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去援藏，就知责任大。我初次到县委办，就大失所望：全办12个编制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同志。其中两人不识汉字藏文、3人正休产假。办公室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对此，我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扎实苦干。一上班，我就积极学习民族宗教政策、当地的风俗习惯，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较快地掌握了基本县情，并把自己的见解融于所写的县委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工作思路、奋斗目标和落实措施，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有效地指导了全县各项工作。
为使县委办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我果断引进内地办公室管理经验，挤时间制定了县委办一整套工作规范，打印成册，人手一份，经常督察，抓好落实，确保了县委办这架机器的高效运转，充分发挥了核心枢纽和“窗口”作用。
我在县委办主持工作期间，既要组织或参加各种会议，处理日常事务，还要撰写各种文件和材料，实在忙不过来，怎么办？我的办法是：工作时间统管全办工作，写点小型文件。中午下班后写上两小时，吃点饭就上班；下午下班后再写上3小时，然后吃饭睡觉，必要时，就写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双休日更是奋笔疾书。每年冬春，天寒多雪，手冻僵了没法写，就只好在宿舍里边生炉子边写材料，个中滋味难于言表。就是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我在聂共撰写各种文字材料100多万字，其中有十几份较大和重要材料在县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审定时，除了有关领导提出一点儿意见、稍作改动外，均一次性通过，受到了地委、行署有关领导的赞赏。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己干的分外工作很多，也很出色，发挥了多面手的作用。1995年深秋，多年没有收粮任务的聂拉木县分到了5万公斤粮食收购任务，真正收粮时，县级领导因学习、开会等原因，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我，收粮第一天，因收购价与市场价相差悬殊，群众不愿卖粮，遇此情况，我心急如焚，与一名藏族翻译奔波于粮店、各乡驻地，亲自找乡主要领导谈话，并向不愿卖粮的群众宣传法律，讲明道理，晓以利害，通过对各乡镇、村采取了不同的工作方法，全县很快出现了竞相卖粮的局面，一周时间就超额完成了粮食收购任务；是年冬，地区普法领导小组要到聂拉木县验收“二·五”普法成果，县里即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不辱使命，昼夜奋战，起草了检查验收方案、工作总结等系列材料，组织了200多名干部职工参加了法律知识考试，终使全县“二·五”普法顺利通过了上级验收；挤时间撰写了多篇通讯报道、论文和文学作品，先后被国家及省市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采用100多篇，其中《雪域风情录》被中国报道杂志社译成世界语对外发行，有3篇文章分别收入国家出版的3本书中，提高了聂拉木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为县人大、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撰写了许多领导讲话、典型发言、工作和生产汇报材料，为县里创先进、夺锦旗、受表扬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承担了给省、市赴藏慰问团、新闻采访团、山东援藏干部内部管理中心组、烟台市委、组织部所需各种材料的起草、整理、复印、邮寄任务；聂拉木县党校成立伊始，写备课笔记3万余字，为各乡镇各单位文秘人员授课，并主持了出题、监考、阅卷工作，起到了传帮带作用；加班加点为县里及有关单位书写了许多大牌子、标语和会标、奖状、锦旗、牌匾等，特别是1995年8月21日，没吃午餐，历时4个小时，头顶烈日刻写了“聂拉木希望中学”奠基石上的文字，节省费用数千元；1997年春天，通过亲友从烟台果树研究所求得优质苹果苗和接穗，万里迢迢带到聂拉木，次日不顾严重的高山反应，爬陡山、过森林，到樟木镇立新村栽培和嫁接，并向当地群众传授了果树如何管理等技术和经验，使烟台苹果落户西藏高原。
我想，既然进藏工作，就应当干出个样子来，干出个水平来，多干点儿工作累不坏人，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