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船在杨树浦兰路码头靠岸，李哲夫下了舷梯，见尾崎秀实正在码头和一个男子说话。《朝日新闻》上海支局设在北四川路上，而东亚同文书院的校舍位于徐家汇的虹桥路（1938年后，校舍迁至徐家汇海格路原交通大学校舍），两地相距较远，因此，李哲夫想向尾崎秀实要一个联系电话。他走过去，见那个和尾崎说话的人约莫五十岁左右，头发微微有些秃，戴金丝眼镜，长衫布鞋，脸色和善，显得很有修养。
尾崎秀实告诉李哲夫，他来上海只是交接工作，很快就要返回东京的《朝日新闻》本社了，说着向身边的这位男子一摆手：“你有空的话，可以向王学鑫先生多请教，他是贵校的客座教授，博闻多学。”
还未到东亚同文书院报到就能结识学校的教授，李哲夫很高兴，当下和王学鑫交换了名片。
王学鑫学过医，当过医生，后东渡日本留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能说流利的日语，和尾崎秀实是多年的知己。李哲夫当时还不知道，王学鑫的真实身份是一位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正是这位文质彬彬的教授，日后成为了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
当时上海的人口为三百二十万，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巴黎和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李哲夫初来上海，一有闲暇，便到处转悠。
虽然全球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依然繁华而忙碌，黄浦江上轮船来往穿梭，十里洋场车水马流、肩摩辐辏，“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西装革履、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走街串巷的黄包车夫，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干瘦小贩，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平剧……这一切都让李哲夫感到新鲜，但小巷里到处张贴着抵制日货的宣传画和标语，又给这座大都市平添了几分不和谐的气氛。
李哲夫很快就发现，上海是个贫富泾渭分明的城市。
外滩、霞飞路、杨树浦、南京路和虹口，有整齐的柏油马路、宏伟的建筑、最大的游乐场所和管理权在外国人手上的百货商店，那里的影院与美国同步上演着好莱坞大片，巴黎的时装一个月后就会来到上海，富有阶层享用着跑马、跑狗和舞场中的爵士乐。穿着开衩越来越高的旗袍的女人们，活跃在舞厅、酒吧、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公共休闲场所，与追逐她们的男人调情、周旋。夜幕中，闪烁的霓红灯下百乐门、大都会、圣安娜等热门舞厅人满为患，每到夜晚灯火通明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河畔公园演奏，每分钟都有一辆最新款式的美国小汽车从眼前开过，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而在南市、闸北和西门，房子狭小污秽，许多是用“美孚石油”铁皮桶搭建的棚户屋，或是俗称的“滚地龙”窝棚，街道两旁是密如蛛网的小巷，拥挤而恶臭，拐进任何一条小巷都有迷路之虞，只有上海市府大厦寥寥几座高楼。那里的行人个个衣衫褴缕，精神萎靡，经常可见骨瘦如柴的烟民打着哈欠摇摇晃晃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尤其是1931年长江发大洪水后，这里涌进了大批难民，路边到处猬集着衣不蔽体的乞丐，好像海底的海带沉积在那里，饥饿的眼光注视着每一个走过的人。清晨，街角巷尾不时可见拉载饿殍的板车。这里的人们像老鼠一样生活，又像老鼠一样死去。
此时此景，李哲夫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上的穷苦和不公平，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人人平等均富的世界呢？
课余时间，依照尾崎秀实的指点，李哲夫常去虹口内山书店看书，父亲寄来的生活费被他省吃俭用下来买书。他读过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屠格涅夫的《前夜》、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绥拉菲米维奇的《铁流》、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等著作，同时，还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内山书店大量销售这些在中国其他书店买不到的书。当他买到了《资本论》的第一卷，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从此深入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的本质，懂得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根源——这种剥削制度是多么的复杂和黑暗啊！
