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先提出国家绝对权利理论的学者之一，在黑格尔看来，强权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国家地位应处于绝对地位，应被当作上帝来崇拜。这些理念在德国各所大学之内流通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被普及，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第一章）德国的崛起和发展
1.不得不提的普鲁士历史
要想获取对一个国家的了解，哪怕是最肤浅的了解，都首先要研究其国民个体和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及其感受和思想信仰，这是因为政治生活也只是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演进有着众多的因素，当今人们似乎只在乎其经济因素。实际上，由于受种族、环境、系统、个体与机体的行为等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因此，尽管一个国家的历史极端复杂，难以确定其重要性，当然如果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比如说——普鲁士。现代德国的前身就是普鲁士，要理解它，就必须首先了解到这场战争爆发的心态之源。
虽然说普鲁士统一德国还不到五十年，但很多人都认为，德意志自公元之初就已产生。法兰克人、撒克逊人、斯瓦比亚人以及奥地利人都曾经轮流将德国若干地区整合到其治下，霍恩施陶芬家族更是在12世纪就建立了一个延续很久的强大帝国。
不幸的是这些常识最后的结果都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如今的普鲁士能够将统一维持多久，现在谁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就现在看来，普鲁士的统治应该可以持续得更久一些，因为普鲁士对德国的影响较之任何先前者都更为深远。普鲁士只用了不到五十年时间就使整个德国对其产生认同，人们甚至要质疑冯·比洛（前任德国首相）在其一本着作中担忧“德国会反抗普鲁士统治”的论调是否正确。
关于德国人在普鲁士统治下的心态，我在另一章中有详细描述，在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介绍下现在德国的领土是如何确定下来的。
古代普鲁士的心态同其他民族一样，他们由于先天生存条件的原因，数百年地陷入为了争夺领土的战争之中，自然在他们的骨子里就有一种源自征服的原始欲望。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普鲁士并不能称得上国家，其边界因不断地吞并而缓慢扩张，逐渐吸纳了许多源自不同背景的族群。数百年来孜孜不倦地试图扩张，但是却又不止一次地给自身造成严重的倒退。在1640年，经历了长达30年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已经被摧毁到了破败不堪、一片狼藉的地步，以至于有些地区的常住人口还不到原来的一半，更严重的像普伦茨劳这样的城市，人口从6000锐减到了600。在此期间，普鲁士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常住人口，国家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成为了邻邦随进随出的驿站。所幸，南特敕令的废除将成千上万的异见人士驱逐出了法国，这些都是充沛的劳动力资源，普鲁士国王更是英明地从中吸引了两万多人到其旗下，正是借着这股移民，普鲁士才因祸得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
由于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勃兰登堡增加了许多崭新的工业及农业技术，他们在勃兰登堡兴建了农场，并开设了大量的玻璃厂和钟表厂。就连柏林这个曾经仅有6000人口的肮脏不堪的小镇，大街上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然而，在这些新移民的付出下，柏林竟然成为了一个繁荣城市。在普鲁士，法国移民迅速繁衍生息，一百年后，法国裔人口在普鲁士的250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600万之多。直到今天，仍有大量将自己的姓名改为德语的法裔普鲁士人。
在普鲁士的疆域，其国王是拥有至高地位的统治者。在现代德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哲学家眼中，国家都被视作至高无上的存在。理应建立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而人民的职责就是无条件服从。弗莱德里希一世曾经明确下令，禁止臣民做出任何论证与反驳政府的举动，然而普鲁士的臣民做梦都不曾想起这种事，所以这根本毫无必要。
普鲁士统治的根本原则是不断地扩充其领土面积，常常会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也是通过宣扬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来作为其侵略行为的理由，而且并未遭遇到像当今政府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这对于一个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国家来说是基本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如果回到当时那个年代，普鲁士君主的意志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族优越性理论，并且取而代之。
