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视野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
李星
长篇小说《高兴》是继《浮躁》、《废都》、《怀念狼》、《秦腔》之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又一新高度，它的意义不只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新世纪以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已成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主流，而在于作者心灵渗入融合的深度，社会文化批判的力度，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人文情怀，以及在污泥中长出莲花，在死亡气息中发现鲜花的耳目一新的审美视野。
一
因为《高兴》的主人公刘高兴是进城捡破烂的农民，所以农村、农民、农民工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高兴》的显在主题，如在现代化、工业化背景下农村土地的严重流失，农村年轻劳动力、知识者向城市的流动与迁徙，进城农民工的处境等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的反思与追问等等。作者贾平凹也正是在这种道义立场上，厘定自己从《秦腔》到《高兴》的“创作意义”的。但是文学的意义，不只在于提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眼光中也可发现的问题，而在于揭示人性及人的心灵病症，揭示存在的尴尬，检讨文明的迷失。《高兴》的文本价值，它的广度和深度，正在对于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灵和现代文明迷失的透视。
城市化程度是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志，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却绝对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不能不兼顾国家整体发展水平，不顾主要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生活。在贾平凹小说中造成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之类农民在无技能、无知识准备下向城市的迁徙，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农村土地在国家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建设中的被侵占，连商州这样的偏远山区，人均也只有几分耕地，是触目惊心的。城市的盲目扩张与奢侈建设，资本的为所欲为，城市之间争与“国际接轨”、打造“世界一流”、“东方第一”，是权力与资本的严重迷失。《高兴》中反复提到的是一个豪华园林，圈地近千亩，投资几十亿，而它50元的门票，却让刘高兴这样的农民望而却步，并引发了五富、黄八等进城农民的反感和仇视：“城里这么多高楼大厦都叫猪住了，这么多漂亮的女人都叫狗睡了，为什么不地震，为什么不打仗”等等，它的偏激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却包含着社情民意的积极价值，揭示了资本所向披靡的疯狂所引起的农民的不满。城市发展的这么快，建设的这么豪华，产生的废品垃圾也成了繁荣的标志，但城市管理者却似乎未来得及考虑相应的垃圾处理科学，他们没有想到在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的百万外来农民工的生存、生活、教育、治病。“没资格生病”，住“剩楼”、捡旧衣穿，嫖私娼、染性病，就是农民工的普遍生存现状。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问当中，贾平凹也坦白地承认进城农民犯罪率高的事实，但他反问：“他们为什么犯罪？一个是因为贫困，再一个是因为社会歧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机构跟这个阶层打交道，更谈不上提供好的服务。”有一种说法，把这种“失衡”与“失控”现象，称之为“发展的代价”，但不顾百万、千万、亿万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让他们沦为城市“贱民”，这种代价也太失“人道”了。《高兴》所批判的正是这种忽视人文价值、牺牲几代人利益的，反人文的发展。贾平凹用就像“忽视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清水”，指斥了只顾“揽钱”的商人良知和道义的丧失。
