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铁工程局的难忘岁月
1965年2月，我到北京地铁工程局报到，局长韩曰翰在1957年到莫斯科考察地铁时我们相处了5个月，对我很了解。他告诉我这次北京地铁重新上马是毛主席“二四批示”的，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战备工程，任务紧迫，希望我能协助他们搞好建设工作，并要求我担任科研所所长，主持试验段技术工作。关于毛主席“二四批示”的缘由和具体内容我是过后才知道的。1965年1月15日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联名向中央书记处的彭真和李富春同志报送《关于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近期规划方案》的专题报告，其中包括规划方案的具体目标和任务等，并力争于1965年下半年动工建设。1月23日李富春同志就在报告上批示：“我和一波、秋里同志商量，同意此方案。力争下半年动工，搞一段试点。”彭真同志也批示：“拟同意，这个方案是富春、成武、我同他们一起议定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罗瑞卿等中央领导人也先后审阅了这个报告。
2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了北京地下铁道建设规划方案后，就在报告上做了批示：“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这就是在我国地下铁道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毛主席“二四批示”，它指引全体地铁建设人员以“精心”两字贯彻到地铁建设的全过程，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随时注意改正。
我到北京地铁工程局工作后不久，铁道部技术鉴定委员会要对北京地铁设计技术要求和初步设计进行审查，鉴定委员会主任陈志坚指名要我参加。审查的重点是区间隧道的限界、结构防水和变形缝设置等技术条件，因为这些内容均为初步设计的基本依据。至今还记得在讨论限界时，时任北京供电局局长的李鹏同志，他是在苏联学习电力工程的，是电力工程方面的专家，发现供电电缆和通信、信号电缆没有放在同一位置，便提出为什么供电电缆要放在隧道的左下角，而其他通信、信号电缆放在右上角。我解释说：“因为供电电缆重量大，悬挂在上面难度大。此外，供电电缆不怕列车振动，而通信、信号电缆轻，列车振动影响其工作性能，所以要挂在上方，莫斯科地铁的限界就是如此布置的。”地铁结构的防水设计很重要，直接关系到地铁运营设备会不会受潮而影响运营安全。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具体的做法和技术要求基本上是参照《莫斯科地铁结构防水设计规范》制定的。审查会还讨论了为保证7月1日开工的区间和车站结构施工的相关问题。审查会开得严肃、认真，为后期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因为国内还从未修建过地铁，根据毛主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要求，李富春副总理批示在开工前一定要做一段试验段，因此科研所的任务就是完成这个试验段，以取得在北京建设地铁的第一手资料和经验。3月，从地铁设计处抽调了20名技术人员，由铁道兵12师59团一营官兵和地铁工程局一处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了试验段施工队，我是技术负责人，在八宝山附近进行明挖法试验段工程。采用了过去曾经研究过的人工降水和防水方法，即深井泵降水法和外贴式防水层，其中外贴式防水层基本上参照莫斯科地铁结构防水规范进行设计，防水层接头处粘贴了紫铜片，至今均未发生过渗漏。基坑围护结构采用传统的工字钢桩加木背板支护，将近3个月夜以继日的奋战，终于完成了500米试验段施工任务。韩曰翰局长、张鸿智师长陪同李富春副总理到试验段现场检查后认为北京地铁全线七一建党节可以正式开工。试验段的成功修建，为即将动工的我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培养了一批施工专业人才，在近3个月的时间内，工作的紧张程度不亚于我在朝鲜修建板门店机场时的状态。
