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南方周末》上，我发表了《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一文，指出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若干剽袭问题。现在再谈谈这部书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本来我没打算再发表这样的文章。自三月底始，广大网友和其他学者就不断地披露汪晖涉嫌剽袭的证据，甚至有“汪袭网”之创设（http：jflycn.com/wangiarism）。“汪袭网”上的证据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我的举证变得可有可无。所以，尽管在随意翻阅《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过程中，还不时发现一些问题，也觉得不必再凑热闹了。但近来想法有些改变，以为还是把这些例证发表一些好，算是为“汪袭网”敲敲边鼓。
下面的例证，主要是一种“注释式剽袭”。为了让读者理解起“注释式剽袭”来轻松些，我先说一点“文革”时期发生在中南海的事。“文革”开始后，抄家之风大盛。而抄出的许多奇珍异宝，则集中到中南海。其中相当一部分，便落入康生、江青等人之手。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但康生、江青们却并不是“白拿”这些东西，并不是不付丝毫代价地抢夺、侵占。他们也花钱“买”。例如，江青曾花十四元，“买”了一块价值十几万元的金表。这种“买”，有关人员当然也要登记。这种登记，也就是一种“注释”。此后若遇追查，江青就可以说：“谁说我侵吞公物，我不是付款了吗，有登记为证！”相对于“白拿”，康生、江青之流的此种行为，可称之为“付款式侵吞”。
而“注释式剽袭”，就与这种“付款式侵吞”类似。将他人的数百字、上千字，甚至更多的文字，原文照抄，或者稍做文字变动，却只在开头或中间部分，做一个注释。注释并不能涵盖的部分，便完全成了自己的思考。这种方式，汪晖是常用的。换句话说，借用了别人的三百字，却向读者说明只借了二百字；借用了别人的五百字，却让读者以为只借用了三百字。这样，虽然做了注释，却应该称之为注释式剽袭。还有一种，就是伪注式剽袭。伪注式剽袭虽不好与“付款式侵吞”简单类比，但作为一种剽袭方式，也是汪晖惯用的。
下面，就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举出数例。
例一：这既是“注释式”又是“伪注式”；既有正文剽袭，又有引文（译文）剽袭。此例已见于一九九七年出版、获首届“长江读书奖”的《汪晖自选集》第57页，网友vivo指出过，见“汪袭网”。现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一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37页：
就把判断与知觉相同一的方法论而言，这些想法类似于（仅仅是某种程度的类似）爱尔维修（Helvetius）在他的《精神论》（De l'Esprit）中的观点，即认为一切精神活动都能还原为判断。而判断只不过是把握个别观念之间的异同。但对异同的辨识是以意识的一种原始活动为前提的。这种活动类似于、甚或等同于对某种可感性质的知觉。当爱尔维修将判断与知觉相等同的时候，“伦理准则的大厦和知识的逻辑层次结构就被摧毁了。这两座建筑之所以被夷为平地，是因为据说知识的唯一不可动摇的基础是感觉。”卡西勒（Ernst Cassirer）指出，尽管爱尔维修的方法论构成了18世纪的特征，但他的这种观点是和法国启蒙哲学和百科全书派完全对立的。[56]章太炎的特点在于：他虽然强调知识（名相）与感觉的联系，但他对这种感觉本身同样持怀疑态度。
上面这番话，是汪晖在阐释章太炎时说的。在汪著中，这是一个完整的自然段。汪晖是说章太炎的这种想法“类似于”爱尔维修。而对爱尔维修观点的阐释，前面并没有借鉴他人的说明，是表达汪晖自己对爱尔维修的理解。在表达了自己对爱尔维修的理解后，汪晖用引号的方式引用了一段卡西勒的话，并做了注释[56]，注释是这样做的：“Ernst Cassirer，The Philosoohy of Enlightenment，trans.Fritz C.A.Koellnand James P.Pettegrove（Boston：Beacon Press）.P.27.”这表明是汪晖自己译自《启蒙哲学》英文版。让我们看看《启蒙哲学》的汉译本。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杨光仲、郑楚宣译，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第25页：
……爱尔维修不仅用这种观点生硬地解释了感知的差别，还把它运用于理论方面的区别。在他看来，一切精神活动都能还原为判断，而判断只不过是把握个别观念之间的异同。但对异同的辨识是以意识的一种原始活动为前提的。这种活动类似于、甚或等同于对某种可感性质的知觉。……这样一来，伦理准则的大厦和知识的逻辑层次就被摧毁了。这两座建筑之所以几乎被夷为平地，是因为据说知识的唯一不可动摇的基础是感觉。……人们往往把爱尔维修所阐发的这种观点视为启蒙哲学的内容的典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认为它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典型，也是同样错误的。
因为恰恰是百科全书派对爱尔维修的著作作了最尖锐的批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提出了一种方法论，它构成整个18世纪的特征……