在小说《高兴》的写实文本《我和高兴》、《六棵树》中，贾平凹以散文笔法，真实再现了自己的家乡父老、同学朋友，刘书祯等人真实的生存情境，揭示了与城市奢糜相对应的山区农村的贫困，以及面对疾病、子女教育、婚姻爱情等的无奈。从某种意义上《秦腔》也是《高兴》的又一隐文本，它与《高兴》互为表里，从乡村到城市，成为中国农村、农民在繁华盛世背景下生存状况的真实历史记录。在《秦腔》后记中，贾平凹说《秦腔》是他为家乡所立的一块碑，在《高兴》之后，我们可以说，《秦腔》、《高兴》是贾平凹为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民，立下的发人深省、值得惊觉的一通时代的巨碑。它铭勒的是前进中的历史和苦难，农民的牺牲、贡献和尴尬。贾平凹毫不讳言，在歌舞升平的当下中国，仍然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和人道危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就说过：“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可是一部分作家，却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上讨生活。”当文坛上那些名利场上锋芒毕露的人士，纷纷对这个时代的矛盾和危机失语的时候，深刻揭示这太平盛世下权力与资本的真相的使命，却落在一个貌似木讷懦弱的贾平凹身上，这不能不让人感慨。相比于贾平凹介入现实的诚实和勇气，那些扬言为“未来写作”的文化侏儒们应该感到羞愧！
更值得关注的是贾平凹在《高兴》中所表现出来的非精英化的精神姿态。在浪得一些名声的文学人士，纷纷以“文化精英”自居，并对百姓疾苦，人生苦难摆出民粹主义的怜悯姿态的时候，贾平凹却坦率宣布“我是个农民”，承认自己的“农民意识。”在《高兴》后记中，他说：“我和刘高兴、白殿睿以及×××的年龄都差不多，如果我不是一九七二年以工农兵上大学那个偶然的机会进了城，我肯定也是农民，到了五十多岁了，也肯定来拾垃圾，那又会是怎么个现状呢？这样的情绪，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在城市里的贫困、卑微、寂寞和受到种种歧视而痛心疾首着”。“我吃惊地发现，我虽然在城市生活了几十年，平日还自诩有现代意识，却仍有严重的农民意识。”这里的关键不是作为时代和生活代言人的作家，是否应该脱离所出身的阶级、阶层，并有精神提升的抽象理论，而是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生活和生存条件的改变，而自外并从心理上优越于农民和社会底层大众，把“他们”的不幸当做“自己”的不幸，对他们的苦难如同自身一样的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不吐不快。在《高兴》中，他多次表述过这样的观点：人生境遇的差别，不是品质和智慧的差别，而是机遇，正如同样的瓷片，有的贴在锅台上，有的却贴在厕所里。“农民并不比城里人缺少智慧，缺少的只是经见。”并说，人的贵贱不在钱的多少，而在于自己的人格品性，可怕的是“人没有贱在，贱却自生”。这里虽然包含着佛教的因果因素，但却是一种高贵的“平等”意识。正是以这种“平等”意识为武器，他痛斥城里人和有钱人的优越感，批判社会大众意识中普遍存在的歧视和冷漠，以及五富等农民的自卑自贱，呼唤社会的公平正义，呼唤人们心灵中的良知。在对大众心灵中仇恨、自卑和歧视、冷漠的审美透视中，他并没有自外于社会和大众，而是以城里人和乡下农民的双重角色认同，解剖着“他们”心灵的光明与黑暗，也解剖着自己。
二
刘高兴形象是附着了贾平凹人文理想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是一个人格健全、充满美好人生理想，知行统一，自觉自身存在价值的新时期农民形象。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也看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生活的尴尬，命运的无情。
早在160年前，马克思就说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发成为更大的异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理论界就曾经发生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不产生“人的异化”的尖锐争论。其实，人性，人的本性，包括人的合理发展与生存，一直是人类对人自身的美好期待，至今在生活中关于某人失去或没有人性，仍是人们的口头常用语，就说明“人的生命的现实异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高兴》中黄八、五富对城市、对城里人的仇恨，以及石热闹本是为上访而进城市，到后来竟连自己上访的目的也忘记了，“贱却自生”地要去当乞丐，就是人性的异化，就是心灵和人性的迷失。而刘高兴的形象之所以与众不同，成为“污泥中长出”的莲花，墓地的鲜花，就在于它以自己的言行和心理，承继着人类的人性理想，排斥着社会环境的遮蔽和人性的异化。
