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长大啦，在不知不觉中小学毕业啦，该上中学啦！当时家里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在家门口上中学，这样生活方便，不用担心接送。学校就在家旁边，下楼就是学校，中午回家吃饭还不远，符合姥姥的意见。
第二种意见是上55中，去我的母校。55中是1975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建议专门招收外交使团的社会主义窗口校，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年轻的市重点中学。照顾孩子的生活，指导他的学习也方便，这是他母亲的意见。由于我爱人是在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属于外交部系统。外交部和北京二中、55中是共建校，可以提前参加内部考试，两所学校根据成绩和家庭住址选一所学校。
第三种是我的意见上北京二中。原因有四个，一个原因是北京二中是老牌重点中学，对儿子学习指导上肯定会好一些。第二个原因是儿子跟着我一起学习，对他成长不好。他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学习没有动力。第三个原因是我看到本校的许多老师的孩子在身边学习，学习的结果非常不理想。第四个原因是男孩子应当有独立性，有一种闯劲儿，北京二中离家远点，正好锻炼他。我儿子报名参加了考试，并考上了二中。
但是，我的意见没有获得多数，最后按照他母亲的意见来到55中学报到。作为55中外交部子弟的学生被学校录取，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儿子来到我的母校来读书，会是个什么样子。心里忐忑不安，家里没有矛盾争吵了，我的心理压力大了，试试看吧。
因为我看到很多教师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包括学校一些干部的孩子，由于学习成绩达不到学校要求，而不能来本校读书。学校教代会为此而专门通过了一个决议：教师直系子女只照顾一个，在录取分数20分以内可以直升本校高中。
在这种情况下，不够分的学生只能考技校、考中专、考职高。学校有的干部为孩子能上高中也是哭哭啼啼地求人，甚至于错误地指导孩子学习，在考试前偷看试卷再辅导孩子。中考仍然考300多分（满分630分）一错再错，最终没有办法只能含泪上职高。
我的老师孙继民为教师子女上学问题还搞过调查，写过文章发表在有关刊物上。孩子在身边也未必是好事。以《触龙说太后》为参考建议孩子到远离父母的地方学习，这样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儿子中学没有报到前，李淑萍老师知道马立考上了55中以后，她找到我，希望把马立放在她的教学班。
李淑萍曾经是我校优秀的学生，1972年我校初中十个班选送两个班学生读高中，她是其中之一，并且在班里担任团干部，因为那时候我担任团委书记，所以接触比较多，相互比较了解。
她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插队时考上大学。那是1978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考上大学的青年是凤毛麟角。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海淀工作。
为了上班近，她的父亲找到我哥哥，希望把女儿调到55中工作。她父亲是我哥公司的厂长，和我说了许多回。不久我校一个数学老师调走啦，有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就向校长推荐了她。由于这一层原因，李淑萍老师找到我说：“主任，把马立放我们班吧，我好好培养培养他。你工作那么忙，帮你减轻点工作负担吧。”
我想，把儿子放哪个班都一样，不能搞特殊化，看学校安排吧。李淑萍找了学校有关老师，把儿子放在了初一年级五班。儿子上中学一路并不平坦，果不其然开始步入一些老师孩子的后尘，学习成绩始终不理想，甚至于有不及格科目。
虽然儿子在初一一入学就被李淑萍老师认定为班干部。后来因为在几次考试中都是班级倒数后两名，李淑萍老师心直口快，说：“学习这么差还能当班干部？”
出于对马立关心的考虑，建议他好好抓抓学习，不再当班干部，也许这样成绩会有提高。不在班里当班干部啦，是不是学习好一些呢？结果儿子在期末考试中考了个年级287名。在班里，在年级，仍然是学习成绩最差的。
当我去教师办公室处理工作问题时，一个同事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我，主任看看你儿子的成绩太差了，拉年级后腿啊，你那么会教育学生，这回看你的啦。听到这个消息，看到这个成绩时如五雷轰顶，年级一共才不到300人，儿子考了287名，实在是太差啦。