在汪晖那番话中我用黑体标明的部分，与卡西勒这番话中的黑体部分一对照，就知道二者基本相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汪著中引号前面的那番话。这番话不属于注释[56]指涉的对象，但又紧靠着一个注释，应该算作“注释式剽袭”。汪晖把“爱尔维修”和“《精神论》”都用括号的方式标出了法文原文。而在《启蒙哲学》的汉译本第25页中，并无这种人名和书名的原文。这表明汪晖刻意要把这番话与《启蒙哲学》的汉译本区分开来。这无疑加重了存心剽袭的嫌疑。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注释完全是伪注。汪晖的注释表明他自己从英文版的《启蒙哲学》中翻译了引号内的话。但这引号内的话，与顾伟铭等人的译文几乎无差别，顾铭伟等人的译文，仅比汪晖“译文”多了“几乎”二字。所以，汪晖的译文，可以认定是对顾铭伟等人的剽窃。也就是说，汪晖剽窃了他人的译文，又把他人译成汉语的注释还原为英文。
例二：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第699页：
……中世纪欧洲并不是由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单位组成
的，它的政治版图犬牙交错，存在着不同的臣属关系，不对称的主权和不规则的飞地。这一情境无法产生正式的外交关系，因为不存在伙伴之间的一致性或对等关系。“由所有人组成的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为各种冲突与决断提供了一个普遍主义的框架。这是各种异质的极端特殊主义的政治单位必不可少的对应体。”这种封建的金字塔结构在文艺复兴时期并入了中央集权化的君主国，从而产生了国家间施加压力、进行交流的正规体系，如定点大使馆、常设外事机构、秘密外交通道，等等。[184]
这段话，前面并无借鉴某人的说明，只是中间几句加了引号，说明是引文。引号之后又有几句正文式的叙述，然后才是注释标记。此处是这样注释的：“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页22—23。”读者可以认为，从引号开始，到注释标记为止，是在引用和借鉴安德森。而引号前面的那一番被我用黑体标明的话，则只能认为是汪晖自己的看法。因为从上下文看，这个注释标记，无论如何不能涵盖到引号之前的。
我们来翻开安德森的书。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版，第22—23页：
……构成中世纪欧洲的成分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具有同一性的政治单位——即国际性国家体系，其政治版图必然是相互重叠、犬牙相错的，不同的司法诉讼程序在地理上相互缠绕、分层，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誓忠、不对称的主权、不规则的飞地。在这错综复杂的迷宫中，不可能产生出正式的外交体系；因为并不存在伙伴之间的一致性或对等关系。由所有人组成的拉丁语基督教世界的概念为各种冲突与决断提供了一个普遍主义的框架。这是各种异质的极端特殊主义的政治单位必不可少的对应体。因此……封建金字塔被并入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新型的中央集权化的君主国……
将这一段中我以黑体标明的部分，与上面汪晖著作中的黑体部分一对照，就明白二者也是基本相同的。既然汪晖把黑体部分排除在引号之外，既然汪晖让读者认为这黑体部分表达的是他自己的看法，那这黑体部分，就只能说是对安德森的剽袭。当然，汪晖做了些字句上的改动和删略。但也正是这种改动和删略，流露了化他人观点为自己想法的用心。
例三：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42—1043页：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讨论费希特对知识学的基本问题即“经验的基础是什么？”时指出：“知识学力求证明：一切经验的意识即使它的目标集中在存在，客体，事物，并将这些当作自身的内容，归根结底，它的基础还是存在于意识对自身的原始关系上。”[72]自我意识构成了费希特唯心主义的原则。从主观方面说，这一唯心主义原则认为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只从它对自身行为的反省出发而进行自己的活动；从客观方面说，日常生活中的所谓事物和客体以至康德所谓物自体都是理智的功能，从而客观只为主体而存在，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
上面这番话最后的省略号是我加的。这番话开始以引号的方式引用了文德尔班的原话，并做了注释：“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799—800。”既然引号之后做了注释，那注释后面的话，当然就是汪晖自己的思考、认识了。我们来看看文德尔班的书。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第800—801页：
……因此知识学力求证明：一切经验的意识即使它的目标集中在存在，客体，事物，并将这些当作自身的内容，归根结底，它的基础还是存在于意识对自身的原始关系上。
