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陪同代表团考察过程中我认识了莫斯科地铁工程局局长——希加耶夫，他曾在1932年向斯大林汇报过莫斯科地铁修建方案。他对中国印象特别好，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莫斯科地铁修建发展过程，并把他积累的资料，甚至包括有些保密资料送给了我，其中有地质资料，一、二期地铁的设计图册（我一直保存至今）。在我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他也给了我很大帮助。每逢节假日他都要邀请我和李太惠到他家聚会，我们两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59年8月我完成了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为统一起见，国家科委有文件认定苏联副博士学位相当于欧美的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希加耶夫全家（他和夫人、女儿）还到火车站为我送行。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中断了联系。
2005年我参加中俄工程科技研讨会，这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政府签订的“中俄技术交流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第二次（2007年）在莫斯科举行，我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地铁建设现状和发展”的论文，提出了5方面要研究的问题：
（1）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
（2）建成一条“绿色”地铁，即减少能耗，提高效率；
（3）控制对环境的污染；
（4）控制投资；
（5）带动城市地下空间利用。
2007年，我到莫斯科考察地铁时，还希望能见到以前的老师和朋友们，当时莫斯科地铁工程局的总工程师是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1968年毕业的学生，也是伏尔科夫教授的研究生，应当说是我的师弟，交谈后才知道过去与我熟悉的人都已离世，很遗憾一个老朋友都未见到。
学位论文工作
1957年6月，经希加耶夫介绍，我到苏联地铁设计总院参加莫斯科大学车站（也叫大学站）的设计方案讨论，开始确定为深40米的明挖车站，因站址离莫斯科大学很近，而大学主楼高达36层，考虑到明挖车站深大基坑可能会对大楼产生不利影响，决定改为暗挖三拱塔柱式车站，用3个直径9.5米的车站盾构进行施工。但对盾构推进过程中对地层的扰动及对大楼的影响如何，一直无法确定，影响决策。当时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课题，既可解决工程实际需要，又可锻炼我的研究能力，提高理论水平，自认为可以作为我学位论文的选题，在向导师伏尔科夫教授汇报后，他同意我的论文应结合实际工程需要的想法，并建议我从理论和试验两方面研究车站盾构在砂黏土地层中推进时对土层和大楼的影响。伏尔科夫教授是莫斯科地铁盾构施工的先驱，具有深厚的盾构施工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论文题目确定后，接下来就是进行试验准备工作，包括试验设计、模型制造，到莫斯科大学地铁车站工作面取土样等。试验是在苏联地基基础研究院的试验台架上进行的，主要是模拟盾构推进，并观察土层的变形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试验中除了采用一般的量测仪表检测外，还用钴60测定土性的变化。同时还在盾构施工现场进行监测，以便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同时采用极限平衡原理对开挖面的稳定性进行理论分析。我把研究的主要内容写成论文，交给苏联交通运输部隧道总局总工程师甲斯微金审阅，他看到论文后，同意在他主编的苏联一级刊物《交通运输建筑》上发表。
1958年的8月，莫斯科铁道运输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隧道教研室副教授纳乌莫夫，从中国唐山铁道学院讲学后回到苏联。有天请我们到他家去聚餐，因为他去中国之前曾向我了解过中国情况。他和他夫人（他夫人也和他一起到中国教俄文）讲了对中国的印象，以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中国印象是人民勤劳、肯干，对待事物认真，也讲了大跃进时大炼钢铁和凌晨学生上屋顶轰麻雀等趣事。他把在唐院讲学时撰写的三本书《山岭隧道》《地下铁道》《盾构法和特殊方法施工的隧道》送给我作纪念，还关心我的论文情况。我把论文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向他说明后，他给我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使我受益匪浅。他还参加了我论文的答辩会，且对我的论文非常满意。
1959年5月10日，我的学位论文进行了正式答辩，并顺利通过。我的导师伏尔科夫教授事后对我说，他是闭着眼听我宣读论文的，听着流利的俄语，不像是中国人在宣读论文。显然他对我的论文和俄语都很满意，但我知道这仅是我科研经历的开始。学会了如何做科学研究工作，在科研工作上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957年5月在莫斯科召开世界青年联欢节，学校放假3天，我和李太惠到莫斯科红场参加了联欢。
1957年11月15日，党支部接到大使馆电话说：中央领导要到苏联访问。第二天一早，我和李太惠等研究生跑到伏努科沃机场后才知道是在另一个机场。我们又急忙赶到那个机场，毛主席下机后走过我们欢迎队伍前，这是我离得最近的一次见到毛主席。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那天非常寒冷，下电车后要走较长的一段路才到莫斯科大学。李太惠未带头巾，耳朵冻僵了还浑然不知。路旁好心的苏联老太太指着李太惠的耳朵说：“耳朵冻坏了，男孩子赶快用雪搓一搓女孩子的耳朵。”多亏老太太的提醒，否则冻坏了都不知道。
我们赶到大礼堂，那里已经座无虚席，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当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等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轰动起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欢呼声、掌声持续了十多分钟才平静下来。
我们亲耳聆听毛主席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话激励我们，要加倍努力学习，更好地为祖国工作。
在苏联学习的3年多，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当时我在做盾构推进试验时，李太惠也在全苏铁道运输科学研究院做预应力钢筋砼轨枕试验。我们均自顾不暇，各自奋战，我也很少能帮她。她的试验室，我也只去过两次。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到全苏铁道运输科学研究院（即她们试验室）参观时，她当翻译向滕部长介绍情况。
我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生活条件很好，每月津贴700卢布，比大学生要多200卢布，食堂里面包是不要钱的。每年8月暑假期间还可以到黑海海滨的索契等地休养，铁道运输工程学院的研究生还可享受铁路免票，和教师同等待遇乘坐软席等。但是由于学习紧张，想多学一些，将论文内容做得更充实些，3年中我们只在1957年暑假去黑海边索契休养了半个月。我们很大一部分津贴都用来买书，他们那里书很贵。
总结我在苏联3年多的学习经验，首先是在导师和各方面专家的指导下，学好了基础理论和专业课程；其次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到工程现场实习、工作，增加了感性认识；在陪同考察团期间，听了很多专题报告，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专业水平，尤其是防护工程方面的知识；在进行论文课题研究时，结合工程实际中存在的问题，理论结合实际地进行理论分析和试验研究，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提供依据；在研究中很重要的是要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掌握本专业技术发展的方向和动态。同时，要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对开阔思路有很大好处。这些均成为我回国后几十年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在工程建设、学校教书和带研究生过程中我都一直强调要理论结合实际，这不但增进了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还提高了我国的科技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