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洛林
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突破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模式，突破了单一的集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的农村经济结构。这些根本性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性巨变。中国农村的改革始终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构想展开的。小平同志关于农业的论述十分丰富，认真研读和领会他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农业经济思想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内涵和科学的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正如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农村改革的成功是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农村改革成功最根本的经验。
在跨入新世纪之际，中国农业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虽然近年来一些农产品供给出现相对过剩，但农业基础地位还比较脆弱。从长期看，我国农业发展既面临着耕地和水资源紧缺的严重制约，又面临着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即，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不断开放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的竞争力，的确是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得到高度重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农产品供给全面好转的形势下，近年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却处于缓慢状态。从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增速已连续4年下降。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对纯收入增长的贡献自1998年以来连续3年为负值。而且农户收入越低，增收越难。这种情况是改革以来未曾有过的。与此同时，城乡差距显著扩大，使形势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形势逆转，二者的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多方面的福利，那么真实的差距肯定还会更大一些。这种情势，直接的结果是导致农民消费增长非常缓慢，整个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农村已初步构筑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经济体制的框架，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法律上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在交替出现的“买难”和“卖难”中，往往要遭受巨大的利益损失；农村金融创新严重滞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能力还很有限；城乡分割体制依然没有彻底冲破等。这些问题说明，农村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我个人感受最深的是，要解决新阶段的“三农”问题，首先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小平同志作为务实的政治家始终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总是把“三农”问题放在党的工作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重温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它对指导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不久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要求，必须充分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艰巨性，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这是小平同志重视“三农”思想在新时期的直接体现。
我认为，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已经不是部门和局部的问题，而是决定全局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应该是政府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农业长期增产不增收，农民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农产品供求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就会动摇农业这个基础。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70%，开拓农村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很难想象，没有9亿农民生活状况的好转，经济会真的复苏；也很难想象，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家，离开广大农村腹地的支撑，快速的经济增长会得以持续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陈吉元、韩俊同志和农业部刘振伟同志共同主持，由10多位年轻专家参与，经过两年多努力，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邓小平经济思想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在该课题的最终成果《邓小平农业思想论》中，作者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理论观点、理论体系、方法论、贡献与地位，抓住了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精髓，勾画出了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大大提升了该项研究的学术水平。作者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并着重就如何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对策建议，这些对策建议几乎囊括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所有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稳定和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导农民走向新的联合与合作、确保粮食安全、实行科教兴农、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确保农村稳定以及实现以法治农等。该课题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对策研究，作者在研究中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该书在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有创见的理论观点和值得重视的政策建议。例如，关于农业家庭经营，作者认为，中国改革后形成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达成的合约。目前，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权利和责任有相当部分是模糊的，国家无法监督其代理人的行为，在实践中经常发生违背国家意志，侵占农民利益的问题。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关键在于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关于农业“两个飞跃”，作者认为，必须结合邓小平关于农业发展的思想体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质。下一步农村改革的重点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土地的规模经营，近年来兴起的农业产业化是“新质意义上的规模经营”，而发展农业产业化与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相结合，引导农民走向新的联合与合作，是中国农业实现第二个飞跃的最现实的选择。关于实现城乡的共同富裕，作者指出，必须加快城镇化进程，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必须改革农村税费制度，从根本上治理乱收费；必须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政策，实行以工业反哺农业，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等。
（原载《中国农村经济》，2001年第4期。
作者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