唯心主义的原则就是自我意识。就主观方法而言是在这样的范围内：知识学只从知性的直观出发发展自己的认识，意识又只从意识对它自身行为认识的反省出发伴随着这知性的直观而进行自己独特的活动；就客观体系而言是在这样的范围内：用这种方法揭示出理智的这样一些功能，凭借这些功能便产生日常生活中所谓的事物和客体以及在独断哲学中所谓的物自体。最后这个概念，即物自体概念，本身是彻底矛盾的概念；就这样物自体概念被溶解为最后的残留物。整个存在只能被理解为理智的产物，而哲学知识的对象就是理性体系（参阅第四十二节）。
查查文德尔班的原书，我们就明白了，上面所显示的汪晖书中的那一番话，在文德尔班原书中，本来属于两个自然段。注释标记后面我用黑体标明的部分，本是另一自然段。汪晖将这独立的自然段移到引号之后，作为自己的话出现。稍加比照，就能明白，文德尔班原书中我用黑体标明的那一段，与汪晖书中我用黑体标明的那一部分，有多么相似。当然，汪晖对文德尔班的话做了些改动，做了些删节。而这些改动和删节，就使这番话很难理解，甚至不知所云。
例四：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43页。读者应该注意到了，这与上面的例子是在同一个地方。确实，下面这一段话，与上面例三中汪晖的话，是连在一起的。例三中汪晖那番话最后的省略号，省略掉的就是下面这些话：
叔本华在费希特的影响下，从“德性主义”的立场跃进到对万物本质的认识。“作为观念的世界”只能是现象；客体只有在主体中才有可能，客体被主体的形式所决定。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只有直观才能理解世界的本质，而这种直观是这样一种直观：“凭借这种直观，‘认识主体’通过自身直接呈现为意志。”由此也就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物自体就是意志。[73]
上面这番话，有一句加了引号，但注释并没有紧挨着引号做，而是在引号后又有一句正文式的话，然后才是注释。注释说明：“见中译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0—811页。”从上下文看，引号以内的话，加上引号后面的那句话，可以认为是注释指涉的对象。而引号前面我用黑体标明的几行字，不属注释所涵盖的范围。这几行字，读者会认为是汪晖自己的思考。我们来查查文德尔班的书。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10月第一版，第810—811页：
叔本华在费希特的影响下，把这位哥根廷教授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形而上学。他从“德性主义”的立场果敢地跃进到对万物本质的认识。当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内心里的意志就是真正的现实的时候，我们据以认识到它物的现实性的反抗力也必然是意志。这是出于统一解释整个经验的“形而上学需要”的要求。“作为观念的世界”只能是现象；客体只有在主体中才有可能，客体被主体的形式所决定。……（王按：此处省略九行半）只有对整个观念世界的直观解释，只有艺术家对经验的天才洞察，只有直接领悟，才能穿透真正的本质，本质在我们的观念中只呈现为受空间、时间和因果性规定的世界。但是，这种直观是这样一种直观：凭借它“认识主体”通过自身直接呈现为意志。这句话也解决了外部世界之谜。因为根据这个唯一直接被呈现之物的类比，我们必然能理解作为观念间接呈现于时空中的整个事物的涵义了。物自体就是意志。
将文德尔班这段话中我用黑体标明的部分，与上面汪晖那段话中的黑体部分一对照，就能明白，汪晖那些黑体部分的话，是对文德尔班这段话的跳跃式抄袭。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说。汪晖用引号的方式引用了文德尔班的一句话，但却又对文德尔班原话有改动。文德尔班的原话是“凭借它”，但在汪晖的引号里却成了“凭借这种直观”，这也是很让人惊讶的。指出这一点，决非吹毛求疵。用引号的方式引用他人的话，必须一字不差。哪怕是他人的错误，也要照抄（当然，可作说明。）这是一个学者所应具备的常识。从这些细小的地方，也可看出汪晖对学术规范的轻慢，对他人权益的蔑视。
现在对例三和例四做点总结。例三和例四所指出的汪晖两段话，实际上在汪晖原书中属于同一段话。汪晖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第800—801页的一部分，与第810—811页的一部分，拼凑在了一起。不错，汪晖做了两个注释。但这两个注释，与其说是在指明某种来源，毋宁说是在掩盖确定出处。在怎样让注释为剽袭服务上，汪晖真可谓苦心孤诣、机关算尽。
例五：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第1344—1345页：
文德尔班曾经把决定19世纪哲学运动的因素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17]欧洲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18世纪的启蒙哲学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从而也决定了判断一切事物的观点：特殊事物的价值要以“自然的事物”作为标准来衡量。
但是，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受到了德国哲学的抵抗：科学方法所取得的一切知识不过是现象形式，只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前发展的工具；对特殊事物的真正理解势必要决定该事物在符合目的的生活联系的整体中的意义。[18]
