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把红高梁称胡秫，把高粱秸称胡秸。不知什么原因前面加上一个“胡”字。也许这种作物是先祖队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耶里引来的。听老人们说，我们村祖祖辈辈都把红高梁当作主粮。
提起红高梁，我便联想、起薪名作家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和电影《红高梁》里那如霞似火的高粱地。
莫言是高密东北乡人，与我们平直的东南乡只隔一条胶莱河。过去胶莱河两岸土地低洼，讨庄稀少。每年夏秋胶莱河涨水，两岸一片汪洋。种低秆作物往往遭受水淹，颗粒不收。人们便选择既耐旱义耐涝的红高菜种植。据说有一年我们这里八月十五发大水，高粱地里水深齐肩，男人们拖着笸箩借着月光在水里割高粱穗：可以想象，无数个月亮在高粱地里跳跃，那是何等的凄美和浪漫啊！
青少年时期，我们村满坡都是红高梁，夜晚一个人不敢从高粱地边上走。苍白的月光投在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里，风一吹叶子刷啦刷啦响，海浪似的高粱叶，黑影白影一闪一闪的，令人胆战心惊。总觉得身后有个东西跟着走，心里一紧一缩，脑门直冒冷汗。那时候不光怕鬼怕妖，还怕人怕野兽。劫道掠路偷小孩的时有发生。狼在高粱地里吃小孩的故事听老人们讲过，很恐怖。我没见过狼，狐狸、獾、黄鼠狼倒是见过不少。夜晚我一个人很少从高粱地边走。
战争年代，高粱是青纱帐，为游击战争做过贡献。少年时代，我们把红高梁当作恶作剧的自然屏障。常以割草挖菜为名，结伴到高粱地里玩。为逃避看坡员的耳目，在高粱地里烧豆子、焖地瓜、打乌霉吃。
高粱孕穗打苞时期有的穗上长乌霉，现在知道是一种黑穗病。乌霉有实乌霉花乌霉之分。实乌霉是高粱穗没分化前在旗叶下面穗苞里长的一种黑色锥形物，吃起来面而香。在那吃不饱饭的年代，饿了到高粱地里找几个实乌霉吃可以充饥。花乌霉是高粱穗分化后形成的黑穗，披散着好似女人的头发。吃起来弄得满嘴满脸都是灰。打乌霉吃队长是绝对禁止的，怕损坏高粱。最过分的事是那次在高粱地里教训小惯孩狗剩。
狗剩是他爹五十多岁才娶妻生的。晚来得子倍加娇惯宠爱。狗剩吃得好，长得胖，又不像我们那样整天割草挖菜，很有劲。他十多岁时后脑勺上还留着一撮老毛，手里拿一张小铁锨，牵着一条小黑狗满街遛。和小朋友玩耍时一沾不到便宜就打架。打不过的就唤狗咬，用小铁锨抡。村里有个乒乓球台，他不管去得早晚，一到必须先打，不让他打就躺在台子上耍赖。谁要得罪了他，他就给你糟蹋菜园。邻居家在菜园边栽上两行葵花，长得秆粗叶壮，到了秋天既不结盘也不开花，后来才明白是他家的孩子得罪了狗剩，狗剩用麦莛创造性给葵花打了心。他爹是村里有名的二杆子，有时狗剩打了别人，他爹也去找人家的不是。村里的小伙伴都想找机会教训他。放了秋假，几个小伙伴以打扑克为名，把他引诱到高粱地里。一进高粱地，大家一开动手用胡秸将他绑在高粱秆上。小伙伴们没有对他动手脚，只要他答应三个条件就放了他。第一，不再欺负人；第二，不再破坏别人家的菜园子；第三，在外面吵架不准回家对地爹说（包括今天的事。答应了就放了他，以后再不改，还像今天这样整他。狗剩一看天地无助，直到晌天才告了饶。这次恶作剧虽然手段上有点过，但对村民、对小伙伴们以及对狗剩本人以后的成长都有益处。
及至“文革”，学校停课，我便成了一名准社员，天天离不开高粱地了。
初春，高粱下种时，我给爷爷伯伯们牵牲口。他们扶着独脚耧，边望着天上鸣叫的斑鸠布鸽，一边念叨着邓旬顺口溜：咯打咯打耩胡秫，耩得地里冒步土（尘土），长得矮了，怕兔子踩了，长得高了，怕布鸽叼了。反映了他们对收成的担心。
那时候我不懂得他们喊牲口“里里啦啦”的意思，因牲口走歪，多次受到斥责和黄牛的蹄子踩，常把脚踩得少皮没毛的。心想，干什么都有诀窍，下庄稼地也有学问。
高粱播上种以后，要用磙子压实，防止风吹失墒，出苗不齐。队长就安排我和立春赶着小毛驴拉着石磙去压地。磙子呈鸡蛋形，两头尖尖，放在垅沟里，正好中间着地。四月天，牵着毛驴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刚下过种的暄地里走，又累又饿又困。我和立春就想了个歇人不歇驴的办法。脱下小褂蒙在毛驴头上，我俩分别坐在高粱地两头，把毛驴牵进垅沟里让它自己拉着磙子顺着垅沟往前走。走到地头再把它牵进另一个垅沟，让它拉着磙子顺着垅沟往回走。我们没想到驴的聪明程度一点也不比我们差。两头驴压了一个来回，发觉没人牵它，走到地中间就站住不走了。我和立春只得到地里牵着它走。有时不注意磙子掉在地里，毛驴也不停，看来，偷懒是每个动物的本性性。
