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二年初，崔卫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建议请李锐先生作口述自传。她知道，我和李锐先生比较熟悉，曾和李普先生共同编辑过一本李锐米寿文集，为他某些著作的出版也起过推动作用。同时，我对口述史学比较热心，和王俊义先生共同主编的《口述历史》丛书，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我知道，从事口述史学，选择采访对象十分重要。找到好的采访对象，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李锐先生当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他生于一九一七年，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他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革命。后奔赴延安，编辑《解放日报》，经历了延安整风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到东北，担任过高岗和陈云的政治秘书。一九四九年南下创办《新湖南报》，五十年代又回京创建国家水电工程总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电事业的开创者。因为三峡工程的争辩，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又因为倾向彭德怀而落难。改革开放后，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参加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他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是许多重大历史转折的亲历者。他如果愿意接受采访，很可能为当代史册增添凝重的一页。
我和李锐先生电话联系，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和崔卫平到李锐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是摄影专家。他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这样的采访每周一次，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其间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李锐先生前往三峡工地考察，我和王绥琛还曾随行，边采访，边拍摄，从宜昌一路到重庆。李锐先生始终为三峡工程上马忧心忡忡，但对参加工程建设的水电队伍很有感情。
后来，崔卫平和王绥琛工作忙，退出了这项计划。我不擅长摄像，于是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二〇〇二年夏天，李老夫妇到北京郊区避暑，邀我同往，每天上午回忆往事，下午一起游泳，下围棋。当时他虽然已是八五高龄，但一下水就要游五六百米，精神气色都好。我们谈了半个多月，从延安时期一直谈到改革开放。
我请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本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锐先生定稿，然后到《口述历史》丛刊连载。但登了一篇就没有继续下去。主要原因是李锐先生在家十分繁忙，各地客人登门拜访，川流不息。他每天写日记都要利用清晨时间。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再也改不出来了。我送去的稿子，他放在写字台上。他的写字台每天都有新收的信件、材料，有人请他作序，有人请他题字，有人送他新书和文章，使他的案头堆积如山，稿子很快就被淹没了。陆续发表的计划搁浅，我也忙别的事情去了。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二〇〇八年。李锐的长女李南央找到我，说她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完成父亲生平日记和书信的整理，决定投入精力，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当时清点了一下，李锐先生二〇〇二年口述的绝大部分录音初稿都在。于是向她表示，你如果愿意整理，再好不过。一来你熟悉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交往，二来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三来你和父亲沟通比外人方便得多。同时我也告诉她，完成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最终如何请李锐先生本人抽出时间校订文稿，这项口述史学工作，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搁浅的。
李锐先生当时已经年逾九旬，家中仍然宾客盈门。他写了一辈子文章，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还好，李南央联系了一家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精神推动力，终于让李锐先生在将近四年的光景里，不断挤出时间，陆续校订了李南央整理的文稿。
我深深地知道李南央为整理文稿付出了多少心血。我自己的体会是，整理一篇口述所花费的精力，甚至多于撰写同样篇幅的文章。在忠实于口述者本意的前提下，如何让文章条理清楚，文字流畅，并非易事。核对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也需要知识积累和考证功夫。李南央的本职工作是高能加速器的磁铁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件事，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如今，李锐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让人欣慰的是，终于在他头脑清楚，还能握笔的时候，使这项工作收关。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工作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有机会与他从容地探讨切磋各种历史问题，使我感受到了历史深处真实的脉动，许多历史场景让人如临其境，这是从任何书本中都得不到的。
老人回忆生平，有人不时提问也十分有益，除了能提高追忆往事的兴致，还能增加回顾历史的不同视角。比如李锐先生到湖南办报，当时长沙是和平解放，他接管了原政府的报馆后，原有的职工都被留用，接管干部实行供给制，留用的职工不实行供给制。我问两部分人收入有什么差别，后来怎么接轨。他说当时他只管报纸的宣传导向，不管报社的经营管理。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李锐老的经历决定了他回顾历史主要是政治的视角，而我希望增加社会、经济、文化的视角，这种代际的差异，会使口述史学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