首先，刘高兴是一个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青年农民。在此之前，它不仅同乡亲一样经受着贫困，还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爱情。女方先是嫌他房子太破烂，等他卖了肾，盖了房子，女方又嫌他穷。他就携着比自己大五岁，孩子多，人又笨的五富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拱墓、打胡基、垒灶房，但“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回来了又得出去”，反复了好几年。他听说清风镇的第一个去西安的韩大宝发了财，许多人投靠了他，也与五富来西安投靠韩大宝干起捡拾垃圾的营生。一到西安他就觉得自己原本就应是个城市人，一是肾卖给了西安人，二是他有许多城里人才有的习惯和爱好，并将已经办起小垃圾收购站的瘦猴和韩大宝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希望在此攒钱，买房，娶妻生子，取得城市户口。但是农民工在西安生存的残酷现实，却粉碎了他的计划和理想，迎接他的是火化五富以后对自己未来的茫然。这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农民城市梦幻的破灭，也是又一段农民的人生苦难史。
显然城市的经历，是高兴和五富的又一次人生苦难体验，但是贾平凹并没有着意渲染这些苦难给主人公的压抑和痛苦，反而竭力去表现他灵魂世界中的光明和阳光。小说刘高兴偶然也有如五富、黄八一类农民的宣泄和如帮五富卖医疗垃圾的行为，但他基本上是遵纪守法的，并且见义勇为，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帮助公安抓获肇事逃逸司机的行为，并且上了报，虽未获得奖励，也安之若素，并经常劝阻五富、黄八等人仇视城市、城市人的言行。更重要的是，他有高尚的人格追求，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他很注意自己的衣着形象，不愿给城市和进城农民抹黑；保持着读报纸的习惯，知道自己的工作对于城市的意义；他还注意向城市文化学习，如穿西服、皮鞋，培养自己优雅的风度和气质等等。
另一个闪光点是，刘高兴有大爱之心，这种爱不仅表现在对五富的承携，对因家庭不幸而沦为娼妓的进城女子孟夷纯的同情和爱情，对王翠花的帮助，还表现在对小鸟、螳螂这些自然生命的珍惜，对同伴虐待这些生命行为的严厉斥责。运五富尸体的行为固然可笑，但同想方设法救孟夷纯的行为一样，都表现出他的仗义与对朋友的爱与忠诚。
可能要引起争议的是刘高兴的领袖意识。在五富、黄八等人中他自觉自己从智慧到思想，从视野到风度，都堪称为他们的“领袖”、“导师”，不仅时时、事事不忘对他们进行教导，还希望培养起他们对自己的忠诚与服从。对于五富每天为他准备消费的豆腐乳，大为满意，并且很有风度地消受。与此同时，他还努力模仿一些领袖人物的幽默和风趣，劳累过后，常常让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放松快乐”一下。他还常常成为他们对外交往的代言人和方法策略的制订者，多次表示自己有一天由青虫变成能飞起来的蛾子，要像延安成为革命圣地一样，将自己在城里住过的“剩楼”改成供人景仰的“圣地”。一个拾破烂的人梦想成为领袖，并不是他的狂妄和谵语，而是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农民阶级的“智慧”、人格的自信，坚信城里人和乡下人、身处高位的人与从事低贱职业的人，有钱人和穷人，都是平等的，“人没有贱在”，“人贱不在钱多少”，“乡下人不比城里人少智慧，只是少经见”。这不只是作者贾平凹的人格信念，也成为刘高兴自己的人格信念。家乡关帝庙的对联：“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表现的正是儒家文化的“人本”、“平等”意识。当年陈胜在佣耕的田野上尚能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距他两千余年的刘高兴变“剩楼”为“圣地”的理想，更表现了中国当代农民的眼界和视野、自信和理想。正因为有着如此的人格信念、人生理想，刘高兴可以容忍并宽容城里人对自己的种种歧视，认为“人轻我，我必有被人不重的理由”，唯独不能容忍的是别人对自己人格的轻蔑。他之对抱狗女人称自己为“破烂”的恼怒，对帮助教授开了门，却被小区人怀疑为“贼”的耿耿于怀，对宾馆保安让自己赤脚穿过大堂的侮辱痛苦于心、噩梦连连，皆源于他人格尊严的受伤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职业是被世俗所轻视的，也是贫穷的，但他的人格却是高贵的，精神是飞扬的。竟爱上一个良善不幸的妓女，敢于花“巨资”乘出租车游览他所在的城市，轻视韦达这样的无良有钱者，身处困境却始终让自己高兴着，愉快着，心灵充满阳光和爱，都使刘高兴独具一格，迥异了古今中外文学创作中的所有农民形象。这不仅是贾平凹的奇思妙想，而且有着充分而不容置疑的现实依据。社会不公正、苦难、贫穷是这个物质繁荣时代的一种现实，人们，包括农民，思想的解放，理想的飞扬，人格自觉的空前提升，同样是这个时代的现实。
三