上面汪晖书中的话，属于两个自然段。第一段在汪晖书中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段。第二部分是另一自然段的开头几句。汪晖在第一段的第二行处做了注释[17]，这样说明：“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页859。”在第二自然段的第三行处做了注释[18]，说明：“同上，页859页。”也就是说，这两个注释，指出的来源是文德尔班书中的同一页。注释标记所涵盖的对象，只能是此标记之前的特定部分，不能指向该标记之后，这是常识。所以，注释[17]不能说明后面我用黑体标明的文字的来源。同时，除非在引用前或注释文字中特意做了明确说明，注释标记也不能越段而发挥说明来源的作用。如果注释[18]能够涵盖上一段，那注释[17]岂非多余。所以，注释[18]充其量只能说明这一自然段开头几句的出处，不能说明上一段中黑体部分的来源。这样，上一段后面的黑体部分，读者只能理解为是汪晖在表达自己对欧洲哲学史的某种理解。我们仍然要看看文德尔班的原书。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十月第一版，第859页，有这样一个完整的自然段：
在十九世纪的哲学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无疑是关于现象界的自然科学概念对于整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应有多大意义的问题。这种特殊科学曾经对哲学和整个精神生活取得了胜利，其影响在十九世纪初受到阻碍和压抑，但尔后又以更强大的力量发展起来。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以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主要受到自然科学思想的支配。关于现实世界普遍符合规律的观点，对于宇宙变化最简单因素和形式的探索，对于整个变化基础中的不变的必然性的洞察——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理论研究，从而决定了判断一切特殊事物的观点：特殊事物的价值要以“自然的事物”作为标准来衡量。这种机械世界观的传播遇到德国哲学的抗拒；德国哲学的基本思想是：用此方法所取得的一切知识只不过是现象形式，只不过是内心世界自身符合目的地向前发展的工具；此外，对特殊事物的真正理解势必要决定该事物在符合目的的生活联系的整体中的意义。历史世界观是“理性体系”在脑力劳动中积极探索的成果。
再强调一下：上面这段话，在文德尔班书中，是一个独立、完整的自然段。这样我们就知道，汪晖将文德尔班这一完整的段落截为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在自己的书中以一个独立自然段的形式出现；后面一部分作为自己书中另一段落的开头。文德尔班这一段中我用黑体标明的部分，与汪晖书中注释标记[17]后面的黑体部分，基本相同。所以，汪晖书中注释标记[17]后面的黑体部分，应该看成是对文德尔班的剽袭。这黑体部分的第一句话，汪晖做了些改动。而正是这种改动，说明他存心要让这些话作为自己的看法被读者接受。在相隔不远的地方，做了两个注释，似乎极守规矩，极其注意把自己的看法与他人的观点分开。但实际上，汪晖之所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做注释，正是为了对他人的巧取豪夺。分析这里的微妙之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读者或许看得头晕。这真没办法。汪晖在这些地方的用心，真是太细、太深了。
例六：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第1467页：
……重商主义是欧洲绝对主义时代的主导原则，用赫克谢尔（Hecksher）的话说，“国家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体又是其目标。”为什么呢？“因为重商主义无疑要消灭地域障碍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贸易，并为商品生产努力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由于重商主义深信世界的商业与财富发展是有限的，因而，为增强与他国国力相关的本国国力，就要鼓励商品出口，严禁金锭金币出口。”[103]从表面上看，重商主义政策与以政治经济体系的严格分离为特征的自由放任主义相互冲突，但它们在历史中的关系却是相互纠缠的。……
这是汪晖书中一长段话的中间部分。这番话的主体是用引号的方式引用的他人的话。引号后面有注释[103]，这样说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 of the Absolutist）：郭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页21。”先对这注释本身做一点质疑。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多次引用安德森的这本《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但有时注明译者是刘北成、龚晓庄，有时注明译者是郭方。出版社和出版时间却都完全相同。上海人民出版社绝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出版同一外文著作的两种译本。