为了实现普鲁士历代君王的梦想，其君主都会将其主要资源倾注在军队上。全民兵役制早在1733年就被列入了法律。例如，在弗莱德里希·威廉一世继位当年，普鲁士军队的编制为38000人，而在1739年他去世后，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83000人。而当时的法国军队有160000人，奥地利只有100000人。在这支庞大军队的支持下，威廉一世的继任者弗莱德里希大帝得以建立了一个大国，在他的带领下，普鲁士吞并了西里西亚和波兰的部分地区，使得其领土面积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之多。普鲁士一直维持这一盛况直到另一位伟人的诞生——拿破仑，在拿破仑时代，普鲁士呕心沥血建立的王国才被摧毁。但是，这种分裂也仅仅维持了短暂的时间：在莱比锡和滑铁卢，普鲁士一雪耶拿会战失利之耻；1815年更是将莱茵河流域各州收入囊中，其中包括诸如科隆、美因茨、特里尔等着名的城市；随后的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的胜利使普鲁士再一次达到了辉煌的高度，至此，普鲁士将所有德国城邦都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由一个小王国一跃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普鲁士随着实力的上升，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也逐渐膨胀起来，以至于最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口中的“特权种族”，上帝赋予了他们这个最伟大的民族重塑世界的使命。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概括看出，在普鲁士民族的骨子里有着征服世界的野心，只有通过征服世界，才能彰显其自身的伟大之处。所以说，欧洲各国应该早就看出普鲁士的本来面目，这一点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法国国王依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普鲁士的高度警惕，甚至曾在黎塞留时期阻挠过德国统一的企图。然而从伏尔泰时代至今，普鲁士在法国极受欢迎——哲学家和作家将普鲁士称为“自由的力量”，丹东将普鲁士看作“天然的盟友”，因为普鲁士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一样，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同情。就连米什莱也说过：“由于上天的恩赐，我们将可能见证一个强大辉煌的德国。”来表明自己十分支持普鲁士并且希望德国的统一。
法国直到萨多瓦战役之前都保持着对普鲁士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就连法国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都曾写道：“从逻辑上，法兰西是跟普鲁士站在一起的。”另有一份大报甚至宣称：“德国的统一是大革命的胜利，支持普鲁士是对终极正义的追求。”通过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智。
2.帝国战略崭露头角 好战情绪死灰复燃
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帝国首相俾斯麦开始构建自己的一套战略。他一心想通过维持和平的境地来使分裂的德国国内保持完整，确保德国盟友的支持是他战略的核心，以此来防止法国趁机对其发生报复行动。他一直相信法国可能实施报复，并且经常在国会演讲中提到这一点。下面是摘自他演讲的片段，据此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的本质意图：
“法国一旦占领了梅斯、图勒以及凡尔登这三座城市，德国的边境便会面临严重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对此遗忘了，而我今日旧事重提只是因为历史的关联。因为我们已经拥有梅斯了，也无意夺回图勒或凡尔登。但是，由于边界问题，每一代德国人都被迫将战争的利刃指向法兰西。那么，现在这场与法国的边界之争已经尘埃落定了吗，抑或是没有？这个问题恐怕在场的诸君都无法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在根本上转变两国关系的定位，并改变我们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因此我只能与诸君分享个人的意见，那就是，这场边界之争并未结束。”
俾斯麦在其掌权期间，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平的环境，这与当今德国皇帝刚开始的政策是一致的。在他的努力下，德意志帝国团结如一、经济极其繁荣。德国的商船船队日渐扩大，航程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当时的世界，只有英国可以与之匹敌。这就很容易理解英国为何成为其竞争对手，德国也日益对英国产生厌恶。