王学鑫是东亚同文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上课时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将枯燥的经济学课程讲得娓娓动听，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对于李哲夫来说，厚厚的《资本论》中许多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是晦涩难懂的，让他理解起来很吃力，他便记下来，利用课余时间私下向王学鑫请教，而王学鑫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深受李哲夫的敬重。
王学鑫是中共特科成员，受命于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中秘密发展党团员。其工作方法是，第一步先从谈话中了解对方的内心思想情况，看是否有争取的可能；第二步用革命理论结合当前现状和对方的个人情况进行深入的交流，如果可靠，则开始第三步说服工作，吸纳对方加入革命阵营。
王学鑫经尾崎秀实介绍，李哲夫的个性和经历早就引起了他的关注，此时，从李哲夫所提的问题，便知他读的是什么书，心中已经有底了。
这天，李哲夫又向王学鑫请教问题，王学鑫说：“这些问题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这样吧，今天我有空，你到我的住所去，我们好好探讨一下。”
李哲夫高兴地和王学鑫一起乘上人力车。
路上，一群小乞丐拉住车子，纠缠着讨吃索钱：“老爷，给点吃的吧。”“可怜可怜我吧。”
李哲夫见这些孩子骨瘦如柴，衣衫破烂，心中不忍，把身上带的钱和吃的都给了他们。经过交谈，得知他们都是来自安徽和湖北的饥民，家乡发了大水，房子冲垮了，亲人也没有了，没有吃穿，“人食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李哲夫听了喉头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只觉得世上人人皆苦。
王学鑫见李哲夫神色凄然，说：“你救得了一个人，两个人，能救得了天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吗？”
李哲夫问：“怎样才能救天下千千万万的受苦人？”
王学鑫不答，携起李哲夫的手来到杨树浦的一条小巷，巷子杨柳茵茵、芳草凄凄，西洋风格的窗檐像道道牙膏压在灰色砖牙上，墙壁上是茂密的爬山虎，各处的阳台挂满长竹竿，竿子上串着衣服，随风飘荡，一派宁静气息。
进门后，两人落座，王学鑫递给李哲夫报纸，说：“知道上海为什么有这么多难民吗？看看吧。”
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报纸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却无权审查外国人办的报纸，当时上海有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等等，从中可以得知许多被国民党政府刻意隐瞒的消息。近几年，北方接连大旱，长江又发大洪水，千里荒野，饿殍遍地……西方记者对灾区的报道触目惊心：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尸体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大城市的妓院……
王学鑫又递给李哲夫另一份报纸，这是国民党官办的《中央日报》，里面的新闻对这些情况只字未提，满篇都是南京和上海正筹备民国二十一周年庆典的新闻，一片对蒋介石的歌功颂德。
李哲夫放下报纸，心情沉重。
王学鑫问道：“你在读《资本论》吗？”
李哲夫点头承认了。马列主义的书籍被当局列为禁书，他看书很小心，从不带到学校里来，但老师既然问起，他只好坦白。
王学鑫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我在日本曾读过，这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光辉著作，是一门科学，要完全读懂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得到王学鑫的鼓励，李哲夫放下心来，向老师诉说读《资本论》时产生的一肚子困惑：“从书里我似乎可以看出一个古怪的植物状社会体系来。占整个体系绝大部分的根盘在深深的泥土中，拼命地吸收可供系统利用的水分和养料，通过枝杆送至叶片上，于是植物便不断长大。根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他们不停地把各种自然资源转化成社会财富，通过市场交换——树的枝干——财富最终落到资本家——叶子——的手里，财富变成了资本，被重新投入再生产过程。为了汲取更多的水分和养料，根只有往地下越扎越深，原本小小的植物逐渐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叶子便得以向上伸展。这样一来，叶子和树根之间的距离则越来越大！由人构成的社会不可能像植物那样安静地生长，社会要发展，各个方向应该是平等，但照这种模式下去差距只能越拉越大……这是行不通的！”
王学鑫问：“行不通？那怎么办？”
李哲夫有些沮丧地说：“不知道。”他把询问的目光投向老师。
