生年月不可。我对着那张表格发了好一阵子愁。一时又找不到阴阳历对照表，我只好胡填了。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我可不愿当他的子民！倘若当康熙、乾隆那样盛世帝王的子民，倒也罢了，给个末代皇帝当子民太窝囊了——更何况他又正在长春给侵略者充当傀儡！所以我索性把年份写成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呢？权将阴历改成阳历吧。于是，我的生辰就成为1911年12月17日。
谁知这么一来，就得改下去了。七年在国外，无论领配给证还是住客栈登记，都只能照护照来填。1949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那时又是个机会。可我为了图省事，就又照填了。1958年北京大搞普选的时候，又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正的机会。有位户警到我住的前圆恩寺院子里大声喊：“谁对阴阳历出生年月没把握，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我还真的动了一下心。怎奈那时候我已被七棍子八棒子打成臭不可闻的大右派。前圆恩寺只不过是我临时的班房，我正等着发配呢。我连有没有选举权也还不清楚。前途一片漆黑，哪还有心情去理会自己的出生年月！前清生的也罢，民国生的也罢，反正到1949年后，统统成了“余孽”！
还是1979年访美，在耶鲁大学傅汉斯教授家里谈起我这个生辰问题。他随手从书架上拿过一本照表查了查，告诉我应当是1910年1月27日。那年我刚好交七十。活到七十岁，我才闹清楚按照阳历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尘世的！
我属于什么民族，也是一笔糊涂账！
其实，我老早就知道照父亲算，我应是蒙族人。小时候一到年下，家家都要祭祖。我们的祖先牌位是供在屋角一块布满尘埃的木板上。平时用黄布包起，尘土足有一寸厚。祭时，堂兄站在小凳子上，恭恭敬敬地揭开黄布，把祖宗牌位请下来。上面雕的是牧民模样的肖像。另外还有一个小本本，里边曲里拐弯地写的都是蒙文，很像一条条毛毛虫。那大概就是家谱。祭祀时供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倘若那时我认识蒙文，大概还能从那家谱里知道点自己的祖上是干什么的。如今，蒙古那么大片地方，我甚至不晓得我的祖先是西蒙的牧民，还是东蒙的猎户。我大概更希望他们是猎户，常冥想他们戴着大皮帽子，穿着翻毛坎肩，背了枪，在原始森林里追逐着野兽。所以每逢人家追问起我家究竟是从蒙古什么地方进来的，我就顺口答一声“大兴安岭”，并且觉得很是威风。
然而上学后我发现同学们专欺负少数民族。他们追着回族孩子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也喊过我“小鞑子”。于是我就干脆把这个民族成分隐瞒起来了，填表总填“汉族”，免得受歧视。反正我妈妈是汉族，我毕竟是从她肚子里生下的。
我这“汉族”身份一直混到1956年。解放后，少数民族吃香了，许多人都把自己这特殊身份亮了出来。我不想去沾光，凑热闹，所以每逢填表格——1949年以后还不仅填表格，“自传”也说不清写了多少遍，我一直仍坚持这个“汉族”身份。
1956年夏天，在把胡风一干人作为反革命关进监狱之后，又来了一场全国干部大审查。这回查得可细了。我没有什么怕被查的，从出生一直到当时足足写了五万字的“自传”。可是上面依然号召要继续坦白。我实在没的可写了，为了表示衷心拥护审干运动，就干脆把自己这个民族成分问题亮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只好改填“蒙族”了。
