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德太子与《宪法十七条》
圣德太子（574—622年）名上宫厩户，是飞鸟时代的皇族。圣德太子是用明天皇的第二皇子，母亲是钦明天皇的女儿穴穗部间人皇女。
圣德太子的时代，正值王权膨胀与豪族斗争的激化时期。倭王开始任用官吏取代大豪族掌管技术工匠的生产，并形成了官司制度和国造制度。代表新兴势力的豪族苏我氏，借助王权以武力消灭了物部氏后，独揽朝政，毫无顾忌地派人刺杀了反对他的崇峻帝，另立推古女帝。
593年，推古天皇将其侄子（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皇子立为太子，并让其摄政，后世称其为圣德太子。圣德太子通过加强王权来巩固大一统的思想，积极吸取中国先进文化。
603年，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以“德、仁、礼、信、义、智”来表示冠位的大小，并加以颜色区别冠服等级。604年，推古女王正式向诸臣“赐冠位”，强化王权，削弱当时的世袭贵族制度。
33岁时，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全面使用儒家“君臣父子”观念和法家的“明分使群”思想，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名分等级、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明确提出“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完整的建立天皇为中心的政治纲领。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也成为后来大化改新的理论基础。可以说，圣德太子的政策就是要压制豪族势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
政治改革以外，圣德太子还研究佛教，留下著述《三经义疏》，并着手编纂《天皇记》、《国记》，希望通过佛教超越一直以来存在的“氏”的信仰，创造出一个新的统一的思想，并通过史书编纂，创立以天皇至上的中央集权国家理念。
圣德太子的改革并未能获得完全成功，但是他在理念上构筑了天皇制的蓝图，为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推古朝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文化交流。那就是遣隋使的派遣，从600到618年的18年间，日本共派遣了朝贡使臣5次。遣隋使从大阪的住吉大社附近的住吉津出发，出大阪湾经过濑户内海向九州，然后经由玄界滩航向中国。遣隋使是继倭无王向南朝朝贡以来再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吸收活动。
《随书·东夷传倭国传》中记载：“开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这里的“阿辈鸡弥”是日语“大王”的发音，指的是永明天皇之事。
607年，第二次的遣隋使小野妹子比较著名，主要是《隋书》中所记倭王致隋炀帝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炀帝见书大怒，“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后小野妹子协同裴世清返回日本，向天皇报告：“臣参还之时，唐帝以书授臣，然经过百济国之日，百济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可以看出，隋炀帝回书中颇有训诫之语，有伤日本国体，因此隐匿不上。
作为摄政的圣德太子协同推古朝的苏我马子，一同推动了遣隋使的派遣，不但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还使日本迎来了佛教的第一次繁盛期。
“圣德太子”并非其生前所用名。
当时一般称其为“丰聪耳”或者“上宫王”。圣德太子死后，过了100多年，751年（天平胜宝三年）编纂现存最古老的日本汉诗集《怀风藻》时，始称其为“圣德太子”。8世纪的时候，相传为圣德太子的画像即有遗存。画中左右侧为其弟殖栗皇子及其子山背大兄王。圣德太子的图像在1930年开始先后在百元纸币、千元纸币、五千元纸币、一万元纸币中累积使用达7次，尤其是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的1958—1984年，“圣德太子”更是成了“一万日元”的代名词。
7世纪时编纂的日本史书《上宫记》记录了圣德太子相关的事迹，书名“上宫”就是指圣德太子幼年和青年时期所居住的宫殿。圣德太子本名“厩户皇子”，别称“上宫王”，据传此书是圣德太子“御作”，但该书在镰仓时代后期散佚。
二、大化改新与遣唐使
645年，正是日本第36代天皇孝德天皇（595—654年）开始执政的第一年。这一年日本第一次使用年号“大化”，取《尚书》“施教化，大治天下”之意。日本开始全面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大化改新”。经过大化改新，日本成功地建立起“律令制”国家。中国一般将之看做日本进入封建时代的标志。
