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一直伴随着一股否定之风，这股否定之风，否定新中国成立后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否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否定的人们有时往往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口里津津乐道毛泽东同志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创立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然而，他们却根本不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公与私的革命和斗争中产生的这一最大的客观实际出发，去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性；他们也根本不了解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制度的危害性。却盲目崇拜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甚至蛊惑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其立场和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另有号称社会精英兼专家的人们，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却恰巧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唯物辩证法。他们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打着批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幌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情况不调查，不研究，不了解，却抓住新中国成立后3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前进中难以避免而又及时纠正的缺点和失误，大做文章。只看局部，不看全体；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攻击一点，否定全盘。把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描绘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完全割断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前30年和后30年的必然联系，似乎现今一切经济发展成果都是后30年从零开始的，真是荒谬之极！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歪曲和否定贻害无穷。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过了近80年的辉煌历程，一朝亡党亡国，土崩瓦解了。悲剧的发生虽众说纷纭，但总体上可以断定是和平演变的悲剧。如何演变，有一点也是可以断定的，即前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及戈尔巴乔夫等，一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所致。尤其赫鲁晓夫，当斯大林在世时，大肆吹捧斯大林，并肉麻地称斯大林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而在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二十大上，却又180°大转为，咒骂斯大林是凶手、独裁等，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混乱。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更加快了演变的步伐。提出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提倡民主化与公开性，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甚至十月革命。以至产生了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使苏联人民的思想极度混乱，多种社会矛盾总爆发，最终于1991年12月彻底解体。有人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原因，这个理由不成立。虽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模式，但在苏联解体前，在全世界的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相当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其先进科学技术很多方面领先于美国，况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所以，自斯大林逝世到苏联解体的38年历史来看，从否定苏共历史开始的和平演变分析其主要原因，似乎更客观，更合乎逻辑。从我们党和国家与苏联直接相处的亲身经历中，也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在赫鲁晓夫集团步入修正主义邪路的同时，断然改变了同兄弟党和国家的原有立场和态度。在我国，先是于1960年突然单方决定撤走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这一背信弃义的伎俩，是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格格不入的。后于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又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采取了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段，对我党进行有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真理，明辨是非，揭露赫鲁晓夫集团的真实面貌，从1963年至1965年的3年中，先后10次发表了10篇《评苏公中央的公开信》的反驳文章，震撼国内外。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批驳赫鲁晓夫之流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并倡导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等等。如此同时，鉴于赫鲁晓夫集团的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修防修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虽在党内外少数人中引起过不同反响，但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苏联亡党亡国的重大历史悲剧的发生，充分证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驳苏联修正主义是高瞻远瞩的英明举措，充分证实了防止和平演变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措施的远见卓识，更有力的佐证了苏联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和深层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屋建瓴、运筹帷幄，从新世纪初，提出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英明决策，随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2008《一二·一八》讲话中再次强调：“没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振聋发聩，寓意深长。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丰功伟绩和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的伟大成就；也有力的回击了否定之风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下面，我们用事实来见证胡锦涛同志英明正确的判断，回击否定之风，也澄清一些同志特别是现今年轻一代对前30年是非功过的困惑和迷茫。
新中国成立后30年社会主义生产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在艰难曲折中迅速发展。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时，面对的生产力是：粮食年产量2100亿斤，钢产量十几万吨，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飞机等制造业，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以及一把镰刀，一把锤头的汪洋大海般自给自足的小生产。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年起，生产力迅速发展。195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575亿元；1951年为684亿元；1952年为810亿元；1954年为1035.4亿元；1956年为1286亿元。（以上和下述数据均依据《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1957年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1388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84亿元，农业总产值604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钢535万吨，煤13100万吨，发电量193亿度；粮食19505万吨，棉花164万吨。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从1950年至1957年这7年间（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60年代中期即1966年，同196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一倍。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24%，工业总产值增长1.7倍，农用拖拉机增长5.4倍，化肥施用量增长6.8倍，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3倍，化学纤维增长370倍，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均成倍增长。重工业方面，钢产量增长2.4倍，原煤增长1.3倍，原油增长11.5倍。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大部分提前完成。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突出成就。高等学校毕业生增长1.2倍。国民收入增加，积累规模扩大，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1966至1970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6.2%～14.1%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2.2%，工业总产值超额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合成氨244.4万吨，化肥204.16万吨，水泥1533万吨，塑料18.7万吨，棉纺绽322万吨，化学纤维1.23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业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
70年代，1971—1975中央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2.5%，基本建设投资1300亿元，1975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6500亿斤，棉花6500万～7000万担，钢3000万吨。到1975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工农业总产值完成计划的101.7%，其中农业完成104.5%，工业完成100.6%。
197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并安排了第五个五年计划。“五五”计划提出后三年（1978—1980），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五五”计划执行的情况来看，1977至1987年间（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8.29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好水平。1977年工农业总值达到5055亿元，超过计划的4.4%，比上年增长10.4%，1978年社会总产值为6846亿元，比1977年增长12.3%，财政收入和支出连续两年大幅度增加，且收入略有节余。从以上数据可清楚的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事实。以30年中期的1975年为例，与1949年旧中国的主要产品粮、钢比较，15年间，粮食增加了2倍，钢增加了149倍，用突飞猛进说明发展速度并不为过。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列在统计范围内的重大经济建设指标，即农业的土地开垦和良田的改造，庞大的水利工程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事关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千秋万代稳产高产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宏伟庞大的工程建设，在当时我们面临的背景下，唯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合作化道路才能办得到，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是根本不可能的，它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现今每年的GDP中所占的分量，是很难以用数字表达清楚的。
根据水利部计划司1990年《四十年水利建设成就——水利统计资料》提供的情况：“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积占实际耕作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美国目前灌溉密度仅为13%）。同时还完成2.6亿亩的除涝和6200万亩盐碱地治理。其间共完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数百万座被民间称为水库的塘坝不在统计之列。总库容4000多亿立方米。人工河渠总延长300多万公里”。
根据水利部《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水利建设经济效益》提供的数据：“1949—1987年全国水利工程总投入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164.11亿元，劳动力折合投入1137.03亿元”。80年代是中国水利建设的低谷时期。水利建设投入占基本建设投入份额由1958—1975年的7.08%降低为2.7%；这么低的投入恐怕连工程维护都完不成，新建水利工程项目就更不可能了。因此，有理由认为：在1949年—1987年的2164.11亿元投入中，至少有1800亿左右是由1949—1979年这30年投入的。特别是1137.03亿元的劳动力投入，完全是人民公社靠生产队“计工分”完成的。
