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离开学校后你的专业可能就很少再用了，就是职业与专业密切相关，你常读的书肯定不会是专业方面的。现代社会，学历只是资历，没有这个资历不行，但毕业后很快把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给老师，是常有的事，谁也不能例外。大学的好处是素养和经历，功课本身还在其次。养成终身读书的习惯最重要。我在学校里是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别的书我不敢说有什么体会，但作家传记方面的书，我有一点自己的读书体会，不一定对，说出来供朋友们参考。
凡重要的作家，通常都有不止一本的完整传记，包括作家本人叙述自己经历的回忆录及同类文字。对作家传记，我这样判断：
第一，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作家自传是我们了解作家生平及创作的原始起点，要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作家的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对作家自传的基本判断原则是：一九四九年前的自传尤先，此后的自传靠后，因为此前较少意识形态的制约，此后的政治运动有说假话的习惯。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第二，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为什么要强调第一本传记的史料地位呢？因为除了有史料首发权问题外，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来源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传记中，第一本传记都很短，越写越长是此类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原因。在使用作家传记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原则，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最先和最后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的角度判断作家传记的完成过程，一般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
第三，作家评传的问题。偏重叙述生平经历的，叫传记；偏重研究的叫评传，但两者的界线有时候并不明显。一般说来，先有传记，后有评传，传记是评传的基础，评传是传记的研究扩展。传记重叙述，评传重研究。作家传记是研究者获得史料的初始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从传记中获得的主要是史料线索，还不是史料，从传记线索中往出扩展史料是我们使用传记的目的，而传记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史料的基本来源，就是作家的自传也不能成为史料来源的依靠，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作家传记属于“有意”的史料，或者说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此点要有清晰认识。
第四，先西后中。如果同样的作家传记，有西方人完成的，一般要给予特别注意。因为西方人的观察角度相对独特。文学性的传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一般不能使用，凡没有明确说明史料来源的传记，一般都是文学传记。或者要把此类传记作为特殊形式处理，因为虚构和想象影响了史料的真实性。
对传记真实性的判断，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所写序言中有一个看法，我们应当了解。他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这个看法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卓见相同。陈寅恪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陈寅恪的意思是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判断史料要官书和私著并重，互相参证。
人在一生中会读各种各样的书，但传记是最重要的一类，一般说来上面的原则适合判断所有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