王学鑫微笑不语，过了一会儿，他问：“你好像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看你经常把《李后主词》带在身边。”
李哲夫心中一酸，说：“那是在想念过世的阿公。阿公以前总是爱念《李后主词》，念了就叹气，常咕哝那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他接着说起了爷爷坎坷而悲凉的一生。
王学鑫说：“老人的心情可以理解，这几十年来，我中华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是啊，阿公也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李哲夫说到动情之处，从书夹里拿出一个竹蜻蜓，竹蜻蜓泛黄，已经被摩挲得发亮，“看到它，就使我想起了阿顺哥，这是他给我做的。阿公的不幸，其实是许多台湾人的不幸。阿顺是个好人，可却那么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到死的时候可能还以为是我出卖了他。”他将黄阿顺因参加抗日斗争而被迫害致死一事说了。
王学鑫说：“李后主写诗作词才华横溢，却无治国之才，君王的亡国之慨，未必就比老百姓来得更悲伤，世间的不幸和艰难，黎民百姓是最有体会的。要改变这种不幸，光像李后主那样发发牢骚可不行啊。”
李哲夫问：“那怎么办？”这句话本来是王学鑫问他的，现在却反倒过来了。
王学鑫说：“祖国大陆和台湾血脉相连，同为中华民族，两岸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剥削阶级的压迫，感同身受，不分彼此。就拿上海来说，上海和台湾一样，已经成为帝国主义者的乐园。”他拿起纸笔，写下一首诗：“江干何处立斜晖，碧草清阴与梦违。燕子不知巡警例，随风犹得自由飞。”他说：“黄浦江上外国军舰通行无阻，江畔租界林立，俨然成了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巡警制订了繁琐苛严的各种条例，剥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有的租界公园门口居然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租界，中国人不能自由出入，而那些不谙人事的燕子反倒自由得多，它们不受诸多巡警条例的约束，却可随风自在地在租界内外飞舞。上海、北平、天津、汉口……中国各大城市到处是租界，在中国的国土上，中国人竟然连飞禽也不如，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王学鑫指着报纸上那些悲惨的饥荒报道，继续说：“无数的中国人在家乡无法生活，被逼得背井离乡四处讨生活，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许多人因病饿惨死在异乡，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艰难？列强视我为东亚病夫，连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西方小国，也能来分一杯羹。我们中国人就算走到了外面，都要被人歧视，被人欺辱。孙中山先生讲过一个故事：南洋爪哇有一个财产超过千万的华侨富翁，一次晚上他外出访友，因未带夜间通行证怕被荷兰巡捕查获，只得花钱请一个日本妓女送自己回家。这个华侨虽然很富有，但在荷兰巡捕眼里的地位却还不如一个日本妓女，这个妓女虽然从事的职业很低贱，但她的祖国很强大。因为没有强大的祖国，香港和台湾才会被列强割占，台湾同胞才会沦为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他们和国外的侨胞一样，是不可能受到尊重的。中国战乱、压迫与屈辱，在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心里都留下了烙印。面对积贫积弱、岌岌可危的祖国，任何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怎能不忧心如焚？大家都在想，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人数世界第一，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有着四大发明和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说明中华民族不比别人差，可到了近代，为什么老是被别人欺负？”
李哲夫愤懑地重复了一句：“我们为什么老是被别人欺负？”
王学鑫说：“因为我们落后了！落后就要受欺负。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是全方面的，不光是军事、科技、工业的落后，还有政治制度的落后！”
李哲夫问：“我们难道会一直落后下去，世世代代受欺压吗？”
王学鑫斩钉截铁地说：“当然不会！只要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中国人民就将洗脱一切屈辱和苦难，堂堂正正地屹立于世界。不光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一个被压迫的民族，都可以自立自强起来。”
李哲夫急切地问：“什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