《日本书纪》记载，孝德天皇“尊佛法，轻神道，喜好柔仁的儒者”。
孝德天皇最初不满苏我氏专政，以足疾为名不参与朝政。在与中臣镰足（藤原镰足）、中大兄皇子一起发动宫廷政变，诛灭苏我入鹿一族后，即位为天皇。即位伊始，孝德天皇马上确定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目标。他仿照唐代官制，设立左大臣、右大臣、内大臣，任命从唐朝归国的僧旻、高向玄理为国博士（国务顾问职）。646年，又推行班田制、租庸调制，设八省百官。
经过大化改新，天皇废除了“臣、连、国造、伴造”等氏姓世袭制度，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团官僚制度。把各级地方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同时将土地收归国有，改革丧葬制度，甚至模仿唐代建立自己的科举制度（限于官员后代参加）。
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和皇后宝皇女（此后的皇极天皇、齐明天皇）的皇子。舒明天皇共有三个孩子，其他两位是间人皇女和大海人皇子（后来的天武天皇）。间人皇女嫁给了自己的舅舅轻皇子（孝德天皇）成了皇后，但暗中与自己的哥哥中大兄皇子私通。
在日本古代，同父异母之间的兄妹通婚在皇室和贵族之间有很多，因母系社会的影响而不受指责。然而同母兄妹之间的婚姻行为则被视为禁忌，严格禁止。651年，孝德天皇迁都到新建造的难波长柄丰碕宫。两年后的653年，皇太子中大兄皇子要求将都城迁回大和。孝德天皇没有同意，于是中大兄皇子带着母亲皇极上皇、弟弟大海人皇子和妹妹间人皇女，率领群臣去了大和，将孝德天皇一人留在难波。一年后，孝德天皇在难波孤独死去。此时，中大兄皇子和间人皇女结婚的消息在京城四处流传开来。然而中大兄皇子并不急于取得天皇位置，而是请出自己的母亲皇极上皇，让她再次即位成为齐明天皇，自己则做了整整15年的皇太子（若从“大化改新”算起来，中大兄皇子则做了23年的皇太子）。握有实权的中大兄皇子与其妹间人皇女的通奸行为在当时不仅是丑闻，而且是人神共愤的罪行。也许避免成为天皇而弃虚求实，不要名号而只掌握实权，才促使中大兄皇子作出了如此务实的选择。后来直到母亲齐明天皇和妹妹间人皇女都死后，中大兄皇子才继位，成为天智天皇。
稻米是日本的重要农产品，7世纪的改革把土地国有，都被当做天皇自己的财产，这样天皇以经济实力将其统治布达全国。同时，天皇亦将享有免税待遇的一些田地赐于一些朝廷贵族、宗教寺院，其中就有藤原氏贵族。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贵族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10世纪时，藤原家族拥有土地最多，其权势自然也最大。通过与皇室的通婚，藤原氏担任“摄政”，开始了第一轮的长时期皇权旁落。
“遣唐使”是延续推古朝开始的遣隋使做法，派往唐朝的日本使节。首任遣唐使是630年的犬上御田锹。此后日本陆续都有使节派遣往唐朝达十多回合，直到894年由菅原道真建议废止后再没有继续，中间时间长达200多年，为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作出重大贡献。
遣唐使的派遣目的，除了与唐朝表示友好，以及把先进的唐朝制度及文化吸收输入以外，亦包括搜集朝鲜半岛及东亚地区的情报。
遣唐使往往由多人构成，一般有“大使”、“副使”以及随船而去的“留学生”和“留学僧”。每次出海，都有四五百人乘坐4艘船渡海。遣唐使船一行人在出发前，都会带同船舳先到大坂住吉的住吉大社，祈求住吉大神保祐海上安全。之后，整船人从住吉津开始出发，经住吉细江前往大坂湾，再到难波津。经过濑户内海，到达福冈的那津，再前往玄界滩。过去日本与朝鲜半岛友好之时，会在朝鲜半岛北岸登陆，然后经陆路进入唐朝。但自从日本与新罗交恶之后，改为由海路直接前往中国。由于当时日本的航海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在大海航行的遣唐一行经常遇到海难，海难频繁也造成现在关于遣唐使次数的争议，现在学界有12次、14次、16次、18次、20次等各种说法。
遣唐使不仅使日本学习到盛唐的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也使唐朝了解了日本。
遣唐使的派遣，加深了中日之间文化的往来，也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三、中国文化是天皇制支撑