我最烦的是挖小苗。当高粱长出两个叶的时候，就要用小镢开第一遍苗。黄黄的高粱苗和谷莠杂草一个颜色，有时分不清哪是菌哪是草。蹲在地里时间久丁，腰酸腿痛，心烦意乱，往往挖掉高粱酒留下谷莠杂草。队长检查时就质问我为什么留草不留苗，说当农民不仅要分清苗和草，还要分清邵是好苗壮苗，哪是弱苖坏苗。又说，庄户眼，赛夹剪，小苗一露头，就知道哪是乌霉杆。这对我来说，真是太难了。
后来，队长因为苗和草的理论遭到批判，说他只要资本主义的苗，不要社会主义的草，违背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指导思想。造反派把他绑在高粱秸上批斗，就像我们小孩子恶作剧一样。
秋热像老虎。秋天的高粱穗如满天彩霞，密密的高粱林里燃着一摊火。我光着膀子钻进高粱地里劈胡秫叶子，权当进了大蒸锅，闷得喘不过气来。高粱上的蚜虫、瓢虫、红蜘蛛落在满是汗水的头上身上，像一群爬动的虱子。高粱叶缘的毛刺，划在身上又痒又痛。那时饲草缺，高粱叶又是牲畜的上等饲草，社员们劈下来捆成捆晾干垛起来为牲口准备过冬的口粮。
劈了叶的高粱秸光溜溜的，直立挺拔傈一棵棵竹子。垂下的高粱穗酷似盖着红盖头的新媳妇，流苏摆动，姿态秀美，如同含羞待嫁。这是秋的本色，天赐的珍珠，大地的骄傲，汗水的结晶。
高粱收获是一桩又苦又累的活。男人们左手搂着高粱秸，右手握住镢头，弯腰弓背，砍一棵抱一棵。镢头不能深也不能浅，深了用力大带根，浅了茬高耕地时伤人的脚。砍满了抱傈放小孩一样轻轻地放在地上。一铺一铺的高粱秸把高粱地组合成一张用高粱勒成的大床。穿红戴绿的女人们手拿刻刀，把刻下的高粱穗放进麻袋里。
高粱是粗粮。在糠菜半年粮的年代，却成了细粮。生产队分了新高粱，农民们终于可以吃上顿饱饭啦。他们锅上贴着高粱饼子，锅下煮着高粱米或高粱粥。顿顿吃高粱，连尿都带着高粱酒味，大便全是红色。有俗话，东家种高粱，西邻不敢拉红屎。这笑话在生产队时期还真演绎过一出拉红屎的故事。
有一个叫陈高粱的社员，两口子拉扯着四个孩子过日子，不去偷孩子们就挨饿，他听说鸽子会偷粮食，就到集上买来两对布鸽，回家训练调教。队里的高粱一上场，他把饿了一天的布鸪放出去。家里放一个大盆舀滴水，鸽子们到场园田一口高粱粒就回家漱进盆里，一夜间四只鸽子偷了一大盆高粱粒。陈高粱认为这个办法谁也发觉不了，结果还是被搞“四合一”挖大粪的社员发现了挖大粪的见他家圈里拉的红屎，就报告了队长。队长把他叫去，问他队里没分高粱，你家哪来的红屎。陈高粱开始不承认，一吊到粱上就说了实话。
农耕时代，红高梁不仅是粮食作物，也是经济作物。高粱米是酿酒的上品。我们这里有个兰底镇，明清时期兰底高粱酒就远近闻名。历史上曾有过“一景芝（白干）一兰底（老烧）”之说。不知道莫言先生《红高粱》里写的那个酒厂是不是兰底酒厂。可惜后来因高粱原料不足，成本高而停产。现在仍有人愿意用茅台酒换兰底产的那种70度的高粱原液。
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穗去粒后，可以扎炊帚、笤帚，用来刷锅、扫炕、扫地。穗下的莛秆可以钉盖垫、扎盘子、穿算子。高粱秸用来勒屋箔，打箔帐，晒棉花瓜干等。高粱秸用水泡湿压碎，去瓤后刮出篾子，用来扎鸡笼、鸟笼、编席子、编折子。红黄两色的篾子编出的花红席是农家子女结婚必备的炕上用品。至今经营高粱制品的手艺人仍在乡间集上挣大钱。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随着农田条件的改善和粮食种植结构的改变，农民已经很少种高粱了，一片连一片的红高粱景观不见了，高粱除了做酒，食用的意义已经不大。即便现在起了战争，也不用在青纱帐里转来转去打游击了。
火焰般的红高粱是我记忆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它给中国传统农业增添了沧桑厚重的历史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