在抗美援朝修机场时我得到的锻炼，为我完成这次试验段工程打了很好的基础。但我在这将近3个月及以后基本上没有时间照顾家和孩子了。当时我夫人也从唐院调到北京地铁工程局工作，家还未安置好，她带着一个3岁多的孩子，暂住在北太平庄铁道部党校单身宿舍一间朝北的房子中，每天要带着孩子挤公共汽车上班，到西单还要转车到王府井，送孩子到托儿所。她在地铁设计处车站组做科研和设计工作。为了在七一建党节前出图，设计处经常晚上加班、加点赶任务，周末也不例外。由于托儿所条件差，孩子在托儿所睡觉时经常被蚊虫咬得全身是包。后来在王府井附近租到一间平房，房主是一对老年夫妇，晚上经常咳嗽不止，弄得我们睡不好觉。
主管科研工作的徐骏副局长了解到我的困难后，要房管所负责解决，后在王府井办公室附近的大甜水井三条找到一间16平米的房子，我们搬到那里，方便多了，我非常感谢徐局长对我的照顾。
1965年9月，北京地铁工程局设置了科研室，调我到科研室主持工作，科研室主要是协助局总工程师蔡为仓研究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如古城区间隧道失火后衬砌结构的处理，与冶金部设计研究院共同研究衬砌被火烧后的钢筋、混凝土处理和补强的方法；穿越木樨地河的基坑围护和开挖方法，当时研究决定采用钢板桩围堰，并向日本采购了1000吨钢板桩，这是在北京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中唯一向国外采购的材料。
在浅埋加防护的地铁结构中，车站柱子是最重要的构件，研究提出要采用钢管混凝土柱，可以提高50%的强度，缩小柱子的断面。但军方代表提出一定要有实柱试验验证，为此科研室组织进行了实柱的试验验证工作。柱子的承载力达几千吨，北京没有如此大的压力机，在哪里做试验成了难题。后经调查发现上海重型机械厂有万吨水压机可以承担此项工作。经北京地铁领导小组与上海市委联系后，要我们直接与上海重型机器厂洽谈，上海重型机器厂林宗棠总工程师告诉我们，要在万吨水压机上做试验必须要得到机械工业部沈鸿副部长的批准，因为这是为军工产品做试验用的设备。由于地铁工程局徐骏副局长在延安时就与沈鸿副部长很熟，一天晚上他带着我到王府井八面槽沈部长家去找他，沈部长说万吨水压机全国只有1台，是他主持设计的，军工产品试验任务很繁重，考虑到钢管混凝土柱试验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战备工程任务之一，答应大力支持。但必须明确钢管混凝土柱试验时的破坏状态，如果是脆性破坏，就会毁坏万吨水压机，因此事先一定要证明它不是脆性破坏，才可以在水压机上进行试验。为此我们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用千吨水压机做了1∶3的模型试验，试验证明钢管混凝土柱是塑性破坏，沈部长即批准了我们的实柱试验任务。随后我们会同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同志共同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做了1∶1钢管混凝土柱的破坏性试验，期间铁道部鉴定委员会主任陈志坚、军方代表、地铁工程局徐骏副局长等领导都亲自到现场观察试验，先后共压坏了4根柱子，均满足要求。这为钢管混凝土柱在地铁车站中的应用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应该说这也是首次在中国采用钢管混凝土柱于实际建筑中。但在实际工程中，如何设计计算，如何把梁的反力传到柱子上，以及梁柱的连接方法和计算，混凝土的浇注和振捣方法，柱子的吊装等，还要由设计施工单位去逐个完善。
我夫人李太惠1965年调到北京地铁设计处的车站组，除参加车站结构设计外，还接手了钢管混凝土柱的试验研究工作，与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同志一起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工作，尤其在实柱试验的基础上，建立了钢管混凝土柱的承载能力计算公式，并用于北京地铁一、二期防护荷载下地铁车站钢管混凝土柱的设计。