笔者一直认为，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举重若轻”，融深刻的历史内涵和重大的现实矛盾于一个超越性的普通人物心灵和或悲或喜的命运之中。如莎士比亚戏剧之将英国专制历史的罪恶和人性的贪婪，表现为一个个人的人生悲剧或喜剧，如塞万提斯的将西班牙社会尖锐残酷的宗教文化冲突，审美化为一个单纯而又可笑的骑士堂·吉诃德；如屈原的把家国之爱，转化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还有俄国的《死魂灵》、《奥勃罗摩夫》、《套中人》、《变色龙》，中国的《聊斋志异》、《西游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等，哪一个不是寓巨大的时代历史内涵、重大现实矛盾于日常生活，变复杂于单纯，化沉重于游戏式的轻松。
贾平凹在其小说创作早期就说过，创作是一种“游戏”，是一次心灵的“受活”，追求由“复杂入世”到“简单出世”的境界。最早完成这个境界的是《油月亮》、《王满堂》、《火纸》、《声音》、《韩起祥》、《库麦绒》等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达成这个境界的则有《废都》、《怀念狼》等，而《高兴》更是其年龄、心理状态、社会、人生理解、小说观念、艺术经验积累臻于化境的创作，其命题立意、结构及语言叙述，更是达到百炼钢成绕指柔的空前境界。
这是一部包含了多么巨大的历史苦痛、现实尴尬的倾诉，并记录了中国现代化历史之中进程中人的命运沉重之作啊，但是贾平凹却把它融入一个农民工220多天琐碎、简单，严格说来也是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与心灵感受之中。即使五富的死，也是酒后的突发病症，既不关乎城里人的打骂迫害，也不关乎饥饿、医疗。没有夸张变形，虚空高蹈的叙述，也没有大起大落、起伏跌宕的情节，更没有对人生苦难的煽情渲染，通篇都是生活化、细节化的，甚至带有喜剧色彩的温暖而柔软的日常小故事，但却神奇而神秘地打开了一幅令人缭乱或战栗的城市生活画卷，直入肌肉骨骼地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的冲突、错位、荒谬，及其隐藏的深重危机。
从《高兴》的写作时间之长和五易其稿，尤其中间毁掉十几万字草稿的过程，也可看出贾平凹举重若轻的创作追求。以贾平凹对商州农民的熟悉和近三十年城市生活的经历，写几个进城农民工的故事，并以堆积苦难的方式，唤起社会和有关方面的同情和重视，应该不算太难，但他却写了近四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常常是把一章写好了又撕去，撕去了再写，写了再撕”，原因就在于“我无法摆脱一种与生俱来的状态，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这种转机不仅来自于不断地去拾破烂人租住的村巷的访问，对他们生存状态及心理状态的进一步渗入，还直接来自于与生活原型刘高兴的一次对话所产生的灵感：“你是泥塘里长出的一枝莲！”“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这就是刘高兴。”中国传统美学中就有以白写黑，以乐写悲，尤其忌讳用力过猛，情绪过于强烈，“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尽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的论述。它破坏的不仅是作品的美学风貌，也影响到对形象更为客观真实的表现。这个艺术规律，在德国美学家莱辛的《拉奥孔》一书中，也有充分的论述。“它之所以是现在的他，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刘高兴既是都市拾荒者中间的另类，也是他们中间的典型。事实证明，这种人物定位，决定了《高兴》的美学定位，从而使它在人类至今汗牛充栋的文学天空中，闪烁着自己独异的人性光芒。
四
《高兴》的叙事单纯、从容、朴素得确如“只盖一座小塔只栽一朵月季”，“让砖头按顺序垒上去，让花瓣层层绽开。”全作正文的六十二章，犹如塔的六十二层，每层都有它的故事，都有它的装备，都有让人留恋、催人深思的生活细节和心灵的风景，在朴素中现出了绚烂，在单纯中见出了人性的幽深和城市现实的纷纭复杂。尤其是该书责编将每章内容的一些细节和对话用黑体大字标出，更具画龙点睛的效果。它当然是一种包装设计，但这种包装设计却与全书内容那么协调，浑然一体，并成为内容的有机部分。而小十六开的装帧，封面装饰稚拙的城市风景画，给人的是如刘高兴般的朴素和亲切。
在《高兴》中，贾平凹创造了自己长篇小说叙事语言又一新高度，白描式的刻画简单、洁净到去除一切多余的东西，在口语化的质朴跳跃中显示着华丽、绚烂，并且始终不离开此时此刻主人公刘高兴的主观视觉。如写傍晚下班时城市的街景：
在清风镇，家家屋顶上开始冒烟，烟又落下来在村道里顺地卷，听着了有人在骂仗，日娘捣老子地骂，同时鸡飞狗咬，你就知道该是饭时了。可城里的时间就是手腕上的手表，我们没有手表，那个报话大楼又离兴隆街远，这一天里你便觉得日光就没有动，什么都没有动么，却突然间就傍晚了，河水就泛滥了。我是把街道看做河流的，那行人和车辆就是流水。傍晚的西安所有河流一起泛滥，那是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下了班，……
——《高兴》P36页