这一年，情况还比较特殊，一个不到300人的年级，教师子女和教师子孙有21人之多。大家在看着我们干部的孩子究竟怎样。
一些老师也许因为面对的不是自己的孩子，认为这不是个什么事，一些老师还在开玩笑说：“马主任有办法，天天慷慨激昂地教育学生，看马主任这次说什么。”还有的老师说，回家以后打臭小子，不打不成才，回家以后棍棒伺候，棍棒教育出英雄。办公室里教师们的玩笑声、谈论声、议论声……声声刺骨，句句挖心。
大家正说着，李淑萍老师进来了。她接上了话茬说：“马瑞祥，不是说你，你天天忙什么呐，你还是大主任呐，你看马立这成绩……”对我直呼其名，这是李淑萍老师第一次叫我名字。
这些话如同冬天的西北风一样刮得我骨头疼，
如同一场暴风吹得我站不住脚跟，
如同一场雷雨让我来了个透心凉。
至今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年级办公室的，只记得走时手脚冰凉，脑袋一片空白。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遇到孟校长。他说：“小马，听说马立学习特别差啊，你可得重视啊。将来中考不够分数可别找我啊，你找我也没用，教师子弟照顾20分，这是学校教代会通过的。你也不例外……”后来孟校长再说什么，我都记不得了。
但我知道，孟校长的孩子学习特别优秀，他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打铁先是自身硬，儿子今天这个学习成绩让我哑口无言。
不管老师们说了什么话，开了什么玩笑。不管校长当时怎么要求，怎么教导。我想：埋怨他们和他们争吵都是愚蠢的表现，斥责批评孩子都是没有理智的做法。重要的是怎么改变孩子，帮助孩子走出学习的误区。重要的是理清思路，想想应该怎么办才能引导他走出学习意识的误区。
后来个别老师认为马立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于是拿儿子寻开心。那时候，物质不是很丰富，学校通过社会关系给老师搞福利，学校每年给老师发一百斤大米。
这个老师说，反正马立也不是学习的材料，这节课就别让他上啦，叫马立扛大米去，结果将近两千斤大米，儿子从食堂扛到二楼年级办公室。儿子才十三岁啊，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要是把儿子腰闪了那是一辈子的事啊。
有时下了课以后，儿子到办公室向老师问功课，有的老师就说，马立，臭小子，先去锅炉房打两暖壶水去。打完热水回来儿子再问老师功课。这个老师说，上课干吗去啦，也不听讲，不听讲怎么会啊，回去好好预习预习，明天再说。
由于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一些老师放弃了对马立的教育和要求。有时下课以后，有的老师就让马立擦黑板啊，这小子爱劳动，是个劳动的材料啊。
儿子因为学习成绩差，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多次。为老师做点事，为集体做点事都是应当的。
但是老师把儿子看作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孩子，把为老师、为集体做事当成了一种惩罚式劳动应该说是欠妥的。
习惯成自然，后来年级一有劳动的事，这几个老师就想起马立，这显然是拿儿子开心。这两三个老师这样做不见得是恶意，但是对儿子内心的伤害很大。
几个老师说的许多话、做的许多事虽然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但是对儿子成长的打击、对他心灵的影响是烙印式的。特别是对他重新树立学习的信心是很有影响的。
这些话我听到了，这些事我看到啦，能去和老师吵架吗？能去找老师理论吗？我想，去找老师吵架、去找老师理论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
采取任何方式找老师吵架，任何找老师理论的做法，只能产生负面影响，只能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因为我看到有的老师，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差，同样被叫到办公室遭到班主任训斥。班主任说话一点情面不留，弄得同事下不了台。
这位老师在学校受了窝囊气，回家就用粗鲁的方式教育孩子，弄得全家鸡犬不宁、吵个不停。孩子成绩没上去，还影响了同事之间的关系。追根寻源，学校要向班主任要成绩，要升学指标，班主任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理解班主任的心情。
在儿子失败的成绩面前，任何解释都是徒劳无益的，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解释能唤起儿子学习的悟性吗？辩解能改变一些老师的思想认识吗？绝对不解决任何问题，只能对解决问题带来负面作用。