科研室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承担盾构的试验研究工作，韩曰翰局长等领导考虑到北京地铁有些保密线路是不能用明挖法施工，必须采用暗挖的工法，盾构法则是其可能的选择方法之一，因此局领导提出要开始盾构法的试验研究工作。1962年，我在唐院就已经通过铁道部立项进行过压缩混凝土衬砌盾构试验，且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做过模型试验，证明压缩混凝土衬砌确有一系列优点，可以继续进行工程试验。所以科研室立即组织人员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设计加工盾构，长沙铁道学院桥隧系主任罗大暹调到北京地铁后，到科研室参加具体的实施工作。王梦恕同志则在宋家庄试验工地负责施工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盾构拼装井的设计和施工。因为1960年在公主坟试验段中曾成功地用沉井法做了一座深120米的盾构井，所以，宋家庄试验段的盾构拼装井也采用了沉井法施工。
1966年5月我二女儿出生。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地铁工程局分为“红旗”和“东方红”两派，在局机关到处贴大字报，对我也不例外，还给我封了个“苏修反动学术权威”称号，还有一些黑白颠倒莫名其妙的内容。同年10月在局机关大楼造反派将所有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从大到小排队，进行游斗，我也被戴高帽子，排在游斗队伍的最后一名。游斗那天晚上，领导科研室的徐骏副局长不堪其辱服用过量安眠药离开人世，从此地铁工程局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无法工作。可是一期工程仍在紧张地向前推进，工期不能延误。当时的铁道兵第12师师长兼地铁工程局的副局长张鸿智和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如宋文海同志等）一起商量，经请示后决定对地铁工程局进行军管。
1966年11月，张鸿智师长找我谈话说：“盾构试验研究工作不能停，已决定成立盾构连，归师部直接领导。”由我和地铁局的技术骨干，如沈祖澄、丁益民、陆念馨、王策民，以及宋家庄机械厂的技术工人孙学谦等人组成盾构连的技术队伍。这样我就不“抓革命”了，离开了无穷无尽的争吵、辩论、谩骂、批斗和相互抹黑的舞台，参加到“促生产”的行列。
我们在宋家庄机械厂内划了一块特区，作为盾构连驻地，一般人不许进入，也不能参观。在这特区进行了一系列前期的试验研究，包括早强混凝土的配比、混凝土气压输送泵的组装调试、测量导向仪器的研制等。盾构机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完成后，运到宋家庄试验工地拼装。此台盾构的尾部配备了8环加工精度很高的压缩混凝土模板，此种模板与普通模板不同，它必须能在挤压状态下纵向脱模，而又不致将将刚浇注的混凝土拉裂。
盾构外径7.2米，压缩混凝土衬砌厚50厘米，在内部再现浇注30厘米的钢筋混凝土二衬以提高防护能力。试验段盾构的覆土厚度为6米，地下水位离地面7米，盾构推出拼装竖井后地下水透过开挖面渗入到盾构内，由于试验用的网格式盾构仅靠工作面处的挡土板很难将地下水挡住，最后还是采用了深井泵降水，盾构才得以顺利推进。克服处理了许多技术难题后， 1969年9月完成了盾构试验。盾构共推进了80米。经中国科学院哈尔滨工程力学研究所检测后，压缩混凝土衬砌的抗压强度均在400千克/厘米 2以上。
1969年10月，地铁领导小组组长是铁道兵刘贤权司令员，他到盾构工地视察后，提出不能在地铁施工沿线采用深井泵降水，这不利于保密工程，必须要继续对盾构进行研究，做到不降水推进才算完成任务。记得当时刘贤权司令刚离开，有个战士在盾构刀盘上维修，操作员没有注意到就开动了盾构刀盘，瞬间将这个战士的头整个切了下来，在这次试验工程中痛心地失去了一位可爱的战士。
在盾构试验的3年中，我们和战士、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我们技术人员一起又一次接受了再教育。
北京地铁工改兵
1970年2月中央决定将北京地铁工程局改为铁道兵编制，简称工改兵。原来的地铁工程局有好几个机构，工改兵后将局机关改为铁道兵北京地铁指挥部（代号总字506部队），施工队伍编为铁道兵15师，设计处改编为铁道兵北京地铁设计队（代号总字507部队）。
我先到15师作战科工作，主要任务是总结一期工程经验，我组织设计队和15师有关技术人员编写了11本总结报告，如线路、防水、通风等，这些报告应有保存。同时还组织编写了地铁一期工程的战备预案，即在战争时期地铁线路或车站破坏后，如何抢修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