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安德森的另一本书《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汉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同时推出，而这本书的译者是郭方、刘健。这当然属于技术性错误。但这样的技术性错误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中，是多得惊人的。这里因为正好碰上这一个，才不得不说一说。这方面的责任，一半在汪晖本人，一半在责任编辑。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是极其不称职的，或者说，是极其不负责的。现在回到正题，看看安德森的原书。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一月第一版，第20—21页：
但是，绝对主义的经济功能并未因其税收和卖官制度而耗竭。重商主义是该时代的主导原则。不过，如同强制推行这一原则的官僚机构一样，它自身的性质也是模棱两可的，两者都潜移默化地复归于各自过去的原形上。因为重商主义无疑要消灭地域障碍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贸易，并为商品生产努力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由于重商主义深信世界的商业与财富发展是有限的，因而，为增强与他国国力相关的本国国力，就要鼓励商品出口，严禁金锭金币出口。赫克谢尔（Hecksher）的名言是“国家既是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主体又是其目标。”[34]……以表面上严格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分离为特征的自由放任这一资产阶级正统信条与其恰恰相反……
将安德森原书中的这番话与汪晖书中的那番话一对照，就明白，汪晖只是将安德森的论述顺序做了颠倒。而汪晖那番话中我用黑体标明的部分，则应该看作是对安德森这番话中我用黑体标明部分的剽袭。这里剽袭的部分虽不太多，但有两处都是观点性的。“重商主义是欧洲绝对主义时代的主导原则”，这当然是一种观点，一种历史判断。“从表面上看，重商主义政策与以政治经济体系的严格分离为特征的自由放任主义相互冲突”，这句话是对安德森“以表面上严格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分离为特征的自由放任这一资产阶级正统信条与其恰恰相反”的剽袭。但是，对安德森的这句话，汪晖在剽袭的同时，又做了歪曲和篡改。在安德森那里，“表面上”这一用语，是指政治与经济体系的分离，在资产阶级社会是表面上的。而在汪晖那里，“表面上”这一用语，则指“自由放任主义”与重商主义的冲突是表面上的。这里的篡改和歪曲，是有意为之，还是源于汪晖对安德森这句话的误解，不得而知。因为有了这种篡改和歪曲，汪晖才自作聪明地加上一句“但它们在历史中的关系却是相互纠缠的”。至于赫克谢尔的那句话，在安德森书中本就是以引文的方式出现的，安德森还为其做了注释。汪晖要使用这句话，就必须注明是转引自安德森。但汪晖却让这句话以直接引用的方式出现，加了引号，但没有注释。
例七：译文（引文）剽袭和伪注。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982页：
我们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的“集体主义”及其与自由主义个人权利理论的关系……这一基本判断的理论根据是自由主义的权利理论，特别是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Friedrich）在《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Man and His Government；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一书中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解释。弗氏说：“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158]
在这番话中，汪晖以引号的方式引用了弗里德里克的一段话，并做了注释。注释[158]这样说明：“Carl J.Friedrich，Man and Governmant：An Empirical Theory of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63），PP.253—255。”既然注明的是英文原著的出处，那就意在告诉读者，自己读了弗里德里克的这本原著，并且自己翻译了所引用的这段话。这当然是一个谎言。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郭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第一版，第142页：
梁的自由思想最好根据卡尔·弗里德里克（Carl J.Friedrich）在研究有关自由问题中提出的理论来加以分析。
在弗里德里克看来，自由由两部分组成：独立的自由和参与的自由。他把这两种自由解释如下：“当人类或以个人或以集体方式从事政治活动和当他们达到从事政治活动的程度时——也就是说，选择、决定、或对之发表意见而不受他人干预时，他们应被认为是自由的。……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在私人范围内人们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可以称为独立的自由；如果这种活动主要是指参与群体活动，那么就是参与的自由。”按照弗里德里克的分析，独立的自由可以指以下两种情况：或指个人从社会和社团契约中独立出来，或指一个团体从另一个团体独立出来②。
