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上课的时间极少，普通一个学生每周上课不逾十个钟头，做研究生的更少，高兴时去听一两个钟头，不高兴时简直可以不必去。
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独立评论》，有五篇描述校园生活的文章，分别介绍了东京帝国大学、牛津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清华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活，可以说由国外到国内，东（方）、西（方）、南（京）、北（京）、中（武汉）面面俱到。比较一下这几所学校，对于反思我国现代大学之路，颇有帮助。
先说《东京帝大学生的生活》。该文作者向愚，是一位留日学生。他曾在《独立评论》发表《留学日本的面面观》等文章，这一次是想从个别案例“去窥测那个学校办理的好坏”。文章说，东京帝大有几个特点：一是学生勤奋自律，二是老师只教不导，三是不重视体育。比如学校虽不打钟摇铃、查堂点名，却没有一个学生缺课。上课前学生要早到二十分钟以示恭候，上课是先生讲学生记的“满堂灌”，下课后先生扬长而去，若有问题，只能去图书馆自行解决。学校有比较完备的运动场地，却很少有人问津，这与人满为患而又秩序井然的图书馆形成鲜明对照。此外，由于当局的压制和失业的威胁，学生的思想比较肤浅，对社会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
该文发表时，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向愚’先生的描写使我们得一个感想：我们的读者何不照这样子描写各人知道最深切的国内或国外的大学学生的生活？”于是又有郭子雄《牛津大学的学生生活》问世。据说郭氏“在英国留学多年，专治国际政治”（胡适语），所以他的介绍应有独到之处。文章说：“在牛津，上课的时间极少，普通一个学生每周上课不逾十个钟头，做研究生的更少，高兴时去听一两个钟头，不高兴时简直可以不必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英国人看来，上课并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只是给你指引一条路而已，“至于这条路的长短以及路旁的花木景色，还得由你自己去探寻领略”。这与我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古训，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今国人提倡素质教育，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上。殊不知改变那种耳提面命式的教学方式，为学生多留一点独立的空间，以便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是问题的关键。
牛津大学实行导师制，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学习，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说到导师制，竺可桢曾经竭力提倡这种制度。一九三六年，竺可桢刚刚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指出：“三年前，国际联盟派了几位专家到中国来视察……指摘中国教育的缺点颇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教育制度过于模仿美国，在大学里行学分制，教员与学生平时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能读满一百廿个学分，就算毕业，这种制度过于机械。”他还说，最近几年，美国的著名大学也像英国似的实行导师制了。结果是学生的成绩和品德都大有长进。他认为，为了改变我国大学那种“教而不训的制度”，大学一定要选好教授，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之所以强调教授的作用，是因为求学和做人是一个道理。用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凡能认真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郭子雄还在文章中说，牛津大学的课外活动非常活跃，其中包括体育比赛、政治辩论、学术研究等多种类型。体育比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夺标，更是为了培养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即使是将来参加政治斗争，也“不致做出卑污龌龊的事来”。辩论会由学生会组织，每周都举行，其内容与时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是培养青年政治家的最好形式。
这一点非常重要。近年来我们在电视中多次看到大专学生辩论会，但总觉得辩题离社会现实和百姓疾苦太远，给人以轻嘴薄舌的感觉。此外，牛津大学政党林立，但并不视若水火。这也有利于学生养成政见不同却能和衷共济的好习惯。至于学术研究，也完全是建立在个人兴趣之上。总之，这所大学是造就贵族而不是培养暴发户的地方；在这里，体育比赛和政治辩论中的佼佼者是学生们的偶像，那些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人不会受到大家的尊敬。
不久，《独立评论》又相继发表文章，介绍了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的情况。文章说，与牛津大学相比，武汉大学的学生对教授抱敬而远之的态度，清华大学的师生关系虽然好一点，也仅仅是面子上过得去而已。有些同学想与教授接近，还怕背上“拍马屁”的恶名。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由于“文派学堂”涂了“颇厚的‘武’味”，其师生关系可想而知。
文章的作者认为：总的说来，考试频繁，书本至上是国内大学的共同特点。学生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应付考试上，当然会消解他们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能力。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研究的兴趣固不浓厚，思想也非常消沉”，大家对于任何事物都不置可否或全无是非，表面上看似冷静超脱，其实是乡愿心理在作怪。在中央政校，有同学牢骚满腹地说：“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得不到课要受罚。……我宁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不愿去受冤枉的苦。”至于清华，早已拥有“爱读死书”和“分数第一”的名声。
如前所述，英国人重视体育不仅是健康、娱乐的需要，更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相比之下，国人却缺乏这种认识。曾经留学英国的储安平介绍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是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他还说，作为一个体育术语，“费厄泼赖”有两层意思：第一，它认为任何运动都是一场游戏，在游戏规则的约束和裁判、观众的监督下，每个人都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竞争机会。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和能力，与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因素毫无关系。第二，它包含“个人之外还有全队，全队之外还有对手”的深义，它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明白，没有队友的默契，就不能在游戏中取胜；没有对手的合作，游戏就无法进行。为此，大家都要有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识，并唾弃那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投机取巧、暗箭伤人的行为。总而言之，“费厄泼赖”不仅为正义战胜邪恶、公道代替霸道提供了可能，也使英国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海外有谚云：“一个英国人是呆子，两个英国人是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一个不列颠帝国。”与此相应，我们也有一句俗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参见储安平：《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我想起陶希圣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感想》。他说：由于“人民的言论和组织的自由，受着强度的抑制”，所以团体训练的缺乏、个人修养的不足以及人际关系的淡漠，是北京大学的老病。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北大，而且还漫延于全国。
自从现代大学制度确立之后，中国曾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为学术的独立、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发展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但是这一制度却没有为我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与此同时，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又往往与现代大学无缘，有些人即便是大学毕业，也缺乏现代理念，不懂得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究其原因，可能与这样一种错觉有关：国人只晓得大学图书馆、实验室是培养学者、科学家的摇篮，却不知道校园里的辩论会和体育比赛也是造就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的温床。另外，我们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仍然对一榜定终生的考试制度情有独钟。由此可见，当年“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钱理群语），与如今积重难返的教育体制有何关系，实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