时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现了速度影响下的时间，贾平凹发现了乡下人和城里人不同的时间。“顺地卷”的炊烟是乡下人的傍晚，“河水就泛滥了”是城里人的傍晚；而且还形象展示了同一时间中两种不同的人情、风光，乡下的和城市的。
《高兴》如中国古典名著《水浒》，写景上惜墨如金，但它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恰当地出现。如前面所举傍晚城市像“泛滥的河流”后边就写到了云：“这个时候，西安城的上空就要生出一疙瘩一疙瘩的云，这些云虚虚蓬蓬像白棉花。接着白棉花又变成了红的，一层一层从里向外翻涌，成了无数的玫瑰，满空开绽。”而在送崴了脚的孟夷纯去医院的路上，当孟明确告诉刘高兴自己就是妓女时，“那个时候，鼓楼正悠然地传来了鼓声，近暮的天空上又出现了一疙瘩一疙瘩的红云，开绽如像玫瑰”。天空暮色几乎一丝未变，但从“满空开绽”到“开绽如像玫瑰”几字之变，给人的感觉全变了，前者是一种打量天空的悠闲，后者却变成了不忍去看的心灵如血的惨淡。“玫瑰色”的云在小说中多次出现，这种由时间、灯光、粉尘污染所形成的城市色彩，成了主人公心灵的暧昧展示，也成了城市在他心灵上独特的记忆。
另外，《高兴》中极少有单向度的客观自然、人文风光、风情展示，也极少单纯的行为动作，他们同人物的心理情绪总是那么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如二十五章第167页写刘高兴在垃圾堆中拾到鳄鱼皮夹后，先是“脑子轰的一下，感觉到我的大运气来了”，并迅速对四周进行观察判断，麻雀、穿长裙的女人的水蛇腰，手在她鼻子前的扇动，尽在眼中，并引起他内心的反感和轻视。“漂亮的女人其实命薄又迟钝的”。接着作者这样写道：
还是那个麻雀，被赶走又飞回树上，它看到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皮夹已经塞进了刘高兴的怀里，而且他拉了架子车就走，一直走过这条巷子。我的脚步匆匆，目光似乎盯着前方，但余光扫视着身体左右，甚至感觉到后脑勺上，屁股上都长了眼，观察着一切动静。天上的太阳真光亮，一丝杂云都没有。人熙熙攘攘地走过去，世人都是忙，忙忙的人多愚蠢呀，他们压根不知道发生了多大的事件！
——《高兴》第167页
在这段灵动、飞扬，让人眼花缭乱，妙不可言的叙述中，开头一句视角似乎在一瞬间转变了，由人变为麻雀，是麻雀看到了刘高兴的一系列动作行为。但妙在这里的麻雀是麻雀又不是麻雀了，它成了激动、目眩、心跳中的刘高兴的眼睛和心灵的载体。如果作者直写刘的动作行为，我怎么藏钱包、拉车离去，肯定会直白得多，而下面的“我的”脚步、目光、感觉等叙述，就会因之失去不少的波澜节奏，韵味和色彩。只此一端足可见《高兴》语言的玄机和精妙。至于运尸路上咸阳原的景色，不是愁云惨淡，而是天蓝、云白，一片明艳，更是独出机杼，别具匠心。一般作家在以景抒情时常采取“顺”姿，心怎样景便怎样，这似乎成了永恒不变的模式，而《高兴》中却多次出现这种“逆向”的描写，匪夷所思，却又入情入理，给人独特新颖之美感。
斯大林说，语言是传达和交流的工具，西哲说语言是心灵的家园，语言是人类感知的世界。我常想，文学语言的奇妙之处，即我们平时常说的语言功力是从何而来的？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但大家都有生活，都在生活啊。所以我以为，语言是作家的想象力，是架构文字世界的智慧、经验，是从容优雅的姿态和思想的忧虑。
在文本的整体世界中，单个的语言只传达一些生活和心灵的细节，他们是文本大叙述中的小叙述，是细节叙述中的原料、砂石和砖瓦，但就是这一沙、一石，一砖一瓦在贾平凹那里却成了光彩熠熠的宝石。如当五富要黄八为听刘高兴箫声付钱时，刘高兴心里想的却是：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个人的，有些东西就不是个人的，清风能独有吗？明月能独有吗？……树上的鸟叫得好听，其实又有谁知道鸟叫了什么？”还有突然停电了，刘高兴说睡吧。黄八说，黑灯瞎火咋睡呀？刘高兴就回了一句：“睡了还不是睡在黑里？”还有：“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烦恼，可你心里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再如：“大收藏家是用眼睛收藏的。那么，我（刘高兴）拥有了这座城，我是用脚步拥有的”，瘦猴说：“你见过一网能把河里的鱼打尽吗？”，“遇人轻我必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在这个社会，谁生活得又清白了呀”“世界上最有故事的是钱”，“有老婆骂是幸福的吗”，以及反复出现的对身体各部分的感谢，对架子车、对鞋子等物，对世界上一切一切的感谢，等等，等等，真是点石成金，星光满眼，辉光四射。琐碎普通的生活、自然现象，在贾平凹笔下却或饱含着佛心禅意或成为人生的格言箴语或成为对社会自然本相的深刻揭示。当今中国文坛上，很少有如《高兴》这样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创造，也很少有如贾平凹般玩文字、玩语言，玩出了这样的境界和气象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