当法国的国力被宗教和政治的纷争大大削弱后，俾斯麦再也没有因为法国的威胁而夜不能寐、焦虑不堪，这主要是因为复仇的旧观念不复存在。但是，德国与法国仍然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法国与英国结成了盟友，而德国早晚要与死敌英国发生一场大战。
起初的德国在俾斯麦的统领下，将战争视为德国必须尽力避免的危险，而当德国国内贸易和制造业开始发展壮大时，德国要想树立世界霸权就必须通过战争这一有效途径，于是德国人民开始期望战争。当时，德国各军队派系、爱国团体、媒体以及大学为了激起公众舆论并为战争做准备，联合发起了一场运动，为了引起国会对于早期敌对行为的忧虑，德国政府倾尽全力支持这场运动，从而得以通过增加税收的法案来增加军费开支，发展壮大军事力量。
3.德国作家的征服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战场的舆论准备很大程度上是拜冯·伯恩哈迪将军所赐。这种说法似乎又有些夸张了，因为在当时大部分的德国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爱国主义团体，他们具有强大的力量。在此我们引述其作品中的若干片段，这些作品罗列了德国舆论的共识，相信大家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下面是伯恩哈迪着作中第十章的主要观点摘录（由于德语原版在这本书付梓时尚无处获得，故我在此使用英文版）：
“国家运行时所需考虑的唯一因素只有武力，除此之外国家可以无视一切规则，除非可以从中获利。”
“难道我们可以容忍一个人口只有区区4000万的手下败将（此处指法国）对德国的扩张计划指手画脚吗？”
“我们要粉碎三国协约、羞辱法国并树立德国应有的威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
“现在正处于独立状态的中欧国家必须被并入德国……直到我们与英国交战，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不算是失败。”
“宣战的时机必须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独立意志，同时必须要让我们的敌人措手不及。”
“不仅是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要随时做好战争准备，我们的外交政策也要随时做好准备。”
在有关国际仲裁的一章中，伯恩哈迪则试图说明向仲裁员提出法律问题的困难性：
“大国间解决争端应该靠实力，而不是靠正义……对正义的理解见仁见智，而正义概念的本身也会随着不同个体和国家而产生不同变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正义标准、愿景和野心，而这些都是由其历史和民族个性形成的……没有人可以说清，究竟哪一种正义才是正当的。”
“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可以规制国家之间差异的成文法……每个行业、每个国家对荣誉感都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普遍仲裁条约必然对富有雄心的新兴国家产生特别大的危害，德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它尚未达到政治和国家发展的最高峰……由于普遍仲裁条约，所有需要改变疆界的国家行为都会受到阻止，强国也会受到限制而不能发展，只有衰退中的国家才会因为这样的仲裁条约受益。”
“人们不能把个人道德的概念套用于国家之上，国家的道德是基于其本身的，必须符合国家特点、且取决于其国家性质与国家目的，正如个人道德必须建立于个人的性格及其对社会的责任之上。”
“强权是国家的本质，软弱是国家的罪过。”
“如果一个国家不断膨胀的人口要求其不断扩张权力，那么不寻求这种扩张是不道德的……国家绝不能允许自己受到条约义务的约束，那会危及或者至少不利于国家的存续。”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中的理念与欧洲文明数世纪来的理念差别相当悬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有马基雅维利时代、意大利君主们所遵从的原则的影子。（伯恩哈迪的理论招致了许多国家的不满，就连他自己也十分吃惊——虽然他只是复述了在德国普遍存在的观念，但是很显然那些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于是他很乐意接受采访，借此来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和诋毁。但由于他的论调十分明确，使其他人很难再找到其他角度来看待。）
伯恩哈迪的观点并非与人们的思想大相径庭，他本身也不是那种超然古怪、无人附和的人，各种学者也曾反复引用他的观点。以下是被1914年9月的《记者》杂志转载的从一本书名为《假如我是君王》的作品中摘录出来的片段：
“既然德国的地位最高，自然就有权享有一切。德国应该以铁血手腕摧毁阻挡本国扩张的一切事物。我们必须摧毁英国，也必须摧毁法国，这样才能夺取它们的殖民地，以及在必要时夺取它们的领土，以换取我们的安全；至于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小国，必须受到德国高高在上的监护；更不用提俄国，其将会被轻易征服，而德俄的边界地区将统统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