中国文化自古就深刻影响着日本。在日本群岛形成早期国家的“弥生文化”（因在东京文京区弥生町发现大量早期生产的造型简洁、文饰划一的陶器而得名）之前，中国的农耕文化、水稻栽培技术就已经传入日本。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就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的记载，可见早期的“倭人”国家即以“岁时”的频率和中国产生着政治、文化的交往。中国史书关于早期日本的记载，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古代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4—5世纪时，日本大和地方（奈良县）兴起强大的豪族天皇氏，这一势力逐步开始统一日本，建立起“大和政权”。此时，中国古代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汉字，通过陆地上的朝鲜半岛或者通过海路不断传入日本。到了7世纪，形成古代大规模的国际交流热潮：遣隋使、遣唐使派遣。日本古代的皇室和贵族通过大陆文化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同时不断开创自己的贵族文化传统。
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春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范晔《后汉书》）。现代考古也在日本福冈南部的古坟中发现大量的铜镜、铜剑、铜矛，甚至在博多湾的志贺岛上发现了光武帝赐给奴国国王的金印。
北九州的另一个倭人国家伊都国，也在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与东汉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后汉书·动易传》记载：“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师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此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奴国和伊都国在汉代的桓、灵帝以后成为日本新兴的国家邪马台国的属国。当时日本列岛上三十多个国家都以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为共同的首领。陈寿在《三国志·倭人传》中记载了邪马台国的情况。景初二年（238年），邪马台国女王派使节难升米至带方郡请求去魏都见天子“朝献”。魏明帝效法光武帝赐金印故事，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授予金印紫绶，同时赐予各种礼品。魏国通过与邪马台国的关系，企图稳定对辽东和吴国的局势。而邪马台国也希望通过这一政治成果，来克服多个属国带来的离心力，使其不萌异志。此后魏与邪马台国频繁往来，247年，当邪马台国与日本的狗奴国发生战争时，魏立刻派遣使者带诏书、黄幢赴女王国假绶，表示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
我国西晋时期，邪马台国发生政治变动，“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此后，日本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倭国，这个倭国东征毛人55国，西服众夷66国，统治了除本州岛以外的日本群岛。《宋史》中记载了这个倭国的“赞（仁德天皇）、珍（反正天皇）、济（允恭天皇）、兴（安康天皇）、武（雄略天皇）”五王同大陆密切往来。一般认为，此时是大和国时代的开始。倭王“珍”在位时，同朝鲜半岛的百济有外交关系，420年，宋武帝册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后，倭王不满，于438年赴宋贡献方物，要求“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仁那、泰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爵号，宋文帝只同意授予“安东将军倭国王”的爵号。到了“济”为倭王的时候，正值南宋与北魏激烈争夺的时期，宋文帝于451年将“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仁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爵号授予了倭王“济”，同年7月，又封其为“安东大将军”。
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往来，促进了日本制镜等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使得所谓“归化人”移居日本，给日本带去了汉字。女王“上表答谢诏恩”等文字，都与归化人密不可分。雄略天皇的时候（大约5世纪后半期），曾经搜求秦氏遗族，共得18600人，赐姓为“酒公”，使率其部民养蚕制丝。后因秦氏部民勤劳业著，所献纳绢帛数量大增，倭王特赐姓“波多公”。同时，秦氏一族也在农田开发中贡献突出，后倭王曾赐“直”姓，成为日本古代的巨族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