只有反思，只有做父亲自我的深刻反思才会有智慧的火花。
只有解决儿子内在的学习积极性，他才会千方百计想办法不断进步。
只有和老师们科学地分析和理智地理解，儿子才会产生有效的方法，
只有和儿子有效地沟通他才会聪明地面对学习的未来。
不反思是愚蠢的。只有反思过去的失误才能走出误区，乐观地面对明天。
可在看到儿子学习成绩的一瞬间，此时此刻的想法在当时是鼠目寸光的，是站在自我的立场来进行有情绪的思考的。是小“我”的思考，是顾及面子想问题，没有跳出自我的小圈子，那只能够自寻烦恼。
毕竟孩子的学习成绩让我无话可说，毕竟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毕竟现在是应试教育，毕竟升学要以成绩说话。同时，我是他学校的主任，我的自尊、我的脸面放在哪儿？
我如何面对学校的老师？如何面对学校的学生？如何面对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如何面对儿子的妈妈和姥姥？
她们把儿子的前途交给了我，一年过去了，却只有这样糟糕的成绩。不敢想象如果把一个知识不完整、文化底蕴不高的孩子交给社会、交给国家，他将怎样承担工作的责任，怎样在21世纪“四个现代化”的征途上生存与发展。
我们必须站在未来的社会发展空间来塑造孩子，个人的面子没有价值，孩子有成长的空间才是有价值的。
我是一个极有自尊心、极为要强的人。我在这所学校生活、学习、工作了几十年。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走上了教师的工作岗位，留校做学生工作。我的求学精神、工作态度、为人品格，曾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们中学毕业以后成了职业岗位的骨干、国家的栋梁。许多学生以马老师为荣，我以他们为亲密的朋友。我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是有目共睹的。
我爱学生胜过爱自己，许多人也许不信，上世纪70年代，我当班主任，面对几十个学生，其中有的学生家庭极为困难，交不起学费，买不起课本。我工资虽然不高只有33元钱，但我仍拿出钱来，替他们交学费，帮他们买课本。
班长陈学军陪着我去学生家家访，我把课本放在他们身旁，和他们说：“老师替你们买了书，交了学费，你们就去上课吧。”
至今，刘玉芝同学还非常感谢地对我说：“是马老师让我上了高中啊，没有马老师送来课本，我初中毕业就插队去了，结果又上了两年高中。”她经常来到学校看望我，年年端午节包了粽子送到我办公室，去农村挖了野菜包了包子给我，让我尝尝健康食品。
在我生病住院做化疗期间，她和陈学军一次又一次到医院陪伴我，帮我解决生活问题，着实让我感动不已。虽然事情只是一个表象，但是几十年的师生情谊，却永恒地存在心中。
躺在病床上，人在无助的时候，几十年前毕业的学生放下家里的事，放下手里的工作，来关心照顾一个躺在病床上的人，泪水，感动的泪水，却在我心中永远流淌。
1981年8月10日是我结婚的日子，而我在8月7日还带领学生在房山十渡地区搞夏令营。1981年4月是我献血的日子，我9点钟献完血，10点钟赶到学校上班。
3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韩建平、尹世庆等学生在我办公室里说的话，“马老师，看到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我们一定好好学习，为您争光。您就回去休息吧，班里不会有问题的。”班长韩建平同学承担起班里事务工作，不让我操心。陈瑶同学的妈妈还送来营养品，着实让我感动。
1981年献血是非常不易的，章瑞安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动员，我在团的会议上动员，结果党、团书记动员，党、团书记报名，最后党、团书记献血。
人们思想观念上存在误区，认为献了血伤身，补不回来。那时候献血，国家给半斤红糖、五斤鸡蛋，仅此而已。人们找理由都不报名，别说是献血啦，连名都不报。而我认为：当国家需要的时候，献血是义不容辞的义务。不仅献了血，而且放弃休假，主动上班。
当年的多数学生考入了全国重点大学。想起他们优秀的成长，想起他们善解人意、自觉学习的求学态度和精神，美好的回忆在心中穿梭，美好的感受在心中油然而生。
我多次和儿子讲，你爸爸是你爷爷的骄傲，从一上学就往家带奖状，奖状贴满墙，“三好学生”、“五好战士”、“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团干部”、“新长征突击手”……荣誉证书装满书包。
而我今天面对的马立，成长的如此失败，学习成绩的分数，在年级倒着排，排的看不到未来的希望。2000年是跨世纪的一年，是马立长大成人的日子，因为这一年他1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