张灏在这段话后面做了注释。这注释②在崔、郭二位译者的译本中是这样的：“卡尔·弗里德里克：《人类和他的政府——政治学的一个经验主义理论》（纽约，1963年），第253—255页。”也就是说，两位译者将英文注释也译成了汉语。汪晖的译文，与崔、郭两位的译文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也完全相同。这只能说，汪晖剽袭了崔、郭两位的译文，却将崔、郭的汉译注释还原为英文，谎称是自己直接译自英文原著。实际上，在谈论梁启超时，汪晖多次引用崔、郭所译的张灏这本书。再说，从注释标出的页码看，这段话有三个页码的跨度，那个省略号省略了很多文字。总不至于连省略的部分，汪晖也与张灏完全一致吧。这种译文的剽袭，与正文的剽袭，应该视作是同等性质的问题。
例八：译文剽袭和伪注。这一例，已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汪晖自选集》第59页出现，后又见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网友“拉赫菲耶娃”等人已指出过，见“汪袭网”中《汪晖自选集》部分。现将其作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译文剽窃和伪注之一例。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二〇〇八年三月版，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第1039页，注释[60]：
章太炎对进化论和有关自然的观念的批判方式有些接近于弗里德里希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对霍尔巴哈《自然的体系》一书的回答。弗里德里希大帝反驳说：“在作者罗列了全部证据，以表明人的全部活动是受一种宿命的必然性所支配的以后，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是一架机器，只是由一种盲目的力量所牵引的木偶。可是他接着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突然爆发出一种反对牧师、政府和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热情。他甚至认为，能够这样做的人是自由的。与此同时，他又竟然向他们证明他们只是奴隶！多么愚蠢，何等的胡言乱语！……如果万物是由必然原因所推动的，那一切劝告、指教和赏罚岂不是既多余又无法解释吗？……”See Cassirer，The Philoslphy of Enlightenment，p.71.
这个注释，汪晖做得很长，引用了一大段弗里德里希大帝反驳霍尔巴哈的话，并注明是自己译自卡西勒《启蒙哲学》的英文本。卡西勒《启蒙哲学》，顾铭伟、杨光仲、郑楚宣译，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版，第68页：
……18世纪对自然的体系一书的批判，就已经揭露了它的论证的这一基本弱点。弗里德里希大帝在答复这部书时，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这一点。他反驳说：“在作者罗列了全部证据，以表明人的全部活动是受一种宿命的必然性所支配的以后，他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是一架机器，只是由一种盲目的力量所牵引的木偶。可是他接着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突然爆发出一种反对牧师、政府和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的热情。他甚至认为，能够这样做的人是自由的。与此同时，他又竟然向他们证明他们只是奴隶！多么愚蠢，何等的胡言乱语！如果万物是由必然原因所推动的，那一切劝告、指教和赏罚岂不是既多余又无法解释吗？……”
不用我用黑体标明，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两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话“完全”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汪晖那里，“胡言乱语”后面多出了一个省略号。从上下文看，这里不应该有省略号。顾铭伟等人在译者前言中说，他们在翻译这本书时，有专人校对。如果原书此处有省略号，顾铭伟等人没有任何理由省略掉这个省略号。所以，这个省略号应该是汪晖在抄袭这段译文时，特意加上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篡改。目的则是为了显出差别。另一处细微不同，是汪晖在“弗里德里希大帝”后面用括号标出了英文，这在《启蒙哲学》汉译本第68页也是没有的。汪晖这样做，也仍然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掩饰吧。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作，
原载《羊城晚报》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