然而我自认为是个“假蒙古”，因为我既不会蒙语，又没有蒙古民族意识。不过那次“坦白”还真为我带来一桩好事。那时我虽身在作家协会，而且过去也是搞文艺的，可既不能去体验生活，又轮不到我参加任何代表团。1956年，在内蒙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前夕，作协同美协要联合派个内蒙访问团。当时作协的一位书记严文井（三十年代的文友）就根据我那新近坦白出来的特殊身份，推荐了我。回来之后，我写了《万里赶羊》、《草原即景》等文，总算没交白卷。可那一回，也更证明了我是个“假蒙古”。锡林格勒盟的盟长曾问访问团要吃汉式还是蒙式早点，我们全说当然吃蒙式的。事后，我足有半年连奶味都怕闻。
关于那位我从未谋过面的爹，我连张照片也没见过——他也很可能从来没照过相。我曾从大人的谈话间拼凑出他的形象：他个子高大，坐在炕沿上，腰身总成直角。据说他一辈子也没笑过几回。那时北京有九座城门楼——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他是负责看守东直门的。我大概是从他这份职业推断出他是高个子的。因为每次出入那座城门，我都觉得它老厚老厚的，笨重无比，不是个大力士，休想撼动它一寸。
对妈妈，我就熟悉多了。孤儿寡母，她当然疼我疼得要命。记得有一回堂兄举了菜刀在我头上晃。妈妈把我紧紧搂到怀里，呜咽着哀求说：“我就剩这么一块肉！”还有什么字眼更能表达一颗母亲的心呢！然而就像《篱下》里那个环哥，我偏偏是个不争气的孩子，不断地惹是生非，不知害她生了多少夹板气。
我祖父膝下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他年过四十才成亲，只生了我一个。二叔另过，住在炮局。我好像没见过，至少脑海里没有他的模样。可我总依稀记得他死后，妈妈带我去炮局吊丧的事。倘若没记错，那时我刚刚两岁。
我同妈妈跟着三叔过。三叔死时我五岁。我清楚地记得他是坐在椅子上咽气的，仿佛还刚剃过头。三婶来回摆弄他那光秃秃的脑袋，颤声责问道：“怎么，你就这么撇下我们娘儿几个不管啦！”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死亡。
三婶是续弦的。她和前房各生有一男一女。她的继女等于我半个母亲，后来我习惯于叫她老姐姐。她个子矮胖，长得一点也不美，但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由于家里几次断炊，同时妯娌关系也不好处，我妈妈就把我托付给老姐姐，自己出去佣工了。记得她临走时，向大堂姐托付说：“姑娘，我就这么一条命根子。好歹看在你大爷面上，多照应他吧！”大堂姐发誓要我妈妈放心。她已决定不出嫁了，就认真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当三堂兄（她的同父同母的弟弟）罚我跪或是把我按在炕上用根子抽打时，她不但替我求情，甚至还用身子挡。她为我洗涮缝补。天不亮，总是她使劲把我推醒，打发我去上工。
1960年4月，当我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得到她去世的消息时，我倒在稻草上大哭一场。她还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认识不少字，看过许多演义，能整本整本地讲《济公传》、《小五义》或是《东周列国志》。她会唱许多动人的儿歌和民间曲调。她先是教我《寒衣曲》、《丁郎寻父》，后来又教我《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她几乎什么都听了一遍就能背诵下来。她能背全本《名贤集》，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呀，以至描写炎凉世态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呀。健康也好，不健康也好，那是我最早接受的人生哲学。
三堂兄是个麻子。人倒很聪明，拉得一手好胡琴，并且能成出成出地自拉自唱。他从蒙藏学堂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又进朝阳大学，指望学成后能当个律师。怎奈那年头什么也没有出路。他性子本来就暴躁，脾气就更坏了。按照老规矩，三叔故去后，他就成了一家之主。我最怕他。由于失业，他动不动就在我身上发泄他的闷气。他一迈进大门槛，我就赶紧迎上去，接过他的自行车，卖力地擦得干干净净。他高兴时就拉着胡琴唱上几个小曲儿，有不顺心的事就乱找碴儿。
阴历年，他有时去北新桥头摆“对联摊”。他写得一手好字，我自然给他当碎催子。他写之前，我研墨。天寒地冻，风吹得手背皴裂了，渗出的血都结了冰。他写的时候，我得把纸抻直绷紧。可凛冽的朔风偏偏捣乱，一不小心红纸就会被刮个口子。他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咬牙切齿地说：“回家跟你算账！”生意兴隆时，他也会掏出几个铜子，让我去买我顶爱吃的炸糕或糖火烧。
后来他在基督教会里找到个比较稳定的位子，性质大致就是传道——那时仿佛叫“中华归主”运动。其实，他回家既念《金刚经》，又信狐狸精，就是不信基督教。然而为了糊口，他又得假装信，并且以传教为职业。从他以及许许多多我那时所接触的“吃教者”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社会现象：拿宗教当饭碗。
我妈妈是个逆来顺受的老实人，一个受气包。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就总看到她同大堂姐从外面揽来活计，在家里做。有时是给人家拆洗缝补；后来又从被服厂领来活计，做军衣。她手不离针线，炕上总是大堆大堆裁好的布料和棉花。洋袜子时兴起来时，她又缝起袜口。我还陪她去取送过活计。
在外出佣工之前，她就是靠做点活计来维持我们母子俩住在三婶家里的资格。有时也靠卖她那几件嫁妆。
那年月，胡同里经常过一种穿街走巷收购旧物的商贩。不同于一般商贩，他们往往穿件长袍，很少是短打扮的；右肩照例搭着条细长的蓝布钱袋，里面装的正是他们用以夺走穷人最后一点生活必需品的资本。他们一只手握着鼓槌，另一只捏着比巴掌还小的小鼓，走几步就敲上一通。所以市民通常称他们作“打鼓儿的”。在我心目中，“打鼓儿的”就是一种文雅的强盗。可是这种强盗还很有架子，得追上去请他进来看货。我妈妈就净派我去干这种讨厌的差事。
“打鼓儿的，进来瞧瞧吧。”
他白着眼睛望了望我，估计油水不大，要么扭头就走，要么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卖什么呀？”
卖什么！妈妈唯一的一副镯子和爸爸遗下的一件皮袄什么的，早都脱手了。我还记得卖我们最后一件家具——一张用来吃饭或写点什么的小炕桌的情景。“打鼓儿的”撇了撇嘴说：“值不上几个大钱，还是留着使吧。”那回不是为了替我抓药就是交学费，妈妈死说活说，央求他丢下几个钱，总算搬走了。每次往外搬什么，我们娘儿俩就用恋恋不舍的眼光直直地盯着。
穷人要是有个阔亲戚也好。可我大舅舅是个搬运工，平时给人搬家。一入冬，他就推了个车子去卖白薯。我吃过不少块他那“栗子味儿的”白薯，有时也看到他给人搬家。那可真叫本事呀！头顶着桌面，上头再高高地架起瓷器和玻璃用具。老远就望到他一手叉腰、一手扶着桌边晃晃悠悠地走来，像只长着高高犄角的梅花鹿。二舅行伍出身，在南方什么军阀那里当连长。我小时见过他一面，他给了我一只烂熟烂熟的香蕉。我非常向往南方。他托着我的下巴逗我说：“走，跟我当兵去吧！”我妈妈立刻把我拢到怀里，仿佛生怕我真地会跟了他去。
现在每逢吃烤鸭，我就想到小时候的“吹号筒”。那是我妈妈出去佣工之后，偷偷为我做出的一种安排。整数交到家里，她每月还在我姨那里存上点钱，要她不时地给我打打牙祭。姨住在马将军胡同。我一馋了，就溜到她家。她总替我烙一张饼，买上些“盒子菜”（酱肉），要我卷成个号筒来吃。她自己不吃，只笑望着我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看到我的小肚肚凸了起来，就欣慰地说：“吃吧，长吧，长大了好孝顺你那苦命的妈！”
那时，我们住的北京东北角，房子大都年久失修。一下雨就到处倒塌，每回总得砸死几口子。知道房漏了，可又修不起，就在屋瓦裂缝那儿搭上块破席头，上面压几块砖。
大概是上私塾的时候，我在路上有过一次险遇。我喜欢擦墙根儿走路。那一天，一块压席头的砖不知怎地出溜下来。是个夏天，我裸着上身。那块砖是紧擦着我的身子坠地的，还把我的脑门和胸脯都擦破了皮。现在回想起来，只差上几